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散原精舍诗》的编选、刊行和版本
说到近代同光体诗人领袖陈三立之诗集，当以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刊行的《散原精舍诗》系列最为重要。商务版《散原精舍诗》有四种：《散原精舍诗》初集（下文简称《初集》）二册二卷，宣统二年初版，民国三年再版；《散原精舍诗续集》（下文简称《续集》）三卷，民国十一年初版，与《初集》二卷合刊为四册，题“散原精舍诗”，后于民国十五年再版；《散原精舍诗别集》（下文简称《别集》）一册不分卷，民国二十年初版；这六卷诗，《初集》由“商务印书馆代印”[1]，其他均由商务铅印发行；该馆复于民国二十五年11月将《初集》《续集》《别集》合刊五册，题“散原精舍诗”，标作“国难后第一版”[2]。作为近代中国诗坛的重要领袖，《散原精舍诗》系列的刊行，于陈三立诗坛地位之确立和影响之发生至关重要，但至今未见有人论及该集编选、刊行之过程。至于其版本，除刘经富《陈三立诗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诗、佚文》一文提及民国十一年版《散原精舍诗》删掉了宣统二年《初集》本中诗作四十首之外[3]，未见他人深入探究，尤其是各本孰优孰劣，更是无人提及。而坊间出现的各种影印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民国诗集丛刊》《民国诗集选刊》《清末民初文献丛刊》等，收录《散原精舍诗》所用底本，虽然囊括了我们前面提及的各种版本[4]，但显然事前未作版本优劣之考察。陈三立诗集整理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的《散原精舍诗文集》为代表，其据为底本者，《初集》为宣统二年本，《续集》为民国十一年本，《别集》为民国二十五年“国难后第一版”本，是以初版为底本选择原则。这虽为古籍整理者普遍采用，但于《散原精舍诗》等近代文献的影印、整理而言却是一大陷阱。本文拟利用最新披露和发现的史料，对商务《散原精舍诗》系列的编选、刊行等予以考述，并通过文字比勘确认诸本之优劣，期望以此为标本探究近代文献生成的复杂经过及样貌，提醒同道走出初版迷信、客观评估诸版之价值。
陈三立八十像，《青鹤》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
一、《初集》的编选与刊行
宣统二年版《初集》，收录陈三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四年八年间诗作。关于此集之编辑，陈三立曾于诗集即将印成的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写给老友廖树蘅的信里说：
下走自侨居白下，约得诗千余篇，好事如郑苏堪者，挺任选政，而吾乡李、夏之徒，复抽资付排印。念此举便利，有可慰师友间如公辈之欲阅吾近稿者，亦遂听客之所为。大抵岁杪可竣工，再寄公评论也。[5]
细味此言，编刊之念，大概是受其乡人“李、夏之徒”的怂恿。“夏”即夏敬观，时任复旦公学监督，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是为《初集》刊行奔走最力之人（下文详述）。“李”，揆之陈三立光、宣之际的师友交往，此人大概是李瑞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李瑞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其间曾三次署理江宁提学使。夏敬观乃江西新建人，李瑞清为江西临川人，均是陈三立乡晚，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间，三人过往颇密[6]。其时陈三立正为江西南浔铁路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似无编刊诗集之心境与余暇，若无“李、夏之徒”怂恿推动，想来此事不会在“己酉春”提上日程[7]。
宣统二年版《散原精舍诗》首页版式设计图，陈三立《与夏敬观书》附，《夏敬观师友书札》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页
