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的人生疑案
说起中国古代神探，许多人会想到两位——唐朝的狄仁杰和南宋的宋慈。围绕着他们俩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非常多。相比而言，狄仁杰故事更重推理，接近福尔摩斯的风格；而宋慈故事则更重技术，类似于《法医秦明》的风格。事实上，宋慈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医，他写的《洗冤集录》也是公认的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著作。这本书对于人类尸体的种类、型态、检验方法，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用“奇书”都不足以形容它的深度和创新性。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宋慈的一生也像一个疑案：
他是自小研读程朱理学，考科举中进士的学霸，后来却以法医成就闻名于世。如此高难的“跨界”，他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在人们的头脑还被理学、佛道、鬼魅、巫术占据的南宋，为什么他能写出一本如此理性、专注技术的书，他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
他在《洗冤集录》中，只写验尸、检骨的方法，却很少讲案子，尤其不讲他亲自侦办的案子。这究竟是出于学者的矜持，还是有别的原因？
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著名的法官、法医和刑侦专家，但是除了《洗冤集录》，他几乎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他为什么那么沉默？
南宋的官员、文人很少在诗词、笔记、文章中提到他，就连诗人刘克庄为他写的《宋经略墓志铭》，也只字不提他在法医、刑侦方面的成就。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认可他对法医学的贡献，偏偏南宋人却看不到？
下面，我们就进入关于宋慈本人的悬疑故事，用历史学者的视角和思维，去重新理解这位沉默的天才。
他就像一个“穿越者”
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宋慈出生在福建路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那一年，80岁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当了24年太上皇，即将去世；60岁的宋孝宗对收复中原心灰意懒，南渡的人们也渐渐适应了新的家园；金朝在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统治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克制的阶段；蒙古草原上，以铁木真为首领的乞颜部正在悄然崛起。总之，这是一个没有大事发生，却有许多事正在酝酿的年代。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就是a year of no importance。
宋慈出身于一个有根基的家族。早在北宋（或唐朝），这个家族就已经定居建阳。宋慈的十世祖宋咸，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曾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为官。宋咸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写过很多书，晚年在建阳创办“霄峰书院”；宋慈的六世祖宋翔也曾考中进士，在临安、湖南为官；宋慈的父亲宋巩，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曾任广州节度使推官。
由此可见，宋慈的家族非常精英、非常正统。这个家族的男性以读书、做官为首选职业。于是宋慈成长在这样一个家族，显得既正常，又反常。
正常的一面在于，宋慈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优质的教育，也像他的父祖一样，朝着考科举、做官的方向努力，而且在31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39岁正式步入官场之后，宋慈的仕途比他的父亲和先祖更加顺畅。在39岁至64岁之间，他辗转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任职，最高做到正二品的广东经略安抚使。从53岁之后，他主要担任“提点刑狱”的职务，负责司法、侦辑、审判、监察一类的工作，成为一名有鲜明专业背景、能够独挡一面的技术型官员。
