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宋长征，理发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湖南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绿洲》《作品》《广州文艺》等文学期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连续多年有作品被收入年度文学选本。著有乡土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乡间游戏》《乡间食味》等六部。获山东省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首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第四届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文学奖项。

宋长征部分作品

作家宋长征的散文集新作《北方有所寄》最近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着笔于乡土世界，直面农耕文明的薪火相传，以饱含诗意的笔触记录了曾经的乡村记忆，细致入微地书写、解读了乡村的深度内涵，给人以丰富的阅读感受和心灵体验。记者就此书的创作过程、理念、方式以及书写内容等问题采访了宋长征。

记者：您好，读了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北方有所寄》，我有一个“意外”、一个“不意外”。意外的是你的写作速度令我惊讶；并不意外的是，您仍然瞩目乡野，讲述您熟悉的乡村故事。请问：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到目前为止，出版了几部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有人说您所有的写作均源自乡野深处，您同意这样的写作“定位”吗？为什么？

宋长征：我的写作源于一个很不期然的契机，买了电脑就想做点事情，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写作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人，老家在我住地十里地之外的一座小村庄，村子里还有几亩田地，春种秋收依然是我每年需要重复着的劳动。这也就带出了那句话：我所有的写作都来自于乡野深处。

村庄里有我熟悉的亲人和邻居，他们在土地上播种耕耘，年轻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候鸟般来来回回，一边经营着土地和庄稼，一边在他乡寻觅出路，赚得生活所需。我的视野之所见，便是乡下人忙碌的生活，欢乐与生死。他们和这块版图上的众多人一样，极尽自己的生命与血液，朴素且伟大，平凡且灿烂，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对抗，以证明在这片土地上生死歌哭过。这也就是我现在在书写、或者将来即将书写的内容，以散文或者小说的方式。

截止到目前，我的主要创作范畴仍在散文上，《北方有所寄》是我出版的第六本乡土散文集。

记者：请谈谈《北方有所寄》这本书的缘起。

宋长征：我虽生活在乡村多年，但仍然对一些充满迷思的乡间事物或现象不能做出更为清晰的解释。比如一粒谷物的起源，如何从一株不起眼的野草进化成可以果腹的粮食；比如一种家禽或家畜，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驯养、演化，渐渐消失了野性，从而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比如生活在故乡多年的人们，为何在某天狠狠掐灭烟头，做出离乡背井的举动……写作这本书，我是为自己解惑，也想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母本，以便多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在纸上找到自己水草丰茂的家园。而在另一方面，我的写作有着内容上的连贯性和相关性，只是每本书的侧重点不同。

记者：在《机杼民间》一文中，您写道：“我们家穷，但几乎找不到穷的理由。每个人似乎生下来就会干活，做家务，土里刨食，但依然这样穷着……幸好母亲和村里其他女子一样，早早就学会了纺棉、织布，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挨饿受冻，不至于多一层现实生活的窘迫。”寥寥几笔就写出了您当年的家庭生活状态（这在乡村曾是普遍的存在），也点出了一个以耕织为主的传统乡村的生存侧面。您出生于乡村，至今仍生活于乡村，在这几十年的时光里，您一定见证过乡村的巨变，在您的讲述中，那最能引发您的情感和写作冲动的“时空场域”是什么？

宋长征：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我的目之所及即是乡村的全方位立体呈现。所谓巨变，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几十年来农村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当初的土房子变成砖瓦房或者楼房，从当年的吃糠咽菜变成了一日三餐有肉。虽然这仅是表层的变化，但毋庸置疑代表着乡村生活已然从吃饱穿暖向更高的精神生活过渡。数字媒体的普及，让人很方便掌握一些生活常识，也拓展了农民的精神空间；但是在另一个层面，由于快速生活的冲击，一些千百年传承而来的手艺、物件或场景在渐渐消失。我不太理解“时空场域”是什么概念，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写作北方系列的缘由：每一件消失的器物或者手艺，每一种曾经陪伴我们的生活与劳动场景，每一宗现代物事的起源、流变，及其发展过程，都成了我想要描述的点。

