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新人啊，醒来吧！》的后人文主义启示
《新人啊，醒来吧！》是大江健三郎于1982年至1983年间相继创作并发表的7篇短篇小说之合集，也是大江文学中最具自传色彩的虚构作品之一。这些短篇虽以松散的时序和主题排布书中，叙事线索却呈现为交织错落的互文结构，看似琐碎的日常经由布莱克诗句相互勾联，逐渐浮现为渗透着国际政治、日本战后文化和边地神话的细密网络。7篇故事的篇名和章节中所引布莱克的诗句，均采自日本翻译家梅津济美所译《布莱克全集》。第一篇《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篇名来自布莱克的同名短诗集；第二篇《冰冷的婴儿从狂暴的空气中起身》与第三篇《在愤怒与绝望的呐喊中从无限的空间下落、下落》来自布莱克的长诗《伐拉，或四天神》；第四篇《跳蚤的幽灵》取自布莱克的同名雕版画；第五篇《灵魂如星般坠入踝骨》运用了布莱克长诗《弥尔顿》的叙事意象；第六篇《被枷锁囚禁的灵魂》引自布莱克的长诗《美国：一个预言》；终篇《新人啊，醒来吧！》则以布莱克的长诗《弥尔顿》中的诗句“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为题，由此回归了充盈光明和希望的愿景。布莱克这行诗句可直译为“奋起吧，新时代的年轻人！”，梅津济美的日译本则将其处理为“醒来吧，新时代的年轻人！”。大江基于英诗原文与日译本，将“新时代的年轻人”凝练为“新人”，以此为在危机中引领日本和世界走向和解的新一代青年赋名。
在这部小说集中，大江引以为灵感源泉的诗人威廉·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和雕版画家，这位诗人以其神秘主义意象和幻视的创作实践而著称，因其另类主张和充满神话色彩的作品，被叶芝等后辈诗人奉为幻视现实主义的先知。布莱克的神话叙事、想象力至上，以及幻视现实主义的风格，其后尽皆成为大江诸多文学想象的来源和原型。
大江文学对于布莱克叙事和想象的吸纳和改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虚构性误读，二是神话与身体地形学的重合，三是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幻视风格。（1）阶段以其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为代表，大江在该作品里描述了主人公鸟及其情人火见子对于布莱克诗歌的虚构性误读。第二阶段，可集中反映于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1979），该小说的神话叙事与布莱克的诗学宇宙观显而易见地形成了平行结构。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大江从故乡的边缘文化地理出发，构筑了“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时空统一体，并构想出以“破坏人”为象征的人类集体主体性。第三阶段即在本文所讨论的《新人啊，醒来吧！》里，大江首次全面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与布莱克在生活经验以及文学文本层面的多重互文性，这些细节与主人公的生活、写作经历交织，勾勒出“对个体生命而言具有决定性的预言”，（2）其在日本冷战语境下的（反）普世性启示。
纵观大江文学的整体脉络，不难发现大江与布莱克的互文，经历了从误读到宏大叙事，乃至生活幻视的巨大转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人啊，醒来吧！》正处于前述两种文学叙事转向的交汇点，这种转向不仅标志着大江文学开始由宏大史观转向家庭生活叙事，同时也展现出了由边缘风景向边缘身体挪移的特质。众所周知，家庭生活叙事是贯穿大江创作生涯的一条不可忽视的主线，为智障儿寻求生活定义这一持续数十年的母题，正是通过《新人啊，醒来吧！》的叙事得以确立的。从兼具私小说特征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到《静好的生活》（1990），乃至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2013），这位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以想象贯穿于现实与虚构、生活与文学文本、不同主体之间，以此切近并超越自我的集体性关怀，并以幻视现实主义的视角，对社会文化和国际地缘政治进行洞察和描摹。与此同时，《新人啊，醒来吧！》更是呈现出这位作家从故乡四国的神话地形学至都市残疾儿的身体地形学的叙事转变。如果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67）和《同时代的游戏》（1979），皆以肢体化的地形学表征了边缘与中心、历史与当下、乡村与城市间充满戏剧性的对峙，那么《新人啊，醒来吧！》