但宋慈对法医技术的兴趣以及他写作的《洗冤集录》，与这个家族的学术传统完全跑偏。根据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宋慈的家族至少在10代以内，没有一个人从事和技术有关的工作。而且在宋慈之后，他的儿子宋秉孙又走回了考进士、当普通官员的家族传统道路。打个比方来说，作为法医的宋慈，就好像《哈利·波特》中出身于麻瓜家庭却一心当巫师的赫敏。然而宋慈还是去做了，而且真的做到了，这实在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宋慈的家乡福建建阳，是整个南宋书籍刻印、出版和销售的中心。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形成了汴京、临安、成都、建阳四大中心。南宋的建阳，刻书作坊鳞次栉比。建阳刻印的书籍称为“建本”，与其他地方的刻本相比，“建本”没有那么精美，但胜在数量大、价格低、品类丰富、内容亲民。此外，南宋建国后，一直面临着北方金人、蒙古人的武力压迫，还时不时的有地方民众叛乱、流民武装的袭扰，淮南、两湖、江浙、江西各地都战火不息。而福建则位于更加靠南的地方，其境内群山绵延，非常不利于行军打仗，所以居然成了一个“兵家不争之地”。整个南宋时期，很多人移民到福建避乱。
在这些移民之中，就有南宋理学大宗师朱熹。朱熹本是江西人，但一生中有15年都在建阳度过。他在建阳创办了两所书院，其中的“竹林精舍”后来成为延续800多年的“考亭书院”，南宋的“考亭学派”也是从这里发源。所以南宋时期的建阳，简直就是读书人的圣地。朱熹迁居建阳的1191年，宋慈刚刚5岁。9年后，朱熹在建阳去世，宋慈14岁。也就是说，宋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朱熹的亲身熏陶下，在考亭书院的浓厚学术氛围中度过的。他的启蒙老师是朱熹的弟子吴稚，他从小接触过许多朱门的青年才俊，比如杨方、黄干、李方子等。19岁那一年，宋慈又被遴选入南宋最高学府——临安太学，他的老师真德秀不仅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还是南宋的大学问家。
看这顶级学区的成长经历和闪闪发光的教育背景，宋慈应该毫不费力就拥有南宋读书人最豪华的朋友圈吧？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目前能看到的南宋文人、学者的文章、诗词、书信、笔记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宋慈。而更反常的是，宋慈去世了十年，都没有人给他写墓志铭。后来宋慈的儿子找诗人刘克庄为他写墓志铭，刘克庄倒是欣然同意了，但是这篇墓志铭通篇读下来，感觉就是他们其实不太熟。刘克庄能追忆的与宋慈的唯一一次交往，居然是在30多年前。
而宋慈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到任何别的人，事实上除了《洗冤集录》之外，他也没有留下任何诗词、散文、书信。在读书人特爱写东西、表达欲强烈得一塌糊涂的南宋，一个既当大官又有学问的人，一辈子没有留下任何私人化的文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要知道南宋知识精英的朋友圈，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开、透明。谁和谁一起喝过一次酒，爬过一次山、赏过一次花、讨论过一次问题，基本上都要留下文字记录。所以宋代文学界、学术圈那些社交达人（像苏轼、辛弃疾、朱熹），一生的交往、游历几乎都可以追踪复盘，甚至可以精确到天。
综合考虑以上事实，就只剩下一个结论：宋慈表面上是南宋官场、学术圈再主流不过的一个人，但事实上他可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局外人”。他融不进那些风雅、活跃的社交圈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穿越者”。
尸体的语言
让宋慈显得更“穿越”的，还有《洗冤集录》中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
简单地说，《洗冤集录》就是一本“尸体之书”，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宋慈一丝不苟地给尸体分类，在整本《洗冤集录》中，至少可看到38种尸体，它们分别是：
按死因分类：自缢死尸、溺死尸、打勒死假自缢尸、他物手足伤死尸、自刑尸、杀伤尸、火死尸、汤泼死尸、服毒尸、病死尸、针灸死尸、受杖死尸、跌死尸、塌压死尸、压塞口鼻死尸、硬物瘾店死尸、牛马踏死尸、车轮拶死尸、雷震死尸、虎咬死尸、蛇虫伤死尸、酒食醉饱死尸、筑踏内损死尸、男子作过死尸、遗路死尸