这本书的序很有意思，在我写作这个系列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具象的概念，但是某天在鲁迅文学院一次有关“乡土与失去”的研讨会上渐渐有了雏形，存在与失去，很好地界定了当下乡土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一边是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生活，一边是即将消逝的乡村与乡土——但我们又不能断然确定从此会失去乡村生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入的生活场景呢，也未可知。城市拥抱乡村，乡村融入快捷便利的现代化生活，这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人在进行比较成功的尝试。

正是这种美好的想法让我有了“挽留式”的冲动，由风物进入，由记忆进入，由物与人进入到一种多层次、串联起时空的书写。

记者：您记录、描绘了太多的乡村生活场景，并关注农民的生存与命运，尤其写到了乡情、母爱。您的乡村经验是丰富的、驳杂的、温暖的、深情的，您是如何将它们带入文学的审美视野，让每一篇作品都饱含着诗性，并触动读者的心灵？又如何将生活的“痛”与文章的“美”达成一种比较和谐的统一？请谈谈您对这类题材择取和呈现的心得。您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乡土文学成为坊间流传的书写，太多人离开家乡，就难免有思乡之苦。”那么，您是否认为，自己的写作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

宋长征：在文学表达上，我从来不以为痛与美是对立矛盾的关系，恰恰因为对美的追求，让我们对痛的感悟更为深刻。在电影《钢琴家》中，一位波兰犹太钢琴家在城市的废墟上轰然奏响，更像是把战争的残酷推向了极致。因为美，艺术之美，文学之美的存在，才让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迫切。那么，有关痛的呈现，就需要用诗性成熟的笔调去描绘，去渲染，如此才能更为触动人们敏感的内心。

我的取材，并非刻意讨巧式选择某些更为疼痛的事件或场景，或许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原因，其他人所看见的“疼痛”或生活的残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必经之路。因为各种历史的或人为的原因，乡村的贫穷与破败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过，而我又恰恰生活成长在这么一个艰难尴尬的区间，我之所见，是乡村人家最为平凡的生活，我之所在，是乡村生活的圆点或轴心，如此看来，我不过是乡村生活的见证者，经历者，和众多人一样经历过挣扎与痛苦，和大多数人对生活的理解一样，在巨变之后，需要用一种更为审慎的目光来看待当下的生活场景。而不同的是，我可以用文字来描绘我所经历的时空，也就自然而然将“痛”与“美”两者契合起来，组构成属于我对乡村的陈述。

可能由于起步较晚的原因，我对所谓乡土文学的界定似是而非，这并不是说我身在乡村，写出来的就是乡土文学。以此推定，所谓的城市文学，其描述的仍然是“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所以对我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将目光投到更为宽阔的地方去，将书写的核心保持在对物与人的深度挖掘上，仍然不失为一种真诚。书写的真诚在，文学的价值便能凸显出来。

记者：从您的作品中我们看出，您曾经多次“出走”，又多次“回归”。而很多农民今天依然重复着这一过程，从某个角度看，都是为了“讨生活”，您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在一篇文章中，您对城乡之间仍存在的较大差距表达了一点意见，但更重要的是您对乡村之于农民重要性的巨大肯定。进城打工的农民，似乎只是城市的“过客”——至少对一代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最终也许还会回归乡村，因为生命的“根”在那里。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您是否对亘古不变的农民命运有稍稍的质疑？于是，您要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寻找一个合适的注脚”——我相信你所有的书写都是。这些注脚包含了您复杂的情感，也成了你写作的潜在的情感主线，你陷入了回忆与寻找，倾听并记录了一个“年代的回声”，包含的内容和况味是复杂的。你是如何理解“乡愁”的？