“选政”付之郑孝胥，应是出于陈三立对郑孝胥诗歌成就和诗学眼光的认同。陈、郑二人同是光绪九年、十二年会试的赴考举人，目前文献可见二人较早的一次会面即在光绪十二年会试之前一年十二月七日文廷式招邀的北京义胜居饮席之上，张謇、毛庆蕃、乔树楠、陈炽等亦在座，洵一时之胜会也[8]。但二人间的诗歌互质却到近十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其时陈三立居武昌，郑孝胥在金陵，往来宁、汉之间特别推崇陈三立诗歌的梁鼎芬先是于八日将陈三立、易顺鼎等人合刊的《庐山诗录》送与郑孝胥阅看，归汉时又将郑孝胥诗携示陈三立，陈三立“叹为绝手”，郑孝胥专门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里记下了梁鼎芬来书所述陈氏评语，并补云：“陈，谓陈伯严也。”[9]似颇看重。虽难考此时郑孝胥对陈三立诗作之观感，但以郑氏之性情，同意将诗作送与陈三立评阅，已可见其于陈三立诗学造诣之认可。此时陈、郑诗歌写作均已转向宋调，宜其能互相赏识。一番家国之变后，光绪二十七年，陈三立拟刊行所撰其父宝箴行状，请郑孝胥书签，郑为书“皇清前湖南巡抚义宁陈公行状”[10]，可见陈三立对郑孝胥之看重。光绪二十八年，郑孝胥《海藏楼诗》在武昌刻成，陈三立在十月写成的《夜读郑苏龛同年新刊海藏楼诗卷感题》一诗中有“新吟掩抑能盟我”之句[11]，并在与沈瑜庆书柬中赞郑为“后山复生”[12]。“能盟我”表明了陈三立对郑孝胥诗艺的认同。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身在龙州边防的郑孝胥寄照片给“子朋、伯严”二人[13]。“子朋”即顾云，为郑氏“每见不能去，欢笑辄竟夕”的老友[14]，而陈三立与之同获寄照之殊荣，亦可见陈氏在郑孝胥心中之地位。之后几年中，陈三立曾有几次将新诗或近稿请郑孝胥阅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于两江总督端方招集观赏《华山碑》之座上，当着陈宝琛、杨钟羲、夏敬观、李瑞清等人的面，郑孝胥评陈三立诗为“国朝第一”，这让陈三立大为惶惑，“疑其推让异于平日者”[15]。有了这十五年渐趋笃定的相互知赏，当宣统元年准备选刊诗集时，陈三立请小自己七岁的郑孝胥进行删选，就丝毫不让人觉得诧异，而“挺任”一语，似也反映了郑孝胥在接手此事时的积极。
“选政”工作正式开始于宣统元年四月六日，是日郑孝胥接到夏敬观送来的“陈伯严诗稿六本”[16]。从三月陈三立致夏敬观书中“拙稿计已交海藏，约何时选毕”的询问来看[17]，陈三立当是在是年三月将诗稿六本托夏敬观转交郑孝胥进行删选的。这六本诗稿起自光绪二十六年四月移居金陵，即前引与廖树蘅书中所谓“下走自侨居白下，约得诗千余篇”也，止于光绪三十四年夏秋之际。陈三立尚有第七本诗稿[18]，系杂录光绪三十四年秋至宣统元年夏所作诗而成者[19]，此“最后本”在宣统元年五月中旬末由仆人带给上海夏敬观，请其转交郑孝胥[20]，但或许是夏敬观转交濡滞，郑孝胥七月一日始得“阅伯严诗十五、十六二卷”[21]，此二卷应即第七本。
郑孝胥作于宣统元年四月三十日的《散原精舍诗序》云：“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22]这话容易让人以为：《散原精舍诗》起自辛丑（1901），出于郑孝胥通读陈三立诗歌之后的决断。其实不然。最初主张收诗起于辛丑的，大概是梁鼎芬。《金陵野史》“《散原精舍诗集》”条云，陈三立中年时期（四十八岁之前）的作品“工力劲追汉魏，意境典雅高古”，编选诗集时，“梁鼎芬（节庵）以为和后来所作，格调不尽相同，乃建议不必编入集中，以保存同光体诗之面貌”[23]。梁鼎芬是陈三立汉、宁时期最重要的诗友之一，他对陈三立之诗学造诣甚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游金陵时，即寓居陈三立家中[24]，二人当有深谈，或即在此时，梁鼎芬表达了他对陈三立诗歌面貌的看法，从而推动了陈三立编集断自辛丑。当然，目前史料也无从否定在陈三立做此决断过程中，郑孝胥起了一定作用，毕竟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三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二人过从颇频，且曾谈诗论艺。无论如何，郑孝胥无疑是认同断自辛丑的。陈三立本人也没有什么犹疑，他在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十七日与夏敬观两书讨论诗集取名时，不论是提到“江介八年诗”还是提到“江介九年诗”，都是“起光绪辛丑”[25]。可见收诗起自辛丑，陈三立已经自觉。但收诗止于光绪三十四年，郑孝胥的意见大概起到了很大作用。前引陈三立宣统元年五月十三日致书夏敬观时，对诗集收束于何时仍未确定：“鄙意自辛巳（丑——引者校）起至戊申止，均为光绪时代，似可名为‘江介八年诗’。若加入今岁之作，或称‘江介九年诗’，何如？”[26]并打算寄上近作诗稿第七本——内录光绪三十四年秋至宣统元年夏之作，请夏敬观与郑孝胥商定。当然，在五月十七日交代带交诗稿第七本的信里，陈三立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想法：“选至去年为止似较妥也。”[27]但显然还不够坚定。想来郑孝胥觉得以半年收束不够完整，同时认同陈三立“光绪时代”的说法，便也主张舍弃宣统元年春夏之作，于是《初集》遂以《光绪三十四年除夕》一首为殿矣。