则可视作大江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以边缘身体抗衡政治强权的叙事代表。完成这次重大转变的《新人啊，醒来吧！》尽管与文本外的现实生活极为贴近，而且飘逸着浓郁的自传色彩，然而在其诸多虚构线索中，与残疾儿共同生活的日常体验，在历史语境和文学前文本的细密脉络下，巧妙地交织于富有戏剧性的生活常态和政治现实之间。大江以自传文体娓娓道来，夹叙夹议地探索了个体生活经验和个人作品与时代的关联，入木三分地描绘了身为小说家的父亲与正处于青春期的智障儿子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在诗人布莱克的指引下，父亲试图通过文学想象“成为”儿子，儿子也在音乐实践中体悟着“成为”父亲，这对父子最终在儿子作曲和指挥的音乐剧里实现了一种互为彼此的交融关系，从而成功地消弭了个体间的界线。在与儿子这一边缘形象合为一体的过程中，叙述者从自己成长历程中对雨滴的执迷、《同时代的游戏》里凝缩在树冠水滴中的古老巨人等意象，以发散的想象力洞察这些关联，叙述了象征人类集体主体的“新人”之诞生。在文学隐喻以外，这则关于身份共融的亲子寓言，更是借助智障儿的神异感知和面对社会风波的极端脆弱性，令人信服地描摹出日本20世纪80年代繁荣景象下遗存的多种历史问题和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大江以非人类形象为隐喻，点破寓居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帝国主义“幽灵”，乃至现代化发展的线性逻辑，以及冷战格局里日美同盟所酝酿的核战阴云。他穿梭于微妙的政治生态、历史问题和技术危机之间，描绘出日本这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框架下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敌意。他以布莱克为先导，提出唯有以想象力来对抗当下的权力架构，对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直面日美殖民关系对人的主体性的扭曲。大江进而提出，只有不断地置换和颠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并主动将个体的主体性置于边缘人和世界的交汇之中，才能在共生关系里以全新且团结的宏大主体挑战旧有的个体生命等级秩序。正如彼得·奥托指出的，大江和布莱克都“试图通过逆转常规（norms）来颠覆生命政治——从单一到多元，从存在到生成”。（3）奥托在这里提及的“生成”，其实源于吉尔·德勒兹所倡导的主体的“生成/成为”(becoming)。在想象他者、突破个体边界和融入边缘的过程中，大江就这样不断示意着成为“新人”的阻障与可能性。
就此，本文将诠释在大江的文本中，布莱克的“新人”意象如何与日本战后社会政治以及边缘身体的主体性相互穿插，从而被重新定义并塑造为集体性和跨主体的存在。本文亦试图梳理“新人”所牵引出的人文主义批判和后人文主义思索，从浪漫主义时期的布莱克与人文主义的纠葛，至大江小说对布莱克及19世纪西欧语境的移植。本文还将结合日本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探讨大江对日本当代主体性的批评和超越性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厘清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批判语境下，大江在文学创作实践和社会批评中，如何与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诗画展开互文性叙事。
一 、大江健三郎的“新人观”与威廉·布莱克
前文曾提及大江以布莱克的诗画为底本，从布莱克《弥尔顿》中的“新时代的年轻人”塑造出“新人”形象，在这看似不经意的文字置换背后，实际蕴含了大江在危机四伏的当下，寄托于年轻人的主体性救赎理想。关于这一点，从大江写给年轻人的随笔集《致新人》中便可一见端倪。在终篇《唯有做“新人”》里，大江以肺腑之言陈述了写作此书的要义：“传达给读者们的最根本的信息……将它凝聚成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这些孩子和年轻人都要做‘新人’。”（4）大江还提及自己最初接触日语“新人”一词，其实是《圣经·以弗所书》日译本对英文“new man”和法文“l'homme nouveau”的日语直译“新らしい人”。在大江的理解中，《圣经》中的“新人”是通过基督受难向世人昭示重生的信念和意义的。