按尸体现象分类：坏烂尸、白僵尸、瘁尸 虫鼠犬伤尸 仰卧停泊尸
按死者身份分类：普通尸、女尸、小儿尸、并胞胎尸
按尸体所处空间分类：未埋瘗尸、已攒殡尸、邻县尸
另一种形式的尸体：骨骼
在他的眼中，尸体不是一种恐怖、神秘、反常的事物，而是像世间万事万物一样的客观存在，不可回避，且有规律可循。每一具尸体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就像一种复杂深奥的语言，而验尸官就是“翻译”这种语言的人。
那么，宋慈怎样“翻译”尸体的语言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在中国法医史上，有一个经典案例叫做“张举烧猪”：三国时期吴国的句章县，有一个男人死了。他的妻子说，他是被烧死的。但他的家人说，是他的妻子杀了他，然后放火烧了房子，制造他被烧死的假象。为了侦破这个案子，县令张举命人赶来两头猪，一头杀死，一头不杀，把这两头猪同时投入火堆里。结果，被杀的那头猪，嘴里什么都没有，而被烧死的那头猪，嘴里满是灰烬。接下来，张举又命人检查死者的口腔，果然一点灰都没有。这就证明，这个男人在被火焚烧前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在说谎。再进一步审问，果然那个妇人就是杀夫的凶手。
这个案子被定进各种法医史教科书，南宋官员的治狱参考书中也收录了这个案子，可见人们对它的评价之高。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张举可能不怎么懂法医。这个案子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用动物做实验，来模拟尸体被烧的两种情况。可这也恰恰说明他很少做尸体检验，不知道人的身体“生前被烧”和“死后被烧”有何区别，所以必须用动物实验来当场验证。
如果换成宋慈来破案，就完全不用做动物实验了。因为《洗冤集录》第26节第一句话就是：
凡生前被火烧死者，其尸口鼻内有烟灰，两手脚皆拳缩；若死后烧者，其人虽手足拳缩，口内即无烟灰。
而且宋慈还说，检验“火死尸”时候，光看口鼻内有没有灰远远不够，“火死尸”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人是年老患病，不慎被火烧死的；有的人是被勒死后抛入火内焚烧的；有的人是被砍死后投入火内焚烧的；有的人是被推入火中烧死的。每一种不同的死因，尸体的形态、头面皮肤的特征、现场的状况都不一样。换句话说，每一具来自火场的尸体，都会将大量的信息呈现在验尸官面前。判断口鼻内有没有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张举面前，宋慈的法医知识和技术，简直是一种“降维打击”。而南宋普通官员法医知识，可能更接近于张举的水平。
然而《洗冤集录》中还有更炸裂的内容，那就是“检骨”。在现代法医学中，骨骼检验属于“法医物证学”，尸体检验属于“法医病理学”。但是在宋慈的眼里，骨骼大概是尸体的另一种形态，所以他把“验尸”和“检骨”放在了一起。
关于骨头的知识，大概是让宋慈最骄傲的。他在《洗冤集录》的第17-18节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人的哪一个部位长着几片骨头、人的全身骨头走向是怎样的、哪一片骨头挨着哪一片骨头，比如：
脊骨下横生者髋骨，髋骨两旁者钗骨，钗骨中下者腰门骨。钗骨上连生者腿骨，腿骨下可屈曲者曲䐐，曲䐐上生者膝盖骨，膝盖骨下生者胫骨，胫骨旁生者䯒骨，䯒骨下左起高大者两足外踝，右起高大者两足右踝……
这一部分文字非常专业，但有一些明显错误。比如“钗骨”是宋慈自己造的词，没人知道这是哪一块骨。又比如他说人全身长着365节骨头，男人的骨是白的，女人的骨是黑的，这完全没有道理。但《洗冤集录》毕竟介绍了关于人体骨骼的一整套知识。而且据学者高婉瑜统计，宋慈所提到的骨名，有68.9%都可以对应到今天我们知道的人体骨骼。
在《洗冤集录》中，还记载了一种“蒸骨检验法”。就是将死者的骸骨用水洗净，然后用麻绳按人身骨骼的结构穿连好，摆放在一张干净的篾席上。在地上掘一个长五尺、阔三尺、深二尺的坑，用木柴炭火把整个坑烧得通红。接下来，扑灭明火，用白酒二尺、醋五升浇泼在坑内。乘坑内热气蒸腾的时候，把整具骸骨放在地窖内，用篾席盖好，蒸一两个时辰。等到坑内地皮冷却以后，抬出尺骨放在明亮的阳光下，撑起一把红油伞，遮罩在尸体上方，迎着日光看向伞下的骸骨。骨上被击打的痕击和断裂的痕迹都会显现出来。
这种检骨法，乍一看像某种诡异的巫术，但实际上可能是有效的。现代的法医骨骼检验，也会用蒸煮、日晒的方法去除骨骼表面的软组织，用酒精脱去骨骼表面残留的脂肪。据说1950年的时候，河南省睢县还用“蒸骨法”侦破了一桩凶杀疑案，破案的过程还被改编为连环画《蒸骨验尸》。