陈三立《与夏敬观书》，黄显功、严峰主编：《夏敬观友朋书札》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郑孝胥用时二十余日完成“选政”，效率颇高，但“仅删十余首”，陈三立认为“非精选可知”[28]（图1）。从目前辑佚的情况来看，所删“十余首”，大概即是光绪二十七年“门存倡和”系列之作。“门存倡和”活动起于陈三立好友陈锐“辛丑需次白门”感题所藏旧札之作，二陈“彼此旋叠韵至数十首，海内和者殆千数百首不止”，后陈三立“拈诗中起结韵，题为‘门存集’”，陈锐辑而刊之[29]。从《门存倡和诗钞》所录来看，陈三立前后共作“门存诗”32首，应该大部分录存于诗稿之中，但《初集》仅存其中11首，其他21首全部刊落[30]，这大概是郑孝胥的“手笔”；而陈三立云“仅删十余首”，应是录存于诗稿时，他已经删掉了一些勉强之作，毕竟联翩叠韵，难免缺乏真情实感之作。
对于诗集的定名，最初陈三立有两种想法：一种名为“散原精舍诗”，副以“江介八年集”；一种径称“江介八年诗”[31]。陈三立在写给夏敬观的信里，一直在用“江介八年诗”或“江介九年诗”，似乎对此名情有独钟，大概是因为它特别能反映他八九年来的出处、心境吧。不过他也请夏敬观向郑孝胥商酌定名，估计最后只称“散原精舍诗”，一如“海藏楼诗”，是郑孝胥的意见。
诗集刊行所需资金，由“李、夏之徒”相助，陈三立曾询问夏敬观“工本若干”，亦想负担部分，“不欲偏累”李、夏等人[32]。李瑞清时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夏敬观为复旦公学监督，二人薪金可观，生活较为宽裕。而陈三立则窘迫一些，他虽然在李有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遇难溺亡之后勉强答应暂时担任南浔铁路总理一职三个月，月薪可达四百元（一说三百），但次年二月应允留任总理之后，即声明不领薪水，到了四月即因“恨无献替”，捐薪襄助杨文会创办祇洹精舍了[33]。而陈家子弟如衡恪、隆恪、寅恪等的教育开支，数额不小，以至家无余资，一直到宣统三年夏，才依靠湘省绅商在首届南洋劝业会闭幕之际所捐两万元，建成散原别墅，在来到南京十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寓园，此前一直是赁庑而居。所以家用并不宽裕的陈三立虽然想自己承担一些，但想来夏敬观不会告诉他“工本若干”。
对于这本诗集，陈三立最担心的是它的校对，他在五月十七日信中特别嘱咐夏敬观，诗集排印“最须防讹谬”，“校对之人极当留意”，因为他看到“海藏楼本犹不免有错字”[34]。此“海藏楼本”当指光绪三十二年重印的《海藏楼诗》，是郑孝胥《海藏楼诗》1949年前诸刊本中唯一的排印本。
由以上梳理可知，在《初集》刊行的过程中，郑孝胥承担删选、定名、定款式等事，并撰序和题写书名，而夏敬观主要负责“跑腿”——在陈、郑之间传递诗稿，转达意见，并筹集资费、联络印刷、安排校对等，是《初集》刊行的功臣。
宣统二年初，《初集》正式铅印出版。今天我们可以见到两个不同的本子：一个有牌记，署“宣统二年岁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一个无牌记；前者纸黄而脆薄，后者纸白而绵韧。除此之外，版式、行款、题署、内容等均同。前者收藏单位多著录为宣统二年本，后者则著录为宣统元年本。前者之著录自是的当，后者则似有可商榷之处。将无牌记本著录为宣统元年，应是据郑孝胥题端所署“宣统己酉”（即宣统元年），但此是郑氏题写时间，不能遽断为刊行时间。民国三年，《初集》曾再版[35]，但未见国内外图书馆著录，我怀疑再版本即此无牌记本，只是将宣统二年本更换了纸张，撤销了牌记而已。若此无牌记本为宣统元年刊，也要在冬季甚至岁末了[36]，却在牌记和用纸上与紧挨着的宣统二年本差异如此之大，于情理上说不过去。
《初集》民国三年再版广告称“前印千部”[37]，不知是否属实。因为商务只是“代印”，发行销售之事自然由陈三立本人承担。陈先是得书数百部，余下之书寄售在上海四马路广智书局和望平街有正书局，单价大洋八角。二家书局联合于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始在狄葆贤主持的《时报》上为《初集》发布广告：“是编为义宁陈伯严先生著，专学宋人，镕铸万有，气象雄浑，意境沉著，有黄河奔流，千里一曲之概。”[38]说明其学宋取径，表彰诗歌气象之阔大。广智书局同时还在《申报》上刊登了书目广告，将之与朱祖谋《彊村词》、李清照《漱玉词》、温庭筠等《花间集》等合称“精刻精校”[39]。寄售于广智书局和有正书局的初版《初集》，其售出之数已不可知，倒是陈三立手中的“数百部”，至宣统二年十一月“已为人索取将尽，尚多无以应”，他请夏敬观“速告子言”——即陈诗，时在《时报》馆任职，又曾于夏敬观署江苏提学使时入幕——“将沪店所存扣留百部或五六十部勿售”，转寄给他，以备取索[40]。
《初集》的赠阅和销售，使得众多同辈及年轻一代诗人集中阅读、了解了八年中陈三立的诗歌作品，涌现出不少题赠之作和评议性言论，这对陈三立诗歌艺术成就的认同和诗坛地位的确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41]。