（基督）将对立的两个东西，通过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制造出一个“新人”来。这样一来，基督消除了敌意，达成了和解……我在脑海中所描述的“新人”，就是给这样尖锐对立的两个方面带来真正和解的人。而且，我想象他们是为了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建立和解的“新人（们）”而存在的人，并且不断将“新人（们）”的形象传递给自己的子孙，永不放弃希望……而这之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新人”而重生这件事。其本质是永远活着的“新人”这一形象。（5）
由此可见，大江的“新人观”正是建立在“新人”超越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之上。首先，基督复活的叙事和它所指涉的“死亡—重生”之结构，使得“新人”这一主体从“作为新人”与“成为新人”的意图和过程中获得意义，继而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寓言性，于是“新人”形象的实质被大江解释为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和接续的过程性主体；其次，“新人”作为象征，是大江在社会伦理层面的理想之呈现，它散发着“和解”的至善能量，具有逆转不公世态的意愿和决心；再次，大江认为“新人”是通过一代代年轻人不断接续的新生力量，相信年轻人自身孕育着无穷的可能性，是带来社会变化的行动者，当然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所在。大江将“新人”理解为这三层甚至更多内涵相互交织而成的结合体：重生的迷思、和解的意愿与决心、历史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代……这些超越个体的因子共同融合于“新人”形象的内涵中，支撑着“新人”这一“物质—话语”集合体“永远活着”，从而成为大江寄托人类希望的超验存在。
如上所述，在大江的作品中，由《圣经》日译的词源脱胎而来的“新人”概念，就这样与布莱克诗画作品原型的身体表现产生了重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布莱克作品及其“新人”想象对大江产生的影响谈起：大江借助小说主人公所做的自述，正是得益于多年研读布莱克作品而触发的重新定义“人”并重审人文主义复杂时代肌理的想法，这也正好契合了大江在晚年随笔集《读书人》中对自己与布莱克“宿命般的巧遇”（6）发出的慨叹。在布莱克作品和相关学术研究常伴案头的研读岁月里，大江不时惊异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与布莱克的生平及其充满政治意味的诗歌之间的暗合：
对我而言，布莱克的根本吸引力，不仅在于他所创立的独特的神话世界及其从基督教延展至密教的神秘主义，更是由于他将自己的生活与其时代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使之成为他的神话赖以发展的力量。他对这一过程的体悟驱使他穿透神话、超越现代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题，抵达一个超越时间的境界。于我而言，这源自同一成就的两个方面正是布莱克的魅力之所在。（7）
与此同时，布莱克对“人”的另类界定，超越了宗教教条的灵性体验与文艺想象，将神话式的幻视视野织入现实和政治，这一点亦契合了大江以“人”之新生为中心所构建的超验想象、生活现实与政治批判相穿插的宏阔寓言之特质，从而为大江的“新人”形象带来了诸多启示。
在布莱克独创的神话语境和宇宙论中，在象征性、宗教性和跨主体性的层面上，对“人”的这种界定显然有别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基督教对于人类个体的固有定义，当然也就蕴含了“新人”之意。我们不妨从其象征意味出发，来讨论布莱克的预言诗《伐拉，或四天神》和《耶路撒冷》中时常出现的“The Man”，即大写的“人”这一指称。在布莱克的神话叙事里，上古人类由于理性对生命力进行分化和类别化而走向衰败。在对基督教人类堕落观进行改写时，布莱克便准确指出，被分化和归类的生命力，最终会在审判日重新聚合，回归为大写的“人”。布莱克以此批判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性至上的分化归类思想对人性的禁锢，认为只有“人”由分化的个体复原为集体主体时，人类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这个在英文中大写的‘人’，并不是具体的个人或是人格神，而是人类或宇宙中人性力量的总和，布莱克也将其称为‘古人’（the Ancient Man）或‘阿尔比恩’（Albion）。‘阿尔比恩’为英国的古名，指英格兰人，但‘阿尔比恩’在布莱克的诗中却并不专指英国，而是泛指太古的人类，也是基督，即想象力的化身。”（8）
绝非巧合的是，这种将“人”作为集合主体的描述，亦出现在大江的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之中：被肢解的古代领袖“破坏人”沉眠于峡谷，等待着四散的肢体被集合后的复苏。通过对布莱克全面且深入的研读，大江这样诠释大写的“人”：
