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艾平在呼伦贝尔土生土长六十余年，她几乎把自己活成了草原和森林里的一根草、一棵树、一只鸟，在她眼里只有两种颜色：绿野和白雪。艾平始终眷恋呼伦贝尔最重要的原因是书写呼伦贝尔，最终成就了她的自然文学写作。她不喜欢浮光掠影地在草原森林里一走而过，为了寻找和自然万物之间的语言，有时候要花费一两年时间，反反复复地观察，比如为了了解黑嘴松鸡的习性，她在寒冷的森林里守候了一夜。艾平笔下的人物与众不同，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还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艾平说：“自然文学创作的着眼点，应该将大自然的魂魄和人类的精神追求、挣扎联系起来，去发现辨识我们前所未见的生态世界。”

1 书写呼伦贝尔是我始终眷恋呼伦贝尔最重要的原因。

青年报：“艾平”是你的笔名还是原名？

艾平：“艾平”是我的笔名。这个笔名，不像很多作家那样几经思考，最终找到了能够体现自己的人生理念或者文学追求，抑或体现故土之根的字词。它是当初在《绿野》做编辑时，为了简化笔画，就找了实名“爱萍”的两个同音字以应付工作需要。也曾经想过起个美一点、诗意一点的笔名，谁知道慢慢地改不过来了。

青年报：你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请从文学的角度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我们一说呼伦贝尔，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辽阔的大草原，你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是文学观，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这个地方对你的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

艾平：我在呼伦贝尔土生土长了六十余年。呼伦贝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北部，东邻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纵贯呼伦贝尔七百余公里，岭西是八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岭东现今已经变成了农耕平原。大兴安岭群山逶迤，林海茫茫，呼伦贝尔草原一望无际，绿野绝尘，在这偌大的风景中，有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额尔古纳河在呼伦贝尔最北部的恩和哈达汇入黑龙江，直至入海。这里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春天总是让人盼得心焦，秋天几乎一闪而过，一夜之间万树凋零。我对家乡的记忆只有两种颜色，除了绿野，就是白雪。因为遥远和寒冷，这里基本保留着原初的洁净生态。

生态决定了这里的历史。正如翦伯赞所说，“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

今天的呼伦贝尔依然多姿多彩。这里生活着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保持着游牧文化、狩猎文化、农耕文化传统，多元的文化互相融合，又和现代生活反复撞击，从而不停地升华，让这片底蕴深厚的土地充满魅力。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博物馆”和“文化大观园”中的写作者。

曾经有人希望我用简单的语言，概括一下这片土地的文化内涵，我想了想，想到了“天人合一”四个字。游牧和狩猎，都是需要顺其自然的，游牧民族知道草原植被是生命的母体，绝不肯为了多养牲畜而践踏啃食草原；狩猎民族懂得森林是庇佑万物的家园，所以不会随意砍树，也不会打杀怀孕的母兽和动物幼崽。如果没有草和野兽还有我们吗？这是本地文化中永恒的课题。

青年报：呼伦贝尔虽然很美，毕竟还是偏僻了一点，不像大城市那般发达，思想文化也比较多元。你一直留在呼伦贝尔，主要原因是什么？你早已经是著名的散文家了，应该有很多离开的机会吧？

艾平：说起我对呼伦贝尔的眷恋，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食物、温度和生态。我是吃牛羊肉、喝牛奶长大的。肉是那种每天在草原上吃天然牧草的牛羊的肉，奶是每天看着邻居大娘从牛的乳房里挤出来的鲜奶。除此以外，地产的褐麦馒头和高粱米饭，是我的主食。呼伦贝尔蔬菜短缺，一年只有在七、八、九三个月可以见到黄瓜和西红柿，对维生素的吸纳，几乎全部来自于野菜，柳蒿芽、金针菜、螫麻子、榆树钱等。当然胃肠记忆只是我眷恋呼伦贝尔的理由之一，而书写呼伦贝尔才是我始终眷恋呼伦贝尔最重要的原因。

我骨子里并没有天然的文学慧根，但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至今刻骨铭心，不可磨灭。如果说家乡的风物和父母的爱，决定了我的气质和性格，那么少年时代老师的指点使我在懵懂中有些开悟。正是因为想写点什么，让我自觉地开始了对这片土地的思索，并决心为之深情歌唱。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鸿雁》杂志社工作，一年半后我一意孤行地回到了呼伦贝尔。当时有人劝我留下，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写东西，还是在草原好。”后来想想，我的行为在很多人眼睛里就是发傻。但是我至今无怨无悔，在后来的岁月里，又不止一次地放弃了离开故乡的机会。