二、《续集》《别集》及缩印合集的编选与刊行
《续集》由商务初版于民国十一年10月，居间推动者换成了“商务五老”之一李宣龚。庚申（1920）六月，陈三立接到商务“王经理”带来的李宣龚书信一函，大概是谈陈三立诗集出版之相关问题。其时李宣龚刚出任商务经理，当然是代表馆方。陈三立遂将诗稿六本交由“王经理”转寄李宣龚，并在同时写给李宣龚的信中谈及关于诗集出版的三个想法：第一，仍拟请郑孝胥负责删选；第二，想亲自校阅清样以防讹误；第三，建议将《初集》一并与《续集》重印[42]。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梁启超藏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刊本
郑孝胥再次同意操“选政”，他最迟于庚申八月二日已经开始阅看陈三立诗稿[43]，次年二月底，还在“为陈伯严删其诗稿”[44]，具体何时结束，不得而知，但显然这次阅选时间较《初集》长很多。在这期间，陈三立每次赴沪上，都会拜访郑孝胥，选诗应该是他们的重要话题。陈三立自觉这十余年间留存的诗稿，“多敷衍无聊之作，不及删汰”，当是指入民国后酬和之作太多，所以希望郑孝胥“能为去取”[45]。郑孝胥确实删去了一些，与存世的《散原老人手书诗稿》（图2）——录存己未（1919）至丙寅（1926）春七年诗作——相较，民国十一年刊本《续集》删去7题：《庸庵尚书于沪上主逸社第二集，适值三月十九日，爰命题为万寿山怀古，余忝与会，归而补作》《为海客索赠鼓娘刘翠仙》《雪娘曲》《蒿叟居沪，报得曾孙，赋记一诗，适庸庵同年至，出示和作，亦次韵寄贺》《庸庵同年来游白下，用前韵赋赠》《寄题曹公亭》《胡宗武、琴初之母汪太夫人六十寿诗》。俞大纲为《散原老人手书诗稿》影印本所作题辞云，此若干篇“汰不入刊本，盖一时酬答遣兴之什，去取间有所经界也”[46]。其实极可能是郑孝胥所删，原因应该略同。但逸社第二集万寿山怀古之作[47]，中有感激，与他篇不同，不知何以同遭删汰。
《续集》诗序仍由郑孝胥执笔，但诗集即将排印完毕时，仍未撰成，陈三立亲自作书“催作诗序”[48]，三日前，即壬戌（1922）七月二十八日，李宣龚亦催之。八月三日——此距刊本所署民国十一年10月仅一月之遥，郑氏始以一日之力成之，此序于陈诗艺术方面几无论及，而独独强调了“有重名于天下”的陈三立，其诗“以天下之是非自任”的《春秋》之旨[49]，大概以民国为敌国之郑孝胥，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味。
陈三立题《青鹤》刊名，《青鹤》第1卷第5期，1933年1月
不过陈三立想亲校清样的意愿似乎未能实现，民国十一年本讹误之多（下文详述），令他后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准备重印诗集时，仍耿耿于怀。但《初集》与《续集》合并印行的愿望得以实现，《初集》二卷与《续集》三卷合刊为四册。但《初集》并非原封不动地予以排印，而是经过了陈三立重新审订，删去了宣统二年刊本中的40题诗作，其中光绪二十七年所作14题：《检旧箧得熊鹤村光禄遗墨感题》《窗上见数蝇赋》《移居》《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园居即事次韵答义门》《王义门、陶宾南两塾师各有赠答之什，次韵赘其后》《得熊季廉海上寄书言俄约警报，用前韵》《山行至冷水坑观姻家卜葬处口占》《和孟乐城北道中感垂杨之作》《月夜同次申、恪士泛小舟寻秦淮盛涨》《竹林寺》《同李刑部、钱拔贡雨花台游眺》（三首之二）、《十八夜月上，与次申移棹复成桥，口占二首》《舟夜口号》；光绪二十八年所作4题：《秋旱得雨偶成》《后园晚步》《题松江提督记室云韶诗册》《除夜》；光绪二十九年所作3题：《九江夜泊》《扫叶楼会饯芗垣藩使二兄解官去江南》《题寄南昌二女士》；光绪三十年所作5题：《正月晦阴雨愁坐，柬季词、伯弢》《短歌寄杨叔玫，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观日本优场杂舞》《题李梅痴太史所画扇》《中秋夕作》；光绪三十一年所作2题：《闻云秋自永州解兵还居长沙有寄》《中秋夕百花洲水亭玩月》；光绪三十二年所作3题：《晴坐贻剑丞》《颐园观电光图画》《雨中寻青溪》；光绪三十四年所作9题：《端午淮舫集》《小鲁至有赠》《袁绶瑜度支奉使过金陵因赠》《张园坐雨》《北极阁访悟阳道长》《梅庵酒集鸡鸣寺》《节厂、涛园先后来江南，余病中相见，顷节厂之沪涛园还南昌，赋此寄忆》《西山道中》《江夜见新月》。所删有口占偶成率易之作，亦有无聊戏笔，还有纯然流连光景而乏沉思情感的无谓之作，但也有一些作品如《检旧箧得熊鹤村光禄遗墨感题》《移居》《得熊季廉海上寄书言俄约警报，用前韵》《除夜》《扫叶楼会饯芗垣藩使二兄解官去江南》《节厂、涛园先后来江南，余病中相见，顷节厂之沪涛园还南昌，赋此寄忆》等，并非无心无寄托之作，也看不出人事避忌，不知陈三立为何删去。