宋长征：所谓乡愁，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的生地，出生之地，生长之地，乃至死亡之地。一片土地因为人的存在从而具备了精神上的价值，他（她）的一切记忆都来源于此，他（她）对所有感官的回忆和表达，都因这片土地而形成固化、具象的符号，比方说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以及无论身在何处所保持的对周遭事物的参照，无不来自于生地所赋予的意义。

同样，我的乡村也给予了我这样的符号和感官记忆，衣食住行，都保持着祖先沿袭而来的习惯或习俗，行走坐卧，都深刻在基因里面，并在某个不期然的时刻苏醒。来与去，留守或迁徙，只不过是地理版图上的位移，其骨血中的某些成分不会改变。因为我的“出走”与“回归”，所以才能更具体地理解他们的乡情与乡愁，因为我的倨守，我才知道故乡的一器一物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这种体验有时是全方位的，会在某个时刻引起我的好奇与思考，所以在情感上也有了更大的书写动力。

记者：诚如您所言，“寻找”是一次漫长的旅行，那些被时间遗忘的事物，那些呈现于当下的场景，其中有许多苦涩的记忆，也有温暖的回味，乃至有诸多“乡村之梦”。你如何看待它们与您的个人成长和写作成长的关系？也请谈谈您走上写作之路的过程，尤其是心路历程。

宋长征：对我来说，与其说寻找那些被时间遗忘的事物，不如说是寻找自己的记忆。我的写作跟众多作家相似，当然从记忆开始，从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开始，从熟悉的人或事物开始。所谓的“乡村之梦”，或许仅仅是文字的表象，我书写乡村，书写记忆，但这中间不变的线索仍然是从属于我个人的乡村经验或生活经验。我多次向人承认我是笨拙的，这种笨拙就界定了我一步一个履痕，不会从经验中跳出太远。

无疑，记忆是美好的，我也曾经试图用最为诗性美好的语言来书写记忆与童年，毕竟那是我生命中最纯然天真的部分。后来有时看到那些文字，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过度美化了乡村，过度美化了童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选取题材与角度时，我选择了一个更为舒适的方式进入。那些最初的文字滴着露，含着光，透露出稚嫩与纯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我对语言的痴迷与把控。所以第一个阶段便是以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和《一群羊走在村庄的上空》为代表的轻文学表达，给我的童年记忆算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第二个阶段的书写便有了主动式的寻找，比如已经完成的乡间三部曲：《乡间游戏》《乡间食味》和《乡间节气》（即将出版）。它们细化了我的思维，从开始时的无意到有意，从轻度到深度，以主题性的方式交叉立体呈现出一个多视角的乡村场景。当然，我也有过很多人所经历过的所谓瓶颈期，在《慢时光，牵牛而过》的评论中，作家王芳一眼便看出端倪：“书中‘母亲’这一意象，共有一百多处。”那一年，我失去了母亲，一度不能从痛苦的情绪中走出，借用母亲的意象，从乡村的一草一木入手，絮絮叨叨，完成了我写给母亲的那本书。

第三个阶段便是从《北方有所寄》这本书开始，纵向横向，将笔触深入到更为深阔的地方。农人的流离，乡间器物的演变，一些风物的流转与承袭，都成了我书写的目标与范畴。我是想为自己留下某些更为深刻的记忆与温度，以便将来查阅；当然也希望有可能为更多人留下有关乡土的记忆，以便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来处与归途。

记者：我感觉，您的写作是深入乡村的内理、人的存在、生命的深处去再现乡村的过往与变迁，使它们“复活”于读者面前，也提供了一个农耕时代的最后“章节”或样本，带有乡村挽歌的意蕴。“古老的乡村”渐行渐远，您试图通过具体的人与事记录它的“命运”，比如在《打铁，打铁》一文中，您写了马家父子“手艺在骨血之间的传递”，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皆与乡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手艺已经消失了，甚至包括您在另一本书中写到的乡村游戏。您自己也提出了疑问：“还有什么是一脉传承下来的事物呢？”这些深刻的变化是触动您写作的动因，还是您要为自己留下生存的见证？您在选择书写素材和对象上有哪些考虑？