《洗冤集录》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说宋慈参考了《内恕录》《检验法》等书籍，但这些书全都失传了。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法医知识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既找不到源头，也找不到相似者。作为法医的他，在南宋显得太怪异、太孤独、太超前。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和我们已知的南宋人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在主流社交圈，他似乎也格格不入。我甚至高度怀疑，他是一名“孤独症谱系人士”，在某方面有超常的能力、高度专注、社交能力不足。以至于说他是一个“穿越者”，好像都比说他是一个“南宋人”更合理。
天才与时代的“相爱相杀”
但“穿越者”的说法怎么能让人满意呢？作为南宋这棵大树结出的一个果实，宋慈一定和这个时代有着很多的纠缠，只是这种纠缠可能和我们的直觉不一样。
上文讲到，宋慈的家乡建阳有着南宋最多的刻书坊、最繁荣的书市。而宋慈对于奇怪事物的兴趣和知识，大概就来源于此。 刘克庄的墓志铭里说，宋慈这个人“性无他嗜，惟善收异书名帖”。也就是说，他没别的爱好，就喜欢收集稀奇古怪的图书和字帖。而两宋恰恰是“稀奇古怪的书”空前增加的时代。这大概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推广，图书刻印和出版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于是书商们就全力挖掘各种好看、好卖的书。那些有趣的、猎奇的、往往不那么“正经”的书就有机会出现在市场上，甚至成为畅销书。而建阳正是这类书的集散地。
另一方面，两宋时期的人的确知识面比较宽，好奇心比较强。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知识传统叫做“博物学”。“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个来自欧洲的概念，是指对大自然进行观察、采集、收罗、分类、整理、汇编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博物学”没有欧洲博物学那么强烈的追究本原、探索抽象理论的兴趣，但同样重视对世间万物进行认识、描述、命名、分类。中国古代的科技传统，就主要体现在博物学中。
两宋时期，涌现出许多私人编撰的博物学著作。知识渊博、洞悉各种奇物灵怪，也成为读书人引人为傲的一项本事。宋慈最强的天赋，显然也在博物学上。《洗冤集录》本质上也是对世间事物进行认识、命名、描述、分类的书。只不过南宋的博物书籍关注草木鱼虫的很多，介绍地理天文、人事礼仪、宗教占卜、饮食文艺也常见，像《洗冤集录》这样专门讲尸体的还是独一份。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找到了《洗冤集录》与同时代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下面是《洗冤集录》在淳祐七年（1247）写成之后，全球化的传播轨迹：
宋末元初人赵逸斋以《洗冤集录》为蓝本，编成《平冤录》；
元朝人王与根据《洗冤集录》和《平冤录》，写成《无冤录》；
明代初年，《无冤录》传到李氏朝鲜，改编为《新注无冤录》和《增修无冤录》；
《新注元冤录》传入日本，修订为《无冤录述》和《检尸考》；
清朝建立后，根据《洗冤集录》的内容，编写了《律例馆校正洗冤录》；
17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统纪传》（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介绍了传教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翻译的《洗冤集录》；
1853年，英国医生海兰（William Aurelius Harland），在《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上，发表《洗冤集录》英文节译本；
1863年，荷兰人赫莱斯（Carolus Franciscus Martinus de Grijs ）在《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年报》（Verhandelingen V an Het Bataviash Gencotschap V an Kunsten en Wentenschapen ）发表《洗冤集录》荷兰语译本；
1874年，英国驻华外交官，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上发表《洗冤集录》英语译文；
1882年，法国人马丁（Charles-Ernest Martin）翻译的《洗冤录概要》，在法国巴黎出版的《远东评论》（Revue de l’ Extrême Orient）上连载；