诗集印成之后，定价二元四角，商务在民国十一年10月25日《申报》和10月27日《新闻报》上登出告白：“义宁陈伯严先生以古文家成诗家，郑海藏先生初序谓其诗‘越世高谈’，有‘自开户牖’之叹，当于古人中求之。自己酉迄辛酉所作编为《续集》，郑海藏后序又谓其诗中之直笔‘类于春秋’。观此两序，可以知先生之诗矣。兹由本馆将先生《初》《续》两集合并印行，海内贤者知必以先睹为快也。”[50]其时郑、陈已是文坛公认的两大诗家，广告有引郑序增重之意。
陈三立《〈苍虬夜课〉评语》，陈曾寿《苍虬夜课》卷首，民国石印本
陈三立收到新诗集大概在民国壬戌九月二十一日七十生日之前[51]。陈三立七十生日是当时诗坛大事，《申报》简讯云：“寓公陈伯严前日七十寿辰，京沪遗老诗人，均联袂来宁祝贺。”[52]陈宝琛、沈曾植、郑孝胥、陈衍、陈夔龙、吴庆坻、冯煦、康有为、杨钟羲、江瀚、吴绩凝等同辈，夏敬观、李宣龚、陈诗、袁思亮、孙雄、周达、黄浚、叶玉麟、吴用威、诸宗元、罗惇曧、左念恒等晚辈，均作诗文以祝。想来商务亦有以诗集献寿之想，但不成想此本却成为诸本中最坏者，或以赶在生日之前印出，工期迫促之故。
尽管这一版问题很大，但仍然于四年后再版，这似乎可以表明陈三立诗集的风行程度，不过，此次再版实即重印，诗集中存在的诸多文字讹误并没有得到订正。
十年之后的民国二十年5月，《别集》出版，其时陈三立已经移居庐山，又小住九江。《别集》收诗起自民国壬戌，终于庚午（1930）十月，跨度凡八九年，但仅成薄薄一小册，数量上已远逊《初集》《续集》。陈三立民国十一年、十七年因戒诗，所作合计三十题左右；因连丧妻、子，民国十二年、十三年，也几乎不作诗。这无疑是《别集》收诗数量锐减的原因。《别集》出版的同时，陈三立还请姻亲张劼庄将己巳（1929）十月至庚午十月庐山所作各体诗百余首楷书缮写，结集为《匡庐山居诗》，石印若干册分赠亲友，其中所收诗及次序，与《别集》己巳十月至庚午十月部分完全相同，均终结于《庚午十月朔别庐山》。
民国二十五年11月，商务复将陈三立《初集》《续集》《别集》合刊出版，称“国难后第一版”（图3），此“国难”即民国二十一年之“一·二八事变”，商务在此次日本轰炸中损失惨重，故于事变后出版物中多标“国难”二字以示警醒。这一次重版启动于民国二十五年，其时陈三立已移居北平，居间者仍是李宣龚。商务准备采用原本缩印的方式再版，比勘来看，此“原本”指民国十一年刊《初集》《续集》和民国二十年刊《别集》。为使极可能是有生之年最后一版的诗集成为善本，陈三立于民国丙子（1936）九月二十八日合刊本即将印成之际致书李宣龚，请求印成时先以样本寄来“再行校阅”，以避免“旧印本讹误颇多”之弊[53]。商务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由李宣龚于十一月中旬将样本五册寄交。陈三立认为“原本缩印”这一方式“极为妥便”，并于十一月十九日直接将校改过讹误的自存本寄给李宣龚，以备对照订正[54]。
尽管是“原本缩印”，国难后这一版《散原精舍诗》除了订正讹误之外（详后），还有许多变化。一是删去原《初集》《续集》的郑孝胥两序，并以排印字体取代郑孝胥的题名。撤删郑序、郑字并非出于陈三立之意愿，而是出版方行为[55]。郑孝胥于民国二十一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沦为民族罪人，牢记“国难”的商务自然不会保留郑序、郑字。二是《别集》部分较民国二十年刊本增补诗作14题，附于《别集》最后，依次为：《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展诵黯然，缀一绝归之》（1935）、《题弢庵师与诒书学政合影》（1935）、《挽弢庵师》（1935）、《蘉庵访我匡庐山居，得观所携桐城姚先生日记》（1932）、《和苍虬（同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1934）、《题匑庵〈墨谑庼画隐图〉》（1936）、《〈上方山图〉，蘅属题》（1934）、《蜜蜂画社〈当代名家画海〉》（1931）、《题王启之〈霜荼阁图〉》（1932）、《李苦李画象》（1932）、《题陆丹林〈红树室图〉》（1932）、《靖陶属题〈昆明艳泛图〉》（1933）、《蘅至匡山，携示〈移居图〉卷，为破戒缀一绝纪之》（1933）、《訒盦至庐山，过我松门别墅，手携〈填词图〉属题，为破戒缀句以纪因缘》（1933）。民国十九年暂时移居九江之后，陈三立基本处于戒诗状态，所作甚少，多为应属之作，亦不存稿。此14题除数首为陈三立“勉于纸堆中觅得”者外[56]，大多由商务编辑（或即李宣龚）辑录自《国闻周报》的《采风录》专栏，此栏被吴宓誉为现代“中国旧体诗之最后逋逃薮”[57]，主持者乃曹蘅。增补的14题诗作中，《蘉庵访我匡庐山居，得观所携桐城姚先生日记》《和苍虬（同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两篇未见于《国闻周报》，似为陈三立“勉于纸堆中觅得”者。增补诗作排序十分混乱，未能编年（各诗写作年份见上录诗题后），大概未经陈三立手订；《蜜蜂画社〈当代名家画海〉》一诗系其二子隆恪代作[58]，亦予收录，可为增补之诗未经陈三立手订之一证。