的确，呼伦贝尔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我在这里找到了人与自然应有的关系。我喜欢上了那些带着岁月包浆却坚定地伸出手来抓住时尚生活，同时拼尽一己之力保护生态的老牧人；我也认识了很多曾经在都市的繁华里闯荡过，最后发现回到草原才可以找到安心立命之本的青年，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可以迅速地在古老的土地上，依靠信息、科技、市场的要素创造有活力的生活；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是最后的伐木人、最后的猎人、一个看起来与常人没有什么异样的萨满、各种类型的摄影家和歌者、做马鞍子的工匠、开包子铺的布里亚特姐姐、被牧民养大的上海孤儿，等等。我借助地理和历史，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这人物的来龙去脉，可以立马知道他们与众不同的闪光之处，这难道不是文学的富矿吗，不是我守候在呼伦贝尔的最大理由吗？

青年报：我们特别向往骑着马、赶着牛羊，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飞奔。你会骑马吗？马对于草原人意味着什么？

艾平：在那些安静幸福的时光里，父亲经常带我去草原上的牧民家做客。骑马是牧民家孩子的基本生存技能，他们曾经带上我，我也不知道害怕，稀里糊涂地就走了很远，倒是长大了以后，胆子却小了起来。现在马已经不能算作牧区的生产工具了，牧民养马一般是一种精神寄托，还可以优选优育那达慕赛马，为旅游业服务。

青年报：你最近一次出版的散文集是《隐于辽阔的时光》，第一篇是《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讲述了老祖母带着“我”，学习套马、养牛、做勇敢的男人，尤其是如何给小羊羔接生……请问，你毕竟是女性，这里的“我”是你吗？

艾平：我在草原听过许多人讲故事，讲述中都带着讲述者原本的生命气息，其语言相当鲜明生动，不可转述。一经转述，难免带着笔者的腔调，就失去了原初的韵味。所以，从中篇散文《呼伦贝尔之殇》开始，我就让文中跟着姥爷在林缘草原行走的外孙，也就是讲述者自己出场说话，因为我不想舍弃只有他才能说出来的那种自然天成的语言，特别是一些细节，用笔者的语气一描写，立刻变得呆板起来。《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是中篇散文《额嬷格》的一个片段，我选择了让给我讲自己老祖母故事的那个牧区青年，带着自己的气息出来讲述。

2 草原和森林让我认知的，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暖。

青年报：这篇作品还有一个情节，“我”遇到一只狼，操起套马杆准备捕杀的时候，被老祖母阻止。最后，老祖母还救了这只狼和它刚刚生出来的狼崽。你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我的人物身上、血液中、气质里，都带着草原的风、森林的雪，他们的敬天爱人、善良智慧，都是草原和森林给予的。”爱和温暖，或者是善意，对于你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艾平：草原和森林让我认知的，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温暖，而是人类应该怎样去理解万事万物，为什么要敬畏大自然。我的文学视野，并没有拘泥于人依靠自然而活着这个意义点位，而是关注了草原森林母体中的诸多生命的自由、挣扎、博弈、互为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状态，从而在大自然的演替中轮回。人只是其中之一，我笔下的人物是草原森林塑造出来的，他们的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来于自然，甚至是直接向动物学习来的，比如对草药的使用，比如学会吃韭菜花，比如接骨方式等。他们的情感世界，不是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真善美，我作品的某些独特性也正是对这些内容作了展现。呼伦贝尔大地是我的创作扎根的土壤，也是我永远读不完的浩瀚之书，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一页一页阅读这本书，越读越想读，越读越能发现自己的肤浅。

青年报：《隐于辽阔的时光》还收入了一篇题为《上海的绸缎，草原的香开》的散文，文中介绍：在蒙古语中，白头巾原来叫陶拉盖恩包勒特，后来改为香开。原因是绸缎从上海传入牧区时，牧民的汉语发音不标准，把“上海”念成了“香开”。一传十，十传百，“香开”便成了绫罗绸缎的代名词。生活在呼伦贝尔的每一个民族应该都有不同的语言，你认为方言或者民族语言，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艾平：当然有影响。因为呼伦贝尔是贴近自然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的语言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我曾经听见一位敖鲁古雅老人在孙女的婚礼上这样嘱咐孙女：“不要忘记林子的味道……”牧民说话总是习惯于使用身边的生灵做比喻，他们往往自然而然地使用排比句，而且富于音乐般的节奏感。例如《额嬷格》一文中大额吉这样说：“人在小的时候就应该像羊羔那么温顺；长大了就要像骏马那样驰骋；人要是遇到了相爱的伴侣，就应该像乌兰泡的天鹅那样形影相随；人要是有了孩子，就应该像母牛那样献出最后一滴乳汁；人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应该像骨瘦毛长的老狼，去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慌不忙地等待长生天叫你的名字……”这种语言，在草原和森林里讲毫无违和感。所以一旦书写草原和森林，我就会竭力剔除知识分子腔调，将多年积累的生动、睿智的民间语言，体现在我的文本中。

