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邦媛说到朱光潜
2024年3月28日，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消息迅速在网络传播，连续多日成为热点。
2011年，她的自传体的回忆录《巨流河》甫在大陆出版，即一纸风行，引得诸多赞誉。书中关于她的恩师，我国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的记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笔者手里留有一封齐邦媛给她的同学、我的母亲卢坤缇的一封信，其中蕴含了对她们的恩师朱光潜先生的深厚情感，从中引出了一段三位学生与朱光潜先生的故事……
齐邦媛的一封信
按说，《巨流河》的众多热心读者中理应有我的母亲卢坤缇，因为齐邦媛书中描述的武汉大学在乐山的生活与卢坤缇密切相关，何况她们还曾同窗三载。齐邦媛准备写作之前，曾经鸿雁传书，特意向卢坤缇询问有关朱光潜的资讯。可惜，2008年的一场大病击垮了我85岁的老母亲，《巨流河》在大陆出版时，她已经无意识地在病床上昏睡3年了……
那是2000年元旦后，我母亲突然接到一封台湾来信，写信人竟是失去联系多年的同学齐邦媛。信中写道：“……这是一封超越半个世纪的令你意外的信，从四川乐山到台湾，我们由青春走到老年，竟在‘珞珈通讯’上看到你的那封信，读到你在北大随朱光潜老师及教学的经历……你大概是我所能联系到最知道光潜师的人了，盼望你能给我一些指引，如何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文字资料……暌隔的五十多年中，我处处感念在武大受教之情，想写一生心路历程……”
齐邦媛是武汉大学外文系1943级学生，与卢坤缇同系，低一年级。当时武大因抗战西迁四川乐山，在校女生总数不过一二百人，都住在号称“白宫”的同一宿舍（详见《巨流河》书中描述），彼此结下姐妹情谊。1946年，时任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教授的朱光潜辞去武大教职，应复员北归的北京大学之聘，出任西语系主任，并请刚刚毕业的卢坤缇作为助教随同北上，从此与齐邦媛作别。1947年，齐邦媛毕业后到台湾大学任教，两年后海峡两岸隔绝，如同许多同学、亲友一样，她们失去了联系。（在卢坤缇的通讯录中，却一直记着齐邦媛家的地址：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三号，电话5·1246）
“珞珈通讯”是武汉大学在台校友于20世纪90年代自办的同学交流刊物，刊名取自武汉大学所在的武汉珞珈山，撰稿人大部分是古稀之年的校友。已在北京外交学院教职离休的卢坤缇辗转读到刊物，得知了许多同学的消息，感慨之余也给主编者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毕业后的经历，不意被齐邦媛看到，由此恢复了联系，卢坤缇尽己所能为齐邦媛提供了朱光潜的资料。
齐邦媛信中所说的“想写一生心路历程”，就是后来出版的《巨流河》，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写武大生活，特别是朱光潜亲自邀请她从哲学系转到自己门下读外文系，以及她接受朱光潜教诲的种种情景。此时距她离开武大已经60多年，而朱光潜作为影响她一生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其父齐世英、初恋张大飞和大学者钱穆。齐邦媛的职业选择和学术成就也得益于朱光潜），给她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由此可见朱光潜的人格魅力。
朱光潜爱生如子
其实，能够为齐邦媛提供更多朱光潜资料的应该是我的父亲张高峰，他与朱光潜交往更多也更深。先生对他的帮助并不限于传道授业，更在他遭遇危难时施以援手和保护。张高峰终生感念朱光潜的厚爱，可惜他只比朱光潜多活了3年。
张高峰1940年插班入读武大政治系三年级，朱光潜时任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教授。当年许多学子对朱光潜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推崇备至，能够成为朱光潜的学生，更感荣幸。张高峰不时登门求教，从此交往近半个世纪。
由于入学前张高峰已是国际新闻社特约记者、入学后又应聘为重庆大公报西川通讯员，所以他在武大的课外活动多与新闻工作有关。他曾牵头举办包括敌后及中共主办报纸在内的“全国报纸展览”，又在校内编发“新闻部队”壁报，参加进步学生团体活动，并以真名在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作品。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学生的注意和盯梢，并且被列入黑名单。
1942年春起，国民党当局多次给武大校方下达对以张高峰为首的十数名“危险分子”加强监视直至“强制离校”的密令。朱光潜作为教务长，完全可以“奉命行事”，照准执行。但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考虑到张高峰等即将于暑期毕业，因而一再设法拖延，直至考试结束才通知张高峰，当局有此密令，不得不劝他离校。张高峰十分感谢师长的保护，随即离开乐山到重庆，应聘大公报战地记者，去了中原。
两年后的1944年9月，张高峰忽然重返武大，再次插班读书。许多师生感到奇怪，张高峰为什么毕业两年之后又回来当学生？这在武大是没有过先例的。
原来，当年6月，张高峰从中原战场报道豫湘桂战役后回到重庆时，日军已占领湖南，进逼广西，桂林大公报被迫闭馆，人员撤退到了重庆，报馆一时人满为患。于是张高峰由报馆资助重回武大，同时兼职川西采访报道。
张高峰能够重回武大，批准人教务长朱光潜是承担了很大风险的。这不仅因为1942年夏，张高峰是被强迫离校的，而且在1943年春，他从中原发回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河南灾情，闯下大祸，导致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他也在河南被捕，这些情况武大校方不会不知道。“前科”加“新案”，武大还能够接纳他吗？他先给朱光潜写信，探寻有无可能返校。按说，对于已经毕业两年，而且是“危险分子”的学生，朱光潜完全可以推脱、婉拒，但他却很快给张高峰复信表示同意，并特意要他趁校长王星拱正在成都养病的机会，尽快前来报到。因为王星拱做事谨慎，如果事先知道，可能不会批准。于是，张高峰回到乐山武大，插班入读历史系三年级。