1908年，德国人布莱滕施泰因（Heinrich Breitenstein ）出版《洗冤集录》德译本，名为《王又槐编中国法医学——转译自赫莱斯先生荷兰语译本》（Gerichtliche Medizin der Chinesen von Wang-in-Hoai – Nach der hollandischen Ubersetzung des Herrn C. F. M. de Grys ）；
1909年，李道夫（Charles Henry Litolff ）翻译的法文《洗冤录集证》，在《印度支那评论》（Revue Indochinoise ）连载；
198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马伯良（Brian E. Mcknight ），出版《洗冤集录》的第三个英语译本，名为《洗冤——十三世纪中国法医学》（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 century China ）
在这700多年的时间里，《洗冤集录》就像一部“长了翅膀的穿梭机”，不停歇地在不同的国度、时空旅行。在人类的知识发展史上，这算得上一个奇迹。这本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传播潜力？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内容奇绝，粉丝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南宋、元朝的书商慧眼发掘了这本书，并不断刻印、发行，以至于市面上流传的版本从来没有中断过。
所以，宋慈生长在福建建阳，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这里空前发达的刻书业和图书市场，既让他的博物学天赋得到启蒙和滋养，又让他的作品获得了异常持久的生命力。换言之，南宋建阳对宋慈的成就，就像硅谷的车库里时常走出未来的科技大佬和创业精英一样，靠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气候”。
此外，《洗冤集录》经常提到“仵作”、“行人”。比如：
仵作行人受嘱，多以芮草投醋内，涂伤损处，痕皆不见。（卷二《验尸》）
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小腹下，其肾子自下，即其验也。（卷一《疑难杂说上》）
凡验酒食醉饱至死者，先集会首等，对众勒仵作行人用醋汤洗检。（卷五《酒食醉饱死》）
“仵作”就是协助官员检验尸体的技师。他们本是民间从事殡葬行业的人，帮助死者梳洗、穿衣、装殓、下葬。因为长期和尸体打交道，所以最知道尸体在不同情况下是怎样的状态，也知道如何对尸体进行操作。最晚从五代开始，官府就雇佣、抽调他们协助尸体检验。而仵作通常有职业组织，称为“行会”，所以有时“仵作”也被称为“行人”。“仵作”“行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医”。
宋慈的法医知识，应该主要是从仵作身上获取的。尽管他说自己的知识是参考《内恕录》等书籍得来的，且不说《内恕录》已经失传了，像尸体检验这种需要丰富经验、高度技能的工作，怎么可能全凭书本？必须要有尸体摆在那儿，一边操作，一边讲解，一边观摹，才能真的学会。
南宋的时候，除了殡葬业者之外，衙门胥吏、屠夫、风水先生、接生的稳婆，都可以参与验尸。他们中有些人相当厉害，比如《折狱龟鉴》中有这样一个案子：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李处厚担任庐州慎县县令，当地发生了一起打死人的案件。李处厚亲临验尸，用酒糟敷，用石灰水擦，都看不到尸体上的伤痕。这时，有一位老人求见，自称是这个县的老书吏，懂得检验这类尸体的法子。只见他用一把红色的油纸伞遮盖住尸体，然后用水冲洗，伤痕马上就显现出来。
这就说明，宋代官员检验尸体的时候，需要求助于那些隐藏在民间的高手。这些人有处理尸体、检查尸体的经验，却因为各种原因，不会把这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于是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口传心授的、野生的知识体系。随着一代一代的人逝去，这些“不着文字”的知识就渐渐消散了。而宋慈却把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抢救了出来。
因为来自于民间，所以《洗冤集录》中的许多检验方法显得特别生猛，有烟火气。比如，湖南的验尸习惯，要把尸体放到火里面烘烤，有的尸体甚至要被烤三四次；又比如，验尸的时候要多准备些葱、椒、盐、白梅、酒糟，还要带上瓦盆和棒槌；再比如，验中毒尸体的时候，要把鸭蛋大小的糯米饭团塞到死者的嘴巴里。这些，显然都是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想出来的法子。