那是创造出世界的人，是让世界从自己的身体中产生出来的人。我曾经将这个Man翻译为人，这种翻译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他也应该被称为神，是那种永远的存在，因此也是不可能死亡的，目前却处于濒死状态，隐居在黑暗的山谷里，或想象着自己创造出的人们发动战争并进行破坏，或实际观看着这一切，并为此而感到哀伤。他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创造出的所有人全部返回到自己这里来，以便将他们重新塑造为好人而复活。诗歌里就是这么设定的。（9）
大江对“人”的诠释，显示了其对布莱克长诗《弥尔顿》的参考。布莱克所在时代的宗教伦理的顽固残余、推崇工具理性的技术膨胀、民间革命的风起云涌、殖民主义的野蛮扩张、产业化带来的人的物化与异化等，使得布莱克不得不质疑并重审“人”这个概念。他以诗歌表达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并呼吁革除宗教桎梏、解放人性。布莱克批判对理性的极端崇拜、西方中心主义
的合法化暴行、个体私利至上的伦理观、对弱势群体的他者化等，暴露出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论所派生的现代主体性的伦理劫难。
对大江极具启示意义的布莱克的人文主义批判，由其长诗《耶路撒冷》所提出的“不可胜数的同伴”这一意象为代表，将主体性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之解放，向自然万类广泛扩散，在与所谓的他者不断融合与重组的过程中，流动的跨主体性瓦解了标准化的“人”之定义。布莱克对于人类的定义，正是浪漫主义挑战启蒙主义对于人类普世主体性的一种前卫尝试。这位诗人更是在《塞尔书》和《耶路撒冷》中着意描绘了主体的扩散和交融，其前提正是认可生命普遍的脆弱性和可变异性，在与“不可胜数的同伴”的交互中，瓦解自我与非我、同类或异类在本体论上的界限，从而达到共生主体的崇高性。布莱克对主体的交叉性、过程性、可塑性和集体性的强调，批判了人文主义对“人”这一多元且变动不居的集体身份的暴力切割。毫无疑问，这也是大江所引用的布莱克诗句中“新人”的本质所在。“新人”即“新时代的年轻人”，其主体性在觉醒中重获新生。大江以此为据，从人文主义的西方语境，乃至其在日本社会的延伸，以“新人”的构想，提出了超越这一固化模式的非传统、非西方范式的可能性和伦理依据。
二 、“新人”的后人文主义启示
就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概念而言，大江在20世纪80年代向“新人”主体的回归，即体现出其早年对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吸纳。人文主义在中文里也译为人类主义或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源自希腊语，最早作为术语出现在19世纪，是德国学者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对于德国高等学校人文教育制度的概括，以此定义欧洲中世纪以来人文学科对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文学、文化、人物和历史的研究。（10）欧洲自现代以降，人文主义一词通过德国知识界的传播与梳理，被嵌入研究古典和现代关系的话语体系中，表征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对世界和人类的“发现”，以及个人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一主题，以探索人类自身的思考如何作为一种普世的能动存在。也可以说，人文主义是西方视角下以“人”，即以达·芬奇名画中的维特鲁威人为表征的欧洲白人男性主体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普世性范式。（11）正是这种以人类个体为中心来思考世界和他者的视角，驱动了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以理性祛除宗教观念中迷信和超自然世界观的意图。这一原则成为西方19世纪以来个体解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却也策动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不对等的全球化进程。西方社会基于地缘和文化的差异性，对于他者世界、人种和民族，不断进行着非人化处理。