张高峰到校后，注册了学生资格，一度又恢复了“新闻部队”壁报，再次引起官方注意。朱光潜特意提醒张高峰，你在教育部和乐山警备司令部是“挂了号”的“危险分子”，还是多读书、少活动，免得找麻烦。朱光潜一片苦心，张高峰很是感激。那以后便很少再参加学生活动，课余时间都用于外出采访了，直到一年后日本投降，奉召回重庆大公报工作。朱光潜面对自己的学生遇险境，不顾当局压力，两次施以援手，完全超出了他作为教师的职责，难能可贵。
“我不会离开北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光潜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卢坤缇也随先生到北大做助教。彼时，张高峰做大公报记者常驻北平，与朱光潜见面更方便了。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朱光潜深感忧虑。每次见到张高峰，必询问战局，谈论国是，哀叹人民之痛苦不幸，抨击政府之腐败无能。1948年冬，解放军开始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派来专机，点名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就有朱光潜。张高峰闻讯后特地去看他，朱光潜明白张的来意，主动说：“我不会离开北平。为什么要走呢？”他坚持留在北大，与师生共同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学界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光潜美学思想进行“批判”。朱光潜以赤子之心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他说，自己“不隐瞒或不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我开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他在年近花甲时开始学习俄文，对照英文、德文、中文的不同版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准确理解其中含义。他还注意到，参加美学讨论的某些人，对与美学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缺乏基本常识，因此下决心翻译一些西方相关重要著作，填补国内美学资料的空白。
1963年某日，张高峰陪同学、漫画家方成去朱光潜家请教美学问题。朱光潜见到自己的学生很高兴，一边笑着问方成，你这个化学系学生怎么改行画了漫画？一边拿出自己新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书稿借给了他。朱光潜说，他在用大部时间和精力翻译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争取晚年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研究资料。此后，张高峰调离北京，十几年没有再见朱光潜。
最后的岁月
“文革”结束后，张高峰重新工作。1980年初，他到北京访友，特地到北大去看望朱光潜，那也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见面。朱光潜逝世后，张高峰在《人民日报》撰文纪念，追忆了当时的情景和后来的交往：
……先生不在家，朱师母奚今吾一时认不出我，问道：“你是哪一位？”我说：“是张高峰。”她又惊异地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自己成了什么样子，想来十年煎熬，必是“面目皆非”了！朱师母高兴地亲自为我带路，去外语系办公室看望朱光潜。进屋后，我边说“张高峰来看您”，边向朱光潜深鞠一躬。先生放下手中烟斗，慢慢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激动的情绪。
“文革”中，这位大师级的教授被剥夺了教学资格，奉命去翻译联合国文献……时隔十几年，我们再见面，先生已经八十高龄，我也年过花甲了。朱光潜告诉我：“从牛棚‘解放’出来以后，我又重理旧业，继续中断了多年的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现在已经译完了最难啃的黑格尔三卷本《美学》。”说着，先生露出兴奋、欣慰的神情。
师生畅谈，不知不觉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朱光潜邀我去吃涮羊肉，我不肯；又要师母到校内食堂买几个菜回家吃，我也不肯。二老都已耄耋之年，怎敢叨扰。我恭敬地鞠躬告别说：“先生保重，我以后再来看望您和师母。”未曾想，那是我与朱光潜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3年春节，我照例给朱光潜寄去贺年片，先生回赠了一本他写的《美学拾穗集》，内页写着：“高峰老学友指正。光潜，1983年春节。”那年，朱光潜已86岁了。从字迹可以看出，他的手有些颤抖，但他不仅亲笔题赠，而且包书纸上的地址也是他的亲笔，由此推断，包书纸也是他亲手捆扎的。耄耋之人，自己能做的事决不麻烦他人，这就是朱光潜的美德，怎不令人崇敬！
1985年夏，听说朱光潜病倒，我奉函问候，8月得朱师母信，说“先生去夏患脑血栓，两次住院，未能康复，头脑有时清楚，有时糊涂……先生这些年工作过于疲累，脑子受到严重损伤”。又说，医生为他会诊的结论是疲劳综合症，“朱光潜太累了”。
是的，朱光潜确实太累了。半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在家里或办公室，每次我去看他时，总是见他在桌前叼着烟斗，不停地读、写，特别是“文革”结束，年逾八旬的老人迸发出一股惊人的拼搏精神，在五六年之内翻译、著述、校阅了400多万字的文稿，其中有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等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以及《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等，基本实现了他晚年的写作计划，丰富了美学研究的宝库。即使这样，他还说，需要做的工作总是做不完的。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飘然而去，他把永恒之美留在了人间。
（本文作者为《工人日报》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