但是对于这些来自民间的智慧，宋慈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需要民间的专业人士为他提供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他又高度地不信任他们。比如他在《洗冤集录》中反复地说：
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
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
仍约束行吏等人，不得少离官员，恐有乞觅。
所以，他在《洗冤集录》中，大多数时候只讲检验方法，很少讲破案的故事。以他冷峻、内向的性格，或许不喜欢讲故事；抑或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成就、办案经历与自己百般看不上的仵作、胥吏牵扯在一起。所以他在讲检验方法的时候，绝不会说这个方法是谁教给他的。
如上所述，宋慈的法医知识其实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来自南宋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承认。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南宋社会成就了宋慈。
那么南宋的精英们又怎样看待宋慈的法医成就呢？皇帝当然是热情点赞的，毕竟这是侦破疑案、提高治理水平的好办法。1247年《洗冤集录》一写出来，宋理宗就亲自下旨将这本书颁行天下，要求所有官员认真研读。1249年宋慈去世，宋理宗还追赠他为朝议大夫，并亲笔给他的墓题字。在南宋，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宋慈的同僚们态度就不一样了。据我所知，和宋慈同一时代的官员，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诗词、文章中提到过南宋有这么一位学识惊人、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就连给宋慈写墓志铭的刘克庄，也只说他是一个正直、务实的好官，“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他笔下的宋慈和《洗冤集录》中的宋慈，简直判若两人。这当然是由于人性的弱点——领导面前的“红人”，一般都不怎么招同事待见，全天下的职场都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们无法理解，也无力效仿宋慈所做的事。
前文曾提到南宋法官的必读参考书《折狱龟鉴》。我通读了书中的396个案例，发现南宋（以及南宋以前）法官查案的方法大多很“抽象”，比如审讯、观察、使诈、占卜、解梦等。对于公开的调查、取证、检验，似乎有一种排斥。有时明明可以用法医检验的方法破案，但法官却绝不使用。比如：北宋蔡高担任福州长溪县尉的时候，辖内区有一户人家，夫妻俩都外出了，看家的儿子被盗贼杀死。蔡高马上召来同里所有的人，让他们环绕而坐，仔细地察看。突然蔡高指着一个人说：“这就是杀人凶手。”经过审讯，那个人果然认罪了。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个案件的侦破方式堪称极端、粗暴。有人被杀，第一时间应该勘察现场、搜集证据、检验尸体、寻找目击者。但蔡大人却什么都没做，靠一双眼睛察颜观色，就迅速锁定了凶手，整个过程毫无逻辑可言。虽然最后嫌疑人认罪了，但又怎么证明他不是被刑讯威逼、屈打成招呢？
在《折狱龟鉴》一类的书中，判得有问题的案子还很多，无法一一举例说明。但我确实感觉到，南宋的司法官员偏爱“短平快”的查案手法。这种方式有很强的表演性，不断地烘托判案官员的权威、智慧和神秘感，绝不可以让当事人知晓法官的推理过程，极力避免将案件的主导权假手于人，也不能在一个案子上投入太多的时间和资源。
而宋慈所提倡的这种严谨、客观、注重技术，追求证据与推理、罪与罚严丝合缝的办案手法，就完全颠覆了同行们的职业习惯。既否定了他们既往的经验，又大大增加了刑侦、调查的工作量。要知道，尸体检验是既辛苦又高难的工作。那么多微妙、深奥的经验和技能，绝不是读一本《洗冤集录》就能学会的；检验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也会令基层衙门不堪重负；再说了，要去面对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那些习惯了读书、坐办公室的文官又怎么承受得了？所以在南宋的许多官员看来，宋慈自己沉迷于尸体也就罢了，他还让大家都去犯罪现场验尸，这简直就是疯了！