若从启蒙精神的人文主义脉络在日本战后传播的语境来看，大江对于人文主义的接受和吸纳，主要源于大学时期师从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教授的经历。如同大江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讲时表明的那样，他曾跟随渡边学习《巨人传》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著作，更是从中接受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洗礼。其实早在师从渡边一夫之前的高中时期，大江就研读了渡边撰写的《法国 文艺复兴断章》，并为之振奋。在这个篇幅不长的小册子里，渡边通过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9个人物小传，透彻剖析了在解放和激昂的表象下，文艺复兴的本质实为暗潮汹涌的宗教战争，其秉承异端精神、怀疑主义和自由选择的传统，呼吁以人文主义带来人性救赎。（12）边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可谓日本战后传扬西方现代文艺精神的先声。在《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2007）和《读书人》（2011）等长篇随笔中，大江曾多次谈及在渡边的影响下，他如何于创作实践中理解人文主义文学的要义。从他的体悟中不难看出，巴赫金借助文艺复兴时期经典作品《巨人传》对广场狂欢化所做的研究，屡屡成为大江于《饲育》和《同时代的游戏》等作品中塑造小说人物和进行文学叙事的重要来源之一。巴赫金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这一模式中，自我癫狂地实践着自由表达的意志，对秩序的悖逆甚至冲破了特定狂欢时空体的限定。具体到大江的《愁容童子》等晚期小说，则更多地演化为在抗争中发狂而最终失败的、具有堂吉诃德色彩的悲剧性人物：
著名作家长江古义人带着长子阿亮和美国知识女性罗兹回到故乡，“希望具有方向性地探究步入老境后的人们所面临的生与死的问题”，并重新审视在故乡广为流传却少有官方记载的“童子”故事，却遭受到来自各方面——死而不僵的国家主义团体、根深蒂固的神社、甚嚣尘上的财阀、与古义人同时代的转向知识人、象征强势文化和话语暴力的当地报纸……的敌意。但文本内的古义人一如那位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因而也就只能照例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最终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为这个如此伤害了他的世界进行祈祷……（13）
引文里的“长江古义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文本外的作家大江在文本内的分身。类似悲剧同样发生于前文本《新人啊，醒来吧！》。这部小说中揭露了冲绳集体自杀事件、倡导社会福利与平等的M先生，作为屡屡受挫的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最终在酗酒之夜走向了葬身于失火寓所的悲剧宿命。相较之下，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潮下，大江更早期作品中个体意志忤逆社会架构的叙事，多嵌套于对国民性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批判以天皇制为中心的社会伦理主体和日美半殖民体系管制下的战后日本主体性。仍然以《新人啊，醒来吧！》为例，人文主义的影响更具体地表现为从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曲折处境中，为苦难中的生命寻找个体定义和希望所向的主题。这也是大江基于欧洲“人类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范式，重新反思“人”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的阶段。这一充满反思和批判的创作过程，逐渐显现出后人文主义或后人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本文将于下文加以探讨。
借由“新人”的文学想象和哲学思索，《新人啊，醒来吧！》一扫以往作品中苦闷的存在主义基调，在日常创伤和社会危机的层层阴霾中，大江传达着面向未来的明快豁然的愿景。因此，相比此前大江在人文主义基础上塑造的螳臂当车的悲剧式人物，《新人啊，醒来吧！》显然在借助布莱克对重构人之主体的昂扬诗情，发出以往小说叙事中罕有的充盈着信心的新声。
