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 ——邹韬奋专访胡适前后
胡适，1925年35岁 生日存照
邹韬奋致胡适信札 1927年11月10日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这个名字，知名度是很高的。后世读者无论是否熟悉其人其事，至少也是听闻过的。曾矗立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书店，一度曾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这里是读书人与爱书人的“朝圣”之地。
至于胡适的名号，稍稍了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读者，也大多知晓。然而，邹韬奋与胡适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否密切，又究竟有何事迹可圈可点，却似乎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注过。
究其原因，无非是胡适早年“暴得大名”，而邹韬奋则成名较晚，二人年龄上虽只相差四岁，可在生活境遇与事业路径上却差异颇大，看似没有太多的交集，也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可资探研的史料文献。
不过，作为知名记者的邹韬奋，与作为著名学者的胡适，曾经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专访，且此次专访内容还被大张旗鼓地发表在了邹氏主持的上海《生活》周刊之上。仅据笔者所见，这应当是目前所知的，二人交往中唯一一次有公共文献记载的事迹。
试想，在1920—1940年代，那个以结识、谈论胡适其人其思其动向为时尚的公共文化圈子里，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邹韬奋，在终于获见并专访其人之后，也应当是可以不无自得地向业界同仁侃一侃“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话语了罢。虽然，这不过是“韬奋”与“适之”的一面之缘而已。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致信胡适约定专访
1926年10月，邹韬奋开始主持上海《生活》周刊编辑工作，终于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并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此时的胡适，正在环游英美各国，忙着讲学与考察，直至1927年5月归国，迅即又在上海与徐志摩等人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7年11月10日，邹韬奋向当时暂寓上海的胡适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敬重之意，另一方面也表示希望对其进行一次专访。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
久切心仪，无缘识荆，至以为怅。为着《生活》周刊的事情，我很想和先生作几分钟的谈话。因知先生事忙，未敢冒昧。倘蒙见许，请告我一个时间。
《生活》周刊的读者好几次引起精神物质之争，我们要想把大著《我们对于西洋与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在《生活》里转载一下，以饷读者，未知能蒙许否。祝你康健。
邹恩润上
十六·十一·十
一通短札，既要约谈，还要约稿，邹韬奋对胡适的推重，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都不难看到，无论是出于个人思想立场上的契合，还是出于《生活》周刊办刊宗旨上的契合，主持刊物编辑未久的邹韬奋，对于专访胡适一事，都是既感兴奋激动，复又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早在邹氏致信胡适四个多月之前，《生活》周刊已经刊发过《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1927年6月26日），只不过，这是转发原载于《大陆报》的报道，还不是《生活》周刊的独家报道。即便如此，转载刊发之后，读者反响热烈，也一度引发热议。因此，邹氏致信胡适请求专访一事，若能实施，则将是《生活》周刊的首篇“独家”报道，此举对刊物本身的发展，自然是有着很好的推动力的。
1927年11月16日邹韬奋专访胡适撰发长文
1927年12月4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五期印发。这一期刊物头版，醒目地刊载着“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的标题。往后翻看，竟有足足三个整版的专访内容，且图文并茂，很是生动可观。受篇幅所限，仅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预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云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六九一二）一问。”我在十六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的指示怎样乘二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四十九号A”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湾到一个弄子里面去的。
……
怕新闻记者！
我谈话的时候，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小簿子，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胡先生看了笑着说道：“你不要做新闻记者的样子！我看见这种新闻记者的样子，心里有点害怕！”我也大笑答道：“你不要害怕，我今天是专为《生活》来看你先生的，所以把要问的话，略为备了一点‘大纲’；一则可以有些系统，二则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本刊的意见我先把本刊的宗旨告诉他，并说你先生曾经说过，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本刊是要少发空论，多叙述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要请你加以切实的批评与指导。胡先生说：“《生活》周刊，我每期都看的。选材很精，办得非常之好。”说到这里，更郑重的申明：“我向来对于出版物是不肯轻易恭维的，这是实在的话……我并听得许多人都称赏《生活》周刊。”
……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三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三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四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四天里面，连做三篇序，都很长，每日约三千字至六千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各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对于中国的观察
后问先生对于中国前途的观察，有何意见发表。他笑着说道：“我不谈政治。”我说撇开政治而谈社会，我觉得近年来我国社会在思想方面确有进步，你以为如何？他说：“近年来我国社会确有进步。只要有五年的和平，中国便大有可为。”
本分人物
我说各国在思想界总有一二中心人物，我希望胡先生在我国也做一位中心人物。他说：“我不要做大人物。”我进一步问他：“那末要做什么人物？”他说：“要做本分人物，极力发展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短处……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是真正的救国。”
努力