宋长征：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的诞生，有其更为复杂的思维、逻辑、思考，乃至诸多不太确定的因素。或许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写了我应该写的，但是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无疑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线索的走向，比如因旁逸斜出牵带出更为珍贵的品质。

我写下的即是乡村的日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所经历的，我所看见的，我所与之静静对望的，无非是乡间最为朴素的物与人。就拿马家父子来说，老马的儿子和我是同龄人，打铁手艺的消失改变了一个人原本命定的旅程：乡村器物的消失，儿女的成长需要更多经济上的支撑，平凡生活赐予的简朴的欢乐——而厄运也在悄悄降临，将几个家庭瞬间击垮。当我再次与铁质的器物劈面相逢时，难免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或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或价值，在书写的过程中记录时间发生的嬗变，记录下乡村更为隐秘的角落，也记录下一个时代中物与人的角色转换与生死悲欢。当然，在选择素材上就会截取更为典型的片段，在书写对象上有意或无意引申出其平淡或曲折的命运轨迹。

记者：您是一位乡村理发师。在《剃刀》一文中，您不但写到了“与剃刀间的那份缘分”，串联了与理发有关的历史、传说、小说、电影，写到了您的生活经历以及如何最终成了一位以理发为业的理发师，十余年间，“造就了一只剃污断垢之手，一边送人以清爽，一边写下有关乡村的断简残篇”，您说您“深爱着文字与剪刀。在给人理发的那一刻，剪刀仿佛长在了手上，每一个发型都是我用心完成的作品；在写下文字的那一刻，笔就联通了心神，每一篇文字都与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村庄血脉相通”。这种动情的“自白”表明，理发师和作家都是你热爱的职业，在生存、期望和寻找中，它们对你更深层的影响是什么？

宋长征：人生很多事情是无可选择的：无可选择的诞生地，无可选择的生活方式，甚至无可选择的他人眼中的未来。这么说未免让人丧气，但事实上多年的乡村生活所带给我的不过是波澜不惊的作息与日常。一面是理发师的身份，每天按部就班开门营业；一面是作为农民的劳作，春种夏管秋收；一面是作为写作者的我，很多个夜晚坐在电脑前书写。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一成不变、或者说是安定，让我终于有了精力和勇气面对阅读与写作。

作为职业，你不可能不尽心尽意，毕竟那是糊口的饭碗，镇街上原先只有零星的几家店面，现在发展到十几家，所以在手艺上也需认真与精进，否则就会被淘汰。爱生活应该是一个人最为质朴的情感，生而为人就应该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安然开心一些，这种愉悦——阅读与写作的愉悦对我来说是无可替代的，我也只能深爱，并与之长久陪伴。

更确切地说，理发和种田让我有了肉体生存的基础，而文学让我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记者：人总是在某一个时空坐标上回顾、注视和远眺……您的视角是百姓的、平民的，有人评论您“是为数不多的安土重迁的乡土作家之一”，您对故乡的理解，“是骨子里的热爱和需要”。“乡土作家”曾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具影响力的创作群体，您认为自己今天仍旧在传承他们的衣钵吗，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宋长征：我是我自己。这句话原来说可能会很小心，但由于年岁的增长或者说精神的成长，让我对自己有了更为客观的审视与判断。我也只能是我自己。复杂的事物、飞速发展的时代带来的种种困惑，都让我在意识上有了某种自我界定感，乡间生活所带给我的简洁与自适无可替代。