另一方面，布莱克作为重审西方人文主义多面性的先知，对主体性问题的超前洞察，在两百年后的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中，重新成为后人文主义（或后人类主义）哲学批判的焦点。下文即从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观照大江以布莱克另类人文主义形象为先导的文学形象，继而解析其所隐含的后人文主义反思。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后人文主义批判话语中，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语境来看，布莱克的另类人文主义正是在人类中心的时代所发出的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化的批判之声的先河。这里所说的后人文主义议题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在《词与物》一书中，米歇尔·福柯就曾对“人”作为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进行解构，并宣判了“人之死”。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则提出“非人”（inhuman）的概念，批判人文主义对“人”之定义的局限性和对主体多元性的单一化。正如后人文主义学者罗西·布蕾依多蒂在其《后人类》一书中所做的归纳，后人文主义的批判皆源自充满复杂性和多重面相的人文主义遗产。也就是说，有多少种人文主义，就有多少种后人文主义。这也与雅克·德里达所表述的“马克思幽灵的复数形式”不谋而合——从解构文本的语言学焦点转向对身体和实体化的关注，在这一西方哲学脉络的转向中，人文主义的幽灵和后人文主义的批判声亦以复数形式浮现。总而言之，后人文主义批判视野下的人类不再是二元论中的万物中心，而是物质和信息等非人类媒介不断交汇的聚合态单元，亦是与世界中其他事物不断交叉与化合的流动性游牧主体。在布莱克发出先知呼声百余年后，西方后人文主义理论继续质疑和批判人文主义的普世性，“人”的多义性在后殖民和后性别时代中更为凸显。显然，大江承续了布莱克的这一诗学批判路径，以生活寓言诗的形式，将主体性视为集体的和流动的存在，重审现代化进程对主体的强行区分，并使主体性的裂痕在区隔深刻的二元对立之下，重新产生弥合、蔓延和交融的可能性。
三、成为“新人”
在布莱克这种另类的浪漫主义诗学和西方后现代主体性批判的双重语境下，《新人啊，醒来吧！》成为凸显这一主体性之观察的极佳样本。大江将布莱克诗句嵌入日常生活叙事，从作家的生活出发，在试图弥合其与智障儿看似不可跨越之认知鸿沟的尝试中，不断生发出超越国民性批判的、对人类乃至全球整体主体大融合的想象。布莱克的后人文主义先声和诗歌意象，便成为大江由亲密的家庭关系切入社会政治和宇宙论命题的工具。在此，下文将以小说里与布莱克互文的“新人”形象之变形为线索，探讨大江小说中人类主体之外的非人形象如何被赋予后人文主义的意义。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大江在这部小说集里着重引用布莱克诗歌中的非人意象和人的诸种变形，这一点最为集中地体现于《跳蚤的幽灵》。在该文本中，大江借用了布莱克在幻视中看到的恐怖的“跳蚤的幽灵”——这种怪诞形象杂糅着人的头部特征和直立的躯干，口中却伸出跳蚤渴望血腥的长舌。这一幻视形象被布莱克赋予生动的视觉画面，跳蚤的全身及胸部肖像经常出现于布莱克的艺术作品之中，体现了布莱克惯以人类形态赋予非人事物的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不仅表现于杂糅人类与动物特征的形象中，布莱克也惯于将抽象事物具象化，甚至人类化，比如对瘟疫、理性和死亡等事物的拟生化描绘。所谓跳蚤幽灵的人类化，便是人类躯干、跳蚤头颅和吸血鬼阴暗嗜血特性的怪诞组合。布莱克的好友约翰·瓦里（John Varley）就曾如是描述：在布莱克的幻视中，跳蚤的幽灵曾向诗人讲述自己的身世，告诉他，“所有的跳蚤都被此类人的灵魂附体，他们天生就出于嗜血本能而充满贪念”。（14）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布莱克诗画中跳蚤的幽灵其实正是人类贪欲和恶念的化身。
在《新人啊，醒来吧！》第四篇《跳蚤的幽灵》里，布莱克的跳蚤形象直接被大江所引用，成为日本社会历史语境中非人怪物的符号，并延展为日本当代文化政治生态的隐喻。显然，大江是在以跳蚤表达“新人”所诞生的环境中，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纠缠不休的阴魂。在该小说里，“我”与美国留学生讨论作家三岛由纪夫（小说里以三岛姓氏的首字母M表示）时，从未见过三岛的智障儿却突然插话，“‘他很矮！差不多这个大小。’说着手掌压下，停留在地板上十英寸的位置，打量着手掌下的部分，好像在观察触手可及的细部”。（15）作者的智障儿对三岛由纪夫的印象，停留在三岛于1970年11月25日占领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部并破腹自杀后被砍下的头颅的高度上。大江以此类比三岛自杀时被砍下的头颅通过媒体影像周而复始地传播，给智障儿带来的创伤性感受。