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伦理和习俗中，验尸（尤其是破坏尸体完整性的验尸），是对死者和死者家属极大的冒犯。东晋（317-420）时就发生过一个轰动的案子：沛郡相县人唐赐到邻村喝酒，回来就病了，吐出十多条虫子。唐赐临死前叮嘱妻子张氏，等自己死后，要剖开肚子弄清生病的原因。后来，张氏亲手剖开了丈夫的肚子，发现唐赐的五脏都烂成了碎片。后来，司法官员们在这个事情上犯了难。有人说，这是唐赐的临终遗愿，张氏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也有人说，张氏伤害了丈夫的尸体，是犯法的行为，唐赐的儿子不阻拦张氏剖尸，是不孝的行为。最后两人都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说明，中国古人对于损伤尸体，抱着极大的抵触。所以《洗冤集录》中的验尸，绝大部分都是体表检验，并不涉及解剖。只有“检骨”的部分，才勉强属于体内检验。
基于这些，我们可以推想：在南宋人的眼中，《洗冤集录》大概是一本“异端之书”。即使有皇帝的赞赏，有圣旨的加持，南宋司法官员们也不会真正接受这种颠覆性的办案方式。
在宋慈去世后十多年，一位自称“幔亭曾孙”的人编写了一本书，名为《名公书判清明集》，选录南宋著名法官的裁判文书，是研究南宋司法的重要材料。在这本书中，收录了宋慈判决的7个案件，其中也有凶杀案。但是从作者摘录的判词中，根本看不到关于验尸的只言片语。这大概反映了南宋法律专业人士对宋慈的一种态度——你是一位出色的法官，我必须承认。但是你的办案方式，恕我不能接受。
宋慈与李约瑟的“对话”
淳祐十年（1250）农历三月，64岁的宋慈在广州去世。那时，《洗冤集录》刚出版不到三年。终其一生，宋慈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书在知识界激起多大的水花。
又过了二三十年，宋末元初之际，一本名为《平冤录》的书问世。这本书是对《洗冤集录》的考证、修订和增补。1308年，宋慈去世58年后，元代人王与写成《无冤录》，这本书整合了《洗冤集录》和《平冤录》的内容，并进一步地修正和补充。从此以后，宋慈的追随者、效仿者渐多，“检验之术”终于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这个学术脉络中，相继出现的作品包括：明人王肯堂的《洗冤录笺释》（1602）；清代律例馆辑纂的《律例馆校正洗冤录》（1662），清人阮其新的《补注洗冤录集证》（1832），张锡藩的《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1843），许槤的《洗冤录详义》（1854）等。
也就是说，宋慈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缔造了中国传统法医学。而且这一门学问经受住了时间的冲刷，在他去世之后的600多年中，渐渐被世人认可。这是中国传统法医学的光荣。
然而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它还有另一面：从南宋到清末，中国传统法医学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宋慈之后所有研究这门学问的书，都是在《洗冤集录》的框框里打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解释、修正、补充。尤其明清时期的几本书，连书名都高度忠实于《洗冤集录》——在这几百年中，这门学问既没有开疆拓土，也没有向纵深挺进。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门知识太过“跛脚”。宋慈所倡导的“检验之术”，绝大部分都是体表检验。对于人体的内部，顶多只能做到“检骨”。所以这门“检验术”，只能看到体表的痕迹，仅适用于纯粹的他者、外力造成的创伤或死亡。一旦涉及到人体内部的脏腑器官，涉及到创伤和疾病共存的情况，它就一筹莫展了。
举个例子：晚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河北顺天府宝坻县的几位村庄首事来到县衙，处理有关赋税征缴的一些事。公事结束后，几位首事和一帮衙役来到一家歇店，一起坐下来喝酒。谁也没想到，两伙人喝着喝着居然吵起来了。一位名叫许福太、年龄67岁的首事，还和衙役们动起手来，被打倒在地。几个时辰之后，许福太开始呕吐、腹痛，起来小解碰到锅台而摔倒。第二天晚上，许福太就死了。在检验许福太尸身的时候，宝坻县的仵作可犯了难。许福太到底是被打死的还是病死的？他被打倒在地，有可能受伤导致内脏破裂。但一个67岁的老人家，身体大概率是有些毛病的。那天晚上他饱食饮酒又摔倒，突发腺胰炎、中风、心脏病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不进行尸体解剖，就永远不能确定许福太是怎么死的。