如果说敬慕，沈从文是众多作家中我最为敬重的作家之一，他的湘西，在很长一段时期让我产生了对南方山野的沉迷：山，水，蓬勃的野草与树木，在底层生活挣扎的简朴的人们，以及众多风物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与张力，都成为我梦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其地理环境上的区别，让我认识到人的命运之舟所经的风景不同，只是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精神上有某种契合的部分，所以由此产生的书写也会大相径庭。我找到了领路人，我沿着某种隐约的精神线索在属于自己的乡野上呈现出自己的所思所感，仅此而已。

我的神思仍游离在“安土重迁”这个词境的迷雾深处，我想要拨开的仍然是这方土地上的物与人的面纱，以使自己走进乡野的更深处，文学的纵深。

记者：尽管是写您熟悉的一片土地、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但您的视野非常开阔、纵深，书写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充分展示了“言说”的丰富性、独特性。这里面不止有生活经验，还包括如何看待生活的问题、写作修养的问题等等，比如您在《土陶本纪》中联想到梅特林克的《青鸟》时就曾写到：“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在书写的过程中寻找那些与幸福有关的记忆。”您还写到了乡村的很多手艺及手艺人，刻录了他们的品质，将手艺比喻为写作，指出“心是衡量手艺的尺度”，您写出了乡村的价值观。请举例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宋长征：生活上我可能是少有追求的，但对于文字方面我有着某种不可满足的贪欲。这里涉及到阅读，从少年时期的少量阅读，到后来对经典的大量阅读，感觉自己越来越渺小，无论生活还是精神，都存在某种先天性营养不良。这也是我在最近几年疯狂买书的原因之一。我不允许自己不知道山外更有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是他们界定了精神的高度，且一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人。

而另一方面，我会限于乡间单调生活所带来的困惑：我们在泥土上生活，候鸟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来去去，尽毕生的努力去追赶日复一日飞速发展的生活，是否还有精力去关照自己所生存的状态下的精神生活？如果有可能，那么这种精神生活所指的到底是哪些层面，又如何去解决生存与生活之间的诸多矛盾？

可能是我想多了——当我把目光投入到当下的乡村与农人时，我看见了他们简朴生活中的某些真相：可能每个人都有艺人的潜质，哪怕是种庄稼也能分出好坏，更不用说那些精细的活计。他们认真而努力，心无旁骛，在面对一片瓦一匹布一把铁器时，用自己简单重复的劳作使其看上去更为完美，用一颗简朴之心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符号与温度，也就自然而然完成了作为一个匠人或艺人的使命。

我写出了“乡村的价值观”吗？不能确定。但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作品。

记者：在这本书中，您写到乡村的人、风物、生活，现实与过去；写到了乡村的器物、植物、动物，整本书似乎集结了各种乡村生活元素，显得博大厚实，也非常有“秩序感”，这种架构与您以前作品集的“专题性”似乎有些不同，是否意味着这是您的一部阶段性、总结式的作品？未来您还有什么写作打算或写作目标？

宋长征：这种秩序感是在前期写过之后形成的，在某个需要转变的时段，或许仅仅是某种契机，让我产生了对乡间历史的好奇。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属于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的生活上仍然带有农耕文化的属性。写下即挽留。如果说是阶段性作品也未尝不可，这本散文集的诞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对农业农民农耕文化的疑问。庄稼的进化与演变，器物的诞生与流变，农人身份的坚持与改变，都有更为宽阔的体现。

您所提到的前作品集的专题性也是对的，是我有意识将一些写作素材区分、细化，使其形成一定的相近性与规模性，所以才有了“乡间三部曲”。它们与《北方有所寄》之间是并行的，交叉书写让我在某一领域产生更大的学习、阅读兴趣，也更便于厘清阅读。后者则是站在时间维度的原点，向前或向后，去试图营造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农耕场域，以期挽留住乡野重要的部分。当然，这种目的达到与否，全凭读者的阅读感受。

至于未来，我打算着手学习写作一些类似小说的作品，无论成功或失败。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