同时，三岛的自杀作为充满戏剧性的表演，其所呈现的恐怖离奇的身体观感，恰恰类同于布莱克版画中怪物的头颅给人们带来的阴森感觉。大江认为，三岛的头颅与跳蚤的幽灵散发出同样的怪诞恐怖之感，寓意着自杀的三岛在帝国主义幽灵的缠绕中，其身体所发生的毁灭性的非人化变形。三岛的头颅成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非人化的身体符号，这一历史的幽灵在媒体传播过程中，持续地对未来一代产生巨大影响。在作品中，大江借主人公之口如此评述道：三岛的自杀“对人身体细节的聚焦，依附于帝国主义宇宙观这一背景架构”，（16）不过对于观者而言，“帝国主义的精魂早已凝聚于三岛体内，最终却以死亡的形式，宣告了其走向不可实现之命运的巨大失败”。（17）因此，三岛事件所呈现的将武士道投射于现代社会政治的历史冲击力也终将消散，不过这一媒体影像却阴魂不散地不断再生于未来。在大江的叙事里，现代主体性、武士道精神，以及脱离美国控制的天皇复辟梦，在矛盾的旋涡中将三岛扭曲成了一个怪物，使他以死亡的肉体和扭曲的非人化表演，最终汇入了帝国主义吞噬性的幽灵主体中。对于大江来说，这个事件和现象已然成为日本战后文化的一种症候和象征。借助布莱克混淆人和非人界限的幻视想象，在大江的文本里，帝国主义夹带着复古国家主义和现代性的复杂面相，不断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精神进行着角力；这些自身充斥着极大吊诡色彩的“人类化”话语，以其分裂所带来的非人的主体扭曲，凝固在了三岛头颅所呈现的日本战后非人精神困境的隐喻里：人与怪物、思想与亡灵、历史与现实等扭搅成一种超越人类固有概念的荒诞杂交体，日本战后文化就这样以后人类式的非人符号出现在大江的视野中。与此同时，智障儿面对这一惊悚创伤的自我慰藉，以及将其化为个体想象产物的过程，则预示着始自边缘的想象超越这一战后精神创伤的可能性，以“创造力”为基点，投射出“新人”从压抑性的历史现实中脱身而出并面向未来的可能。
此外，大江不仅以布莱克的非人类意象类比和隐喻传统与当代文化中的非人化精神面相，同时，在中心话语的另一侧，其作品还预示着被压抑的非人化的过程中，个体能够通过对人类差别性、多样性和脆弱性的体认，以想象力破除非人化体制对于人的束缚，从而成长为另类的自由主体——“新人”——的潜能。在小说集切中内核的《灵魂如星般坠入踝骨》这一篇中，大江通过一出残障儿童的音乐剧掀起了全书的高潮。在残障儿童共同出演的反战音乐剧《格列弗的大脚》中，“我”的智障儿在纸制的巨型格列弗大脚道具背后进行指挥，其身影宛若融入大脚所象征的巨人的身体之内，亦如置身于巨树的根部。在该小说开头一章中，这位作家就描绘了青春期的儿子通过“脚”这一身体边缘来与父亲沟通的故事：父子冲突之下，儿子通过抚慰父亲痛风发作的病脚，来缓解二人的紧张关系，最终达成和解。大江如此写道：
“我要给义耀（儿子乳名）一个关于脚的定义”，我对妻子说。这是打开我们之间渠道、使我们握手言和的一天。问题是，我承诺过要为儿子定义世上的一切，而迄今为止，“脚”是我所能想出的唯一明确定义，而这甚至都不算是我的成果，而是痛风的功劳。（18）
在为儿子定义整个世界的终身事业里，“脚”作为一个跨主体的具象，是儿子从身体边缘的非我，走向与处于中心的作者和解的象征，也是整部小说关于世界中的所有关系结构的定义之中心。
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集里，大江多次提及“我”要为儿子和这个世界上的残障儿童书写一部关于人生的“定义”，然而其对于生活的“定义”却自始至终未被破析，而是穿插于布莱克的诗歌和故事主线的呼应之中，以迂回或“游牧”的方式，展现了开放式的启示。这一始自《新人啊，醒来吧！》的书写人与社会“定义”的意图，一直延续到大江在2006年4月至2012年3月间连载于《朝日新闻》的随笔集成《定义集》。依然是向智障儿娓娓道来世情原委的口吻，大江的叙述贯穿了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日本社会、历史和政治问题的严肃观察和深入思考。通过对“定义”的追问，这位作家不断回归布莱克的物象在其生活中的屡屡复现和微妙变形。以脚为轴点，大江为儿子定义了周遭万物，其中便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和人的死亡等问题。同样，在小说里，大江借用了布莱克长诗《弥尔顿》中与脚相关的一节：弥尔顿的灵魂坠入诗人布莱克的脚踝，在附身于布莱克身体期间，向世界传达带来救赎的渴望，这一点从大江对布莱克长诗《弥尔顿》的引用可以印证：
继而我见他立于穹顶，化作流星，
竖直陨落，迅捷如燕，
直击我的左脚踝骨，汇入我身，
我的左脚处却升起一团乌云，散及整个欧洲。
在大江的这段引述中，布莱克描绘了以弥尔顿为象征的诗和想象的精神附于其身的景象，然而在布莱克左脚的另一处，整个欧洲“却升起一团乌云”。这当然绝非偶然，这里的景象和隐喻正与大江小说里的儿子栖于巨脚道具中的戏剧性桥段相重合：在音乐剧中，儿子将格列弗的巨脚道具想象为父亲痛风的脚，而脚和树根恰好是频繁出现于大江小说里的故乡传说中灵魂再生容器的隐喻。与弥尔顿附着于布莱克的脚踝相对应，儿子寓居于父亲的脚踵，二者的灵魂重合叠加，共同面对以布莱克诗画中的乌云为隐喻的现实核战争阴云。