我这次费了胡先生三刻钟，承他临时替《生活》周刊写了一张古的新诗（即本期所刊墨迹），最后我问他讨了一张本身相片和一张家庭相片，兴辞而别。握别的时候，胡先生还说他很佩服《生活》周刊的努力精神。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晚十一时记。
这篇专访报道，有着近三千字的篇幅，但无十分明确的采访主题，更像是邹、胡二人初晤时的闲聊。整个专访过程，轻松适意，友好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中所附胡适肖像照片，应当是胡适本人比较喜爱的一张“标准照”。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12月17日，即胡适35岁生日当天所摄。当时，胡适赠送友朋的个人照片，多取用这一张。后来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在学校内刊纪念册上刊印的校长肖像照片，也选用了这张照片。直至十年之后，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编印《二十今人志》时，选取的胡适肖像照片，仍然还是这一张。
至于那一幅胡适手书的“古的新诗”，乃是初唐王梵志的诗；因其为禅僧，喜用白话作诗，正合胡适所推崇的“白话文学”旨趣。所以，胡适手书一幅赠刊，以示表彰“白话文学”之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首古诗，胡适生前非常喜爱，曾题写过多次，用于赠送友人。后来，胡适于1934年开始，发愿从中国古诗中选注“每天一首诗”，期望从中甄选出文词简明又品格高超的好诗。这项工作历时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多次增删，至1952年时选定了一百零五首（1960年在台湾修订完稿），而王梵志此诗，就列于首位。
专访之前：邹韬奋投稿无果 连连致信胡适催问
记得几年前，在某次拍卖会上，有一通邹氏致胡适信函上拍。若此函确为真品，那么，邹氏致胡适的通信，将从目前已知的两通，增加为三通。仅就拍卖图录所见，信件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底寄由先生转交世界丛书社拙译杜著稿件一束，至今两个多月了，未得一点消息。现寄上邮票十分，如该社不收此稿，请先生即为寄还。如先生并未收到，亦请写几个字告诉我。当时此稿是用挂号付寄，得信后可往邮局查询查的。如该社以为可用，也望示及，我便把全书寄上。总之，请先生明白见示，免我如陷五里雾中。
祝你健适。
邹恩润上 三月十日
据信文内容，约略可知邹氏曾委托胡适，向世界丛书社转交一部译稿，谋求出版。然而，两个多月之后，却没有收到出版社方面的任何消息。因此，邹氏致信胡适，希望能为之探知明确消息。邹氏在信中表示，若出版社不用其稿，请即寄还，还在信文之末粘贴了用于回邮的邮票两枚。
事实上，在此信发出约两周之前，邹氏早已致信胡适，同是为此译稿出版的事，催问过一次了。这一通写于2月28日的信札，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即为目前已知的邹氏致胡适两通信札之一。为便于考述，转录信文如下：
适之先生：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备世界丛书社採择。两月之久，未得该社覆示。未知收到否，甚以为念，特此来询，尚乞示及为感。此请
著安。
邹恩润上 二月廿八日
两通信文合在一起解读，当年邹氏投稿未果，连连致信胡适催问的情形，已经跃然纸上。那么，这两通信札究竟写于何时呢？
邹韬奋译述《民本主义与教育》之出版历程
首先，邹氏写于2月28日的信中，曾提及译稿名为《民治与教育》，3月10日的信中又提及“拙译杜著”云云，可知此“杜著”，即美国著名学者，胡适的大学导师杜威（John Dewy，1859—1952）所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此书乃杜威名著，1916年3月初版于美国纽约，早已被中国学界所关注。1919年杜威访华前后，此书更是被广为宣传，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纷纷撰文介绍或提及。不过，此时此书尚无中文全译本问世，对此书的中文译名也各不相同，译者也都各执己见。
譬如，1919年3月，陶行知率先在上海《时报·教育周刊》上撰发《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4月，胡适在北京《新教育》杂志上撰发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文中又将此书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Democracy”（民主主义）一词，自陶行知与胡适译为“平民主义”之后，得到国内学界所普遍认可。1922年9月，此书中文全译本问世，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即为《平民主义与教育》，一经出版，迅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俨然已为杜著中译之“定本”。
几乎与陶行知、胡适等人同时接触到杜威学说的邹韬奋，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之中，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评判眼光与严格的译介标准。早至1919年，已对《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有所了解的邹韬奋，即将原著的中文译名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发意要全部译出此书。在这里，邹氏将“Democracy”一词，直接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即五四运动期间的所谓“德先生”），而不采取“平民主义”的意译之法。
同年4月，《教育潮》杂志创刊号上刊发的《记杜威博士》一文中，亦将杜著中译名称定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与邹氏译名不谋而合。这一年，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邹韬奋，已译出此书前四章。1920年1月，邹韬奋将已译出的前四章，分别投至《新中国》杂志，并于该杂志同年1、4、7、8月各期发表。这一年，邹氏还致信陶行知，请其校阅译本。
1921年，全书初稿译毕，邹氏又将各章内容摘要，集为一篇论文，题为《民治与教育》，于同年12月15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之上。七年之后，1928年3月，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杜著中文全译本，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据考，邹译本更加系统全面，出版之后影响日渐扩大，逐渐替代了所有早期译介版本。
1929年10月，邹译本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度印行，1933年7月又被列入“大学丛书”三度印行；1947年5月还被列入“新中学文库”新版印行，至1949年已三版重印。从1920年代末初版以来，邹译本以其严格精准的译笔，获得了各界读者的一致认可，其影响力延续至1930、1940年代，终成新一代权威译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据上述邹氏中译杜著之历程简况，可知邹氏两度致信胡适的时间，可能为1922年二三月间。2月28日的那一通信中所称“上年十二月下旬由邮挂号寄上拙译《民治与教育》第一章”，正是邹氏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其摘译汇编的《民治与教育》一文之际。
遥思一个世纪之前，邹氏两度致信胡适，希望由其转致世界丛书社，出版其译本，可胡适是否复信，此事究竟如何处理，遍查《胡适日记》及今存书信中，均无记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由世界丛书社出版邹氏译本的企望，最终落空，否则不会再待到六年之后，才交付商务印书馆初版。
遗憾总是有的，但因一度出版未果而使邹译本“后出转精”，并随之成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公认通行译本，这对于邹氏个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