青年报：《隐于辽阔的时光》的封面上有一段话：“我听到的是一种绝尘的安静，而你听到了风在林子里休息的声音，一群松鸡为爱情跳舞的声音，一头驼鹿咀嚼树枝的声音……”你散文的特点是语言优美，你认为语言对于文学，尤其是散文其价值是什么？语言和思想性，哪个更重要一些？

艾平：我认为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没有珍珠般熠熠生辉的语言，怎么能有美的意境。正如当年汪曾祺老先生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语言不好的好小说，也没有语言好的差小说。同样，语言是散文的魂，它不是装载思想的篮子，而是思想的温度和锐度。我多年来一直很在意语言的磨炼，常常一句话琢磨好几天，这可能与早期写诗有关。我认为好的语言是情感、生动、诗意浑然一体的产物。我追求语感，而不是词汇，写作者一经将素材纳入自身的情怀，冥冥之中便会进入意境，写作中会自然而然地沿着既定的语感势能运化，美好的语言往往产生在规定情境之中。

青年报：我们再谈谈你的另一本代表作《草原生灵笔记》，这本书观察记录了草原动物的生长、发育、繁衍，以及和人类的和谐相处，涉及喜鹊、狐狸、驼鹿、蓑羽鹤等动物。为了观察黑嘴松鸡的习性，你曾经在森林里守了一夜。你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的，还是有了这种生活积累才去写作的？

艾平：当然是有了生活积累才去写作的。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让人回味的细节。例如老祖母和母狼一起叫，引来狼群救走母狼和它刚刚分娩的狼崽；例如蚂蚁用砂石路上的砂石粒覆盖巢穴，使熊吃一嘴砂石，卡在口腔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从此再也不敢袭击蚂蚁巢穴；例如牧民老哥哥，浇水把死去的马冻成一个大冰坨，从而不让动物和偷盗者得手……这些细节往往都是一篇作品的文眼。我认为浮光掠影地在草原森林里一走而过，是很难发现文学需要的真东西的，我主张事先做功课、看资料，要事先知道事物的背景和规律，还要在一个地方反复观察，追溯一些可能的线索，不要看到个皮毛就瞎写，眼力是需要培养的。

《乌银额吉家的喜鹊》的写作就是在两年前开头，两年后才续写的。起初我在草原上看到一个喜鹊窝，恰恰垒在一个风力发电机的页片中间，如果风力发电机一开，喜鹊窝必将粉碎，旁边的蒙古包看来好久没人住了，我知道这家人肯定没有电，也不开风力发电机，所以搬走了。后来我几次从这里路过，看见喜鹊从那个窝里飞出来。两年之后，我到另外一户牧民家串门，发现这家蒙古包外有一群喜鹊，理直气壮地围着女主人要菜渣剩饭，有的竟然飞到了蒙古包里，女主人告诉我，晚上要是有动物来临，喜鹊吓得乱飞，会从哈栅里（蒙古包天窗）飞进蒙古包，撞响了墙上的马头琴，撞翻桌上的暖水瓶……这些细节一下子和风力发电机上的喜鹊窝对接上了，于是就有了这篇散文。《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也一样，我和几个朋友的确在寒夜里守候了五六个小时，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多次观察和研究过黑嘴松鸡了。

青年报：《草原生灵笔记》最后一篇作品是《好牧人是会和草原万物说话的人》。人真的能和草原万物说话吗？

艾平：所谓会和草原万物说话，就是懂得草原万物，知道它们生存的规律，从而自然而然地观照它们。

3 自然文学应该去发现辨识我们前所未见的生态世界。

青年报：你还有一本书《呼伦贝尔之殇》，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评论说：“民族的、文化的、自然风光的、历史的、亲情的、成长的元素，都有呈现，但都不是单色的。”“殇”，新华字典里的字意是“没有到成年就死去”，你能不能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解读一下“殇”字的含义？

艾平：因为游牧民族生活在严酷而孤独的自然环境中，往往命运多舛，出牧就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出嫁就有可能再不能和父母相见了，暴风雪、瘟疫、狼群无时不在，正如草原民歌的基调，很多都是忧伤的、无奈的。《呼伦贝尔之殇》这本书里写往事的作品比较多，所以有“殇”的意蕴。