“国难后第一版”《散原精舍诗》合刊本五册定价三元二角，出版后，商务在《新闻报》《大公报》《申报》《时报》上都登有广告：“散原老人之诗，如长江大河，包罗万象，今之昌黎、山谷也。兹将其匡庐山居诸诗，并成五册，重椠出版，以餍海内知好之望。且老人比岁善病，戒诗有年矣。顷又觅得近作若干首，附印卷末，尤为难得。世之讲求诗学者，诚宜人手一编，作为津梁，以窥涯涘也。”[59]除了宣扬近作难得外，已经以昌黎、山谷来比拟陈三立在旧诗坛的地位和成就，这应该反映了当时诗坛对陈三立的定位。
陈三立题姚惜抱先生文稿，《姚惜抱先生文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总之，商务先后刊行了四种《散原精舍诗》，贯穿陈三立诗艺成熟和变化的后半生，是陈氏诗坛地位确立的功臣，可谓大诗人与出版机构结盟的典范。当然，《散原精舍诗》能进入商务，除了陈三立本身的诗歌成就和地位外，夏敬观、李宣龚、郑孝胥等人的推助亦是重要原因。三人都是陈三立的重要诗友、同光体代表诗人，并且都与商务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夏任撰述，郑为董事，李为直接经营者。如此看来，《散原精舍诗》在商务出版，似乎冥冥中有“天命”在。
三、商务《散原精舍诗》诸本的文字差异
商务出版的四种《散原精舍诗》，装帧形式上的区别无关宏旨，可以暂时不去讨论，至于文字方面的正误，则不容无视。笔者对勘了四种版本的《散原精舍诗》，发现诸本间颇有文字差异，现分别列表分析如下。先看《初集》部分：
表1 《初集》宣统二年本、民国十一年本、民国二十五年本正误表
对校之后，我们发现在陈三立诗歌的《初集》部分，即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所作的654题诗作中，三种商务版本共有47处文字差异：其中宣统二年本正确28处，正确率为60%；民国十一年本正确20处，正确率仅43%；而以民国十一年本为底本缩印的民国二十五年“国难后第一版”，因改正了底本的11处错误，正确率提高到了66%。
再来看《续集》部分。
表2 《续集》民国十一年本、民国二十五年本正误表
在《续集》部分，也即宣统元年至民国十年共13年所作的877题诗歌中，民国十一年本与民国二十五年本相较，共有31处异文，前者正确仅5处，正确率只有16%，后者正确29处，正确率高达94%。
最后的《别集》部分异文较少。
表3 《别集》民国二十年本、民国二十五年本正误表
《别集》部分的290题诗作中，民国二十年本与二十五年本相较，仅检出2处文字差异，民国二十五年本均确。
如此看来，商务《散原精舍诗》系列，民国二十五年“国难后第一版”质量最高，不论是《初集》《续集》还是《别集》部分，文字讹误最少，这主要得力于“原本缩印”并进行校改，其刊本页面上字里行间错字挖改之迹十分清晰。而民国十一年本问题最多，除了表中所举大量错讹之处外，还有诸多粗疏之表现，如《初集》部分卷上首页“散原精舍诗卷上”下未标起讫时间，卷下首页“散原精舍诗卷下”下则标有“起乙巳讫戊申”数字；又如《初集》宣统二年本在“庙社”“国家”“西巡”“朝廷”“先侍郎”“赐寿”“廷谋”等词前，均空一格，以示崇敬，民国十一年本卷上第46页前均无空格，但之后又空格如宣统本。
上述表格呈现的是四种诗集不同版本互勘校正的情况，实际上还存在诸本皆误需要通过“理校”订正的情况，也即宣统本《初集》错讹而民国十一年本、民国二十五年本仍之，或者民国十一年本《续集》、民国二十年本《别集》错讹而民国二十五年本未予订正的情况。为全面展示商务《散原精舍诗》诸本的文字正讹面貌，笔者也据校勘所得，列表分析如下。
表4 商务《散原精舍诗》诸本同误表
由上表可知，民国二十五年本至少还存在如上48处文字错讹。当然，这是诸本共同的错误。不过，“无错不成书”，在商务所刊《散原精舍诗》四种本子中，民国二十五年本无疑是最好的本子，可谓后出转精，最值得凭信。
整体来看，上述四表呈现的商务《散原精舍诗》四个本子的211处讹字，其讹误类型其实很单一：约91%以上的讹字属于形近而讹，如“暝”讹作“瞑”、“苕”讹作“茗”、“饮（飲）”讹作“余（餘）”、“唳”讹作“泪（淚）”，尤其是宣统二年本《初集》、民国二十年本《别集》和民国二十五年缩印本，几乎全部是形近而讹。只有民国十一年《初集》《续集》合刊本，有十余处别样的讹误，如“少壮慕奇节”之“奇节”讹作“其节”、“九逝骚魂当月落”之“九逝”讹作“九死”，当是音近而误；“一舸江湖各自还”之“江湖”讹作“江河”、“吟啸接花晨”之“吟啸”讹作“呼啸”，或是习用而误；而“自然病骥蹶尘埃”之“病骥”讹作“病哭”、“桥头鸿雁字”之“桥头”讹作“桥发”、“老怀真觉黄农没”之“真觉”讹作“真处”、“柯条鹊鷇驯”之“鹊鷇”讹作“霰鷇”等，则有点匪夷所思。这些别样的讹误，再次证明民国十一年本排印和校勘之粗疏。