然而在宋慈开创的法医学体系中，既不做人体解剖，也不关注疾病和死亡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法医，其实根本不是“医”。医者所关注的疾病、人体内部环境和构造，中国传统法医基本都不涉及。
有人说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传统中医不注重人体解剖。而且在西方法医学传入中国以前，医生是绝不管死人的。这其实说不通：传统中医虽然不管死人的事，但是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医学有好几次提升与变革，有医学著作对人体的解剖结构进行讲解，比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关于人体、疾病的新知识是有的。如果传统法医学想要吸收这些知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明清时期的仵作和学者，没有一个人像宋慈那样，热情地吸收各种可以获取的知识，以提升这个学科的认知水平。
到了清代，虽然衙门判案时必须要验尸验伤，但传统法医学却变得越来越“孤独”，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很少，有知识量的提升，却没有质的突破。而且在清代，从事“检验之术”的人也没有真正的荣誉和出路。那些钻研检验知识的学者，他们不至于像宋慈那样不被人理解。但精通这门学问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学术声誉，或官场晋升的机会。在清代，仵作是衙门的正式衙役，是专业的检验技师，但更是“贱民”。他们的子孙不能当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有些地方，仵作甚至连宗族祠堂都没资格进。所以，他们为什么还要精进技术、追求职业荣誉呢？
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经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在公元15世纪之前，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近代科学却没能诞生在中国？
关于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工匠和农民的经验，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所以从概率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有高好奇心的天才数量就越大，各类发明“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也更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就会更快。
中国传统法医学的诞生就是如此。它依赖的是仵作、胥吏、屠夫、稳婆们长期积累的关于人体、死亡、创伤的经验。也依赖像宋慈这样有着超高天赋、能将民间经验文字化、系统化的天才。所以中国传统法医学的诞生，比欧洲法医学早了300多年。
可是为什么“检验之术”到清代就停滞了，没能发展为现代法医学？上文讲了一些具体的原因，像解剖学不发达，检验之人不懂医术、仵作地位低下、学科定位边缘化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它们其实可以归结为：因为制度、学术、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人力、物力、智力资源，不能持续地注入这个学科，使这个学科渐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变成了一块“内卷的知识保留地”。这显然是一个体制性的、系统性的问题，是这个学科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兼容。
今天的中国人谈到宋慈、谈到传统法医学，往往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自豪当然是有理由的，毕竟我们的先辈缔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科。但我们也要知道：今人心目中的“法医学”，是经历过现代科学、现代观念的洗礼后，重塑的一个概念，不等于宋慈的“检验之术”。我们所景仰的宋慈，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被理想化、浪漫化的人物。真实的宋慈，是一个另类的、孤独的天才；而真实的中国传统法医学虽然诞生较早，但并非显学，也罕有荣誉和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