青年报：你是怎么看待自然文学热的？你觉得自然文学一定是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吗？自然，似乎就意味着远离浮躁，远离现实。你认为自然文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艾平：还是以呼伦贝尔为例，草原森林里到处写满了生态的密语。蓑羽鹤在草丛里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食肉动物靠近，它们会一跃而起，然后翩翩起舞，做出各种婀娜姿态，渐行渐远，引诱介入者离开，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鸟，天生就会把自己黑褐色的身体摊成纸张一样的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伪装成大地的一部分，从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捕捉；草原大火，黄羊子集体逃难，遇到铁丝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崽从上面走过逃生，自己甘愿在烈火中牺牲；大雁、天鹅等诸多鸟类都会选择在沼泽的芦苇丛里坐窝，它们生来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食肉动物的偷袭；说起马、牛、羊，更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天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畜群的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不强，便跟在马群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却没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后面吃更粗糙的草……说起森林里的生态轶事，也是数不胜数，阔叶的白桦树曾经是庇护落叶松的“保姆”，它用自己散发的气味，为针叶树种驱松毛虫，落叶松在它们跟前长大，它们就会老去，最多能活七八十年。

多年来，我写了很多呼伦贝尔人与自然的故事，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追寻自然文学的风标，我笔下的人物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还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他们作为自然文学的主角之一，无疑体现着原初的人类记忆，也具有指向未来的价值。如果说我们至今还在通过有限的能力来解读自然，那么天人合一，即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和必须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文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自然文学依赖现代生态观，但绝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博物志所能够支撑起来的。我以为，自然文学创作的着眼点，不应该停留在宣传环保的层面上，应该将大自然的魂魄和人类的精神追求、挣扎联系起来，去发现、辨识我们前所未见的生态世界。

青年报：你曾经提到过，国外很多自然文学作品是中国作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准。你觉得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在哪里？

艾平：我觉得在场和坚守、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很重要。在森林里你不认识各种树，在草原上你不认识各种草，你不知道生物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植物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动物和植物的关系，不了解腐殖层等，你就不会获得端详自然的乐趣。

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体验了两年零两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段时间，他亲手建造小屋，自耕自食，与自然和谐共处，《瓦尔登湖》是他见闻和思考的笔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本身是阿尔谢尼耶夫的探险行记；《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是一个声音采集者的笔记。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曾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居住了六个月，最近的村庄也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他整日静心观察周边的生态细节，潜心读书，《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是他的日记体散文。

青年报：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经典，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经典性问题？

艾平：真实呈现今日的草原和森林，书写独特文化的足迹，留给未来，是我的梦想。坦率地说，我的绝大部分散文都不是应景之作。写作以来，最高兴的事情不是获奖。其一，是2019年《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一文作为阅读题被选入天津高考试卷。我想，对高考的重点考题，学子一生都不会忘记，同时他们也会记住我的呼伦贝尔草原；另一件事是，前不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该馆收藏了我的七种书，想想，许多年之后，有读者还可以通过自己的书，知道我们这个时代草原森林的样貌，还可以与我所描述的人物进行心灵对谈，我觉得自己的劳动，虽然比较寂寞，也是有价值的。

青年报：目前，文学不景气，尤其是阅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你觉纸质媒介会消失或者走进博物馆吗？传统文学会不会被网络文学所取代？

艾平：不会。优秀的作品不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都是人类心灵的圣餐，只要人类依然追求着美和崇高，优秀的文学就是不可或缺的。依我看不是阅读纸质书的人在减少，而是读书的人在减少，然而不可低估的是，留下来的读者，他们是一批审美品味更高、思想更深邃、眼光更开阔的人。他们在喧嚣的生活中能够静下来，走进文学的世界，这说明世上仍然有能够让文学之树常青的沃土。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乐趣吗？

艾平：在工作和写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追求安逸和美的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整理房间，做简单的，看上去吃起来都美的饭菜，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人催稿，半躺半卧地读书，读到妙处，会心一笑；喜欢中外经典话剧，只要到了大城市，绝不错过；年轻时自学了几天缝纫，结果一无所成，却迷恋上了真丝面料，如今上海、杭州、北京面料市场的摊主都认识我。写作累了，就打开我的真丝百宝箱，把重磅的、过河泥的、双宫的、乔琪的、欧根纱的、桑波缎的纷纷扬扬地铺了一地板，在不同的光线里抖来抖去，去想象它们玲珑起舞的样子，很沉浸，很解压。日子久了，关于这种高贵的蛋白纤维，也是攒下一些话可说了。真丝就像我的挚友，渐渐进入我的诗文。

艾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多篇，出版散文集《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等八部散文集。曾获国内多种散文和报告文学奖。获得第七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