然而就是这个粗疏的民国十一年本，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来说也不是毫无价值，它毕竟纠正了宣统二年本《初集》的十余处讹字，如“屺上”正作“圯上”、“颏唾”正作“咳唾”、“圮”、“插血”正作“歃血”、“幽研”正作“幽妍”、“向敏”正作“向歆”等。特别有意思的是“龟鱼依棹拨明月”一句，宣统二年本《初集》作“泼明月”，当年初读时，我甚至觉得这个“泼”字用得别有意境——龟鱼泛起水花，泼向映在水中的天上明月，很有一种调皮的童趣，亦可见诗人之童心，待见到民国十一年本的“拨明月”，才豁然领悟到“拨”字与“依棹”呼应，体会到诗人炼字的匠心——字非孤行，妙在句中。
以上对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系列诗集的校勘，似乎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同一作品集的不同版本或有精粗之分，初版不必迷信，后出者往往转精，但也可能问题多多，不过即使问题最多的本子，或许也有它独到的价值。而仅仅通过比对文字之差异来确认用字之正误，有失之拘泥之嫌；在反复阅读体味之后，用理校法发现并订正讹误，是一种更能考验人、更高级的文本校勘之法。由此可见，版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但不能简单地以先后定尊卑，亦不能简单地以精粗严去取；而文本校勘也不是细致对勘文本即可大功告成之事，完美呈现有赖于我们对文本的长期沉潜。
版本看似一个静止的物性问题，其实不然。《散原精舍诗》的商务诸本，刊行之后，用纸如何、印制怎样、错讹多寡等，均成定局，其复杂性主要体现于彼此的对照之中，而其根源，则植于诸版生成的动态流程里。如同上文所梳理的，陈三立诗集每一版的样貌，取决于陈氏本人的心境（出版第一部诗集与出版全集自是不同）、删定人、校勘者、时间仓促与否、时代氛围等。静止的版本牵系的其实是变动的人事，这是我们考察版本时必须要留意的。
注释：
[1] 宣统二年本《散原精舍诗》牌记上明确标明“宣统二年岁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显然与拥有版权的“发行”不同，此集只是商务“代印”业务中的一种而已。但毕竟与商务有关，为了称说方便，笔者仍将其视作商务系列之一。
[2]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第5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封三。
[3] 刘经富：《陈三立诗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诗、佚文》，《文史》2005年第2期。其实更早提及此点的是陈乃乾，他1951年2月14日日记云，“‘散原诗’前后两刊不同，别为文记之”，并于18日“手写散原删余诗八叶”（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84页），但其所“别为文”，《陈乃乾文集》（虞坤林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中未见。
[4] 《续修四库全书》第1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仅收《初集》，宣统二年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所收《初集》为宣统二年本、《续集》为民国十五年本、《别集》为民国二十年本；《民国诗集丛刊》第43—44册［（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收为民国二十五年“国难后第一版”合刊本；《民国诗集选刊》第79—81册（广陵书社2017年版）所收《初集》为宣统二年本、《续集》为民国十一年本、《别集》为民国二十年本；《清末民初文献丛刊》（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所收《初集》《续集》为民国十一年本，《别集》为民国二十年本。
[5] 陈三立：《与廖树蘅书（十四）》，陈三立著，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6页。
[6] 参见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15—890页；陈谊：《夏敬观年谱》，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24—48页；肖鹏：《清道人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59—254页。
[7][22] 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530页，第1530页。
[8][9][12][13][16][21][43][44][48]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页，第464页，第849页，第940页，第1193页，第1204页，第1840页，第1864页，第1923页。