随同布莱克的诗歌意象，大江将与诗人同时期的欧洲语境一并植入冷战时期日本的核进程现实中——核爆创伤依旧惨痛淋漓，然而在战后的“后核”时代里，保有“潜在核威慑力”却始终是日本政府不变甚至优先的政策选项，核战争的阴云时时萦绕在日本社会之中，“日本诸多政治家之所以违背民意、居心叵测地坚持紧握‘潜在核威慑力’‘这柄致命的双刃剑’，也只是日本政府既定核政策的延续而已”。（19）文本中脚踝的这种隐喻，正与布莱克所描绘的从诗人脚踝升起的那团乌云相互交织。这一携卷布莱克诗歌、四国民俗传说、父子关系，乃至日本计划实行核武装的多层复杂隐喻，如同全书的风暴之眼，在历史、神话、政治和家庭的湍流中，以超越主体的关联性，勾联着看似截然无关的领域：以边缘部位的肢体和边缘身体地形学为架构，透过灵魂转世于“自己的树”这一民间神话叙事、格列弗在小人国平息战事的大脚、充当父子间和解道具的痛风病脚、弥尔顿坠入的布莱克的脚踝……大江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展现出以家庭为纽带的主体性关联，这也正是大江在反思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将怜爱弱子之心推及整个人类的普世之爱这一充满真情的主体关系。这一以东亚儒家伦理关系为底色的质朴人伦情怀，通过以家庭伦理为支柱的社会群体关系，借助边缘神话和先知性叙事，以父子关系的推延和对弱者的关怀，强化了将一切弱势和边缘群体视同己出的想象。这也正是大江从全球冷战和日本战后的语境出发，在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西方主体性思考中，融入了根植于东亚家庭伦理与集体观的存在论注脚，并从中影射了打破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个体与集体之界限的后人文主义关怀。
注释：
（1）（8）见许若文：《从W.布莱克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看大江的“小说地形学”》，《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
（2）〔日〕大江健三郎：《新人啊，醒来吧！》，第43页，东京，讲谈社，1986。引文日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
（3）Peter Otto, “Rouse Up O Young Men of the New Age!”: Ōe Kenzaburō and William Blake on Bodies, Bio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British Romanticism in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p.362. 引文英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
（4）（5）〔日〕大江健三郎：《唯有做“新人”》，《致新人》，第153、154-156页，竺家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6）（9）〔日〕大江健三郎：《读书人》，第89、89-90页，许金龙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7）（15）—（18）〔日〕大江健三郎：《新人啊，醒来吧！》，第210、106、108、110、23页，东京，讲谈社，1986。
（10）Tony Davis, Huma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0.
（11）见〔意大利〕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第18、20页，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2）见〔日〕渡边一夫：《法国 文艺复兴断章》，东京，岩波书店，1950。
（13）许金龙：《森林中的孤独骑士》，《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9期。
（14）Julian Jaynes, The Ghost of a Flea: Visions of William Blake, Reflections on the Dawn of Consciousness, NV: Julian Jaynes Society, 2008, p.72.
（19）许金龙：《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传记文学》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