[10] 陈三立：《皇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清光绪刻本。
[11] 陈三立：《夜读郑苏龛同年新刊海藏楼诗卷感题》，《散原精舍诗文集》，第53页。
[14] 郑孝胥：《哭顾五子朋》，郑孝胥著，黄坤、杨晓波点校：《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15] 沈瑜庆：《弢公听水第二斋落成，同默园、又点作诗见忆。昨伯严书来，言陪赴白门宴集，苏戡于陶斋坐间评其诗为“国朝第一”，若疑其推让异于平日者。余方有官谤，未敢置辞，还质弢公，当有品第》，沈瑜庆著，卢为峰点校：《涛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7][18][19][20][25][26][27][28][31][32][34][40] 陈三立：《与夏敬观书》，黄显功、严峰主编：《夏敬观友朋书札》第3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页，第59页，第54页，第56页，第53、58页，第53—54页，第56页，第53页，第58页，第57页，第56—57页，第52页。
[23] 石三友：《金陵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24][33] 参见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第829—830页，第809—812页。
[29] 陈锐：《抱碧斋集·七言律》诗前题记，《抱碧斋集》，曾亚兰点校：《白香亭诗集·抱碧斋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70页。
[30] 此21首已收入《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199—1207页。
[35][37] 《时报》1914年10月8日。
[36] 是年七月一日，郑孝胥还在阅看陈三立诗稿，参见《郑孝胥日记》，第1204页。
[38] 参见《时报》1910年9月1、4、10、17日。
[39] 参见《申报》1910年11月21、23、26日。
[41] 参见李开军：《清末民初阅读和批评中的散原诗歌》，李德强编：《清代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300页。
[42][45] 陈三立：《致李宣龚（二）》，吴建伟：《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文献》2018年第3期。
[46] 俞大纲：《题辞》，《散原精舍诗集（散原老人手书诗稿）》卷首，（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版。
[47] 此诗见《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222页。
[49] 郑孝胥：《散原诗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第1531页。
[50] 参见《申报》1922年10月25日；《新闻报》1922年10月27日。
[51] 莫棠《散原精舍诗续集识语》：“壬戌九月二十一日在秣陵，适散原七十初度，相与称祝，越五日，散原过逆旅，赠此本。”梁启超《散原精舍诗手记》：“九月晦，同人集科学社为伯严寿，而沪上适以此书至。”（《陈三立年谱长编》，第1268页）
[52] 《申报》1922年11月12日。
[53][56] 陈三立：《致李宣龚（六）》，《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
[54] 陈三立：《致李宣龚（五）》，《陈三立致李宣龚、曹经沅函札简释》。
[55] 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转录陈寅恪言：“郑孝胥序，乃商务印书馆恐犯时忌所删去。”（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84页）
[57] 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话》，第254页。
[58] 陈小从：《同照阁诗本事拾零》，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4页。
[59] 参见《新闻报》《大公报》1937年2月19日；《申报》《时报》1937年2月20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陈三立诗艺发微”（批准号：22B ZW124）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