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衣着
衣如其人，性情不同，衣着往往迥异，文人也不例外。
鲁迅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所以，鲁迅不讲究穿着，甚至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在孙伏园的记忆里，“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如此简单的穿着，可能与鲁迅学生时代的经济条件和习惯有关。许寿裳说：“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绔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曾与夏丏尊是同事。夏丏尊记得当时鲁迅衣着简单，“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在臧克家的印象里，季羡林“衣着朴素”。1946年，“羡林，在德国留学十年，懂许多种语言文字，刚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路过南京。我们一见，彼此倾心。他在国外待了多年，但身上毫无洋气，衣着朴素，纯真质实，言谈举止，完全是山东人的气质和风度，我心里着实佩服”。在张中行眼中，季羡林“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他装束简单，“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虽然是名教授、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白发，苍老，衣着陈旧”，如此装束，很容易被认为是“老工友”。有一次，季羡林竟然真被新生误认为是“老工友”，并被委托照看行李，他慨然应允。
在学生陈梦家的印象里，诗人闻一多的衣着也十分朴素。“大约是1928年的冬天，我在南京单牌楼他的寓所里第一次会到他，他的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蔼的”。当时闻一多在国立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陈梦家是法律系的学生，但是，陈梦家经常去听闻一多的课。据陈梦家观察，闻一多“喜穿深色的衣服”，他最爱的颜色也是“黑与红”。到了抗战时期，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闻一多一家生活窘迫，“由春到冬，只有一件旧棉袍和一件灰布长衫交替着穿。一位老朋友实在看不过，送了件半新的灰布夹袍给他，闻一多喜欢得合不拢嘴。脚上穿的布鞋，也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
与上述几位先生相比，诗人穆旦算是时髦多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吴小如曾遇到这位真诚的诗人，“一个春夏之交的下午，北大教授宿舍中，我匆匆遇见一位年轻、秀气而温文的过客，戴白草帽，穿短衬衫，着短裤，说话的语音诚挚而简单，透出了他的心——一颗热情洋溢的心：他就是穆旦。”
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人的衣着。赵树理是农民出身，他“从山西山沟沟里走出来”，穿着也不怎么计较。严文井曾在文章中写道：“他怕冷，秋末一降温，他就穿上了皮大衣。五十年代初，北京各个商场出售的旧皮大衣很多，价钱虽不很高，销路却不好。在‘新社会’，人们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不久前的那些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的样。老赵不在乎，就穿上了这种大衣，像一个过去的土‘老财’。但他的每件大衣都穿不久，不是送给人了，就是忘在什么地方了，又得去买另一件。”赵树理甚至连女式皮大衣也穿过，“我记得1952年冬他穿的是一件女式皮大衣，他缩着头，只把那个长而勾曲的红鼻子从那个长长的翻皮领中伸出来，像个寒风中的老母鸡，可他还显得有些陶然自得”。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一度成为流行服饰。在冯思纯的记忆里，父亲废名“一年四季都是布衣布鞋，一套咔叽布的中山装一穿就是十几年”。在学生杨武能眼里，第一次见到老师冯至也是身着中山装，“那一年十月里的一个早晨，在当时破旧狭窄的社科院内通往外文所楼左侧的大路上，我站在一群等待研究生复试的考生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先生。他拄着手杖，头戴旧呢干部帽，身着旧呢中山装，面带微笑，迈着沉稳的步子向我们走来，自然随和地和一些原本认识他的考生交谈”。杨武能感到几分惊异，“大名鼎鼎的诗者和学者冯至先生竟是这么一位蔼然长者！”
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穿着一套轧必丁藏青色人民装，温煦和蔼，和他犀利拔尖峥嵘恣意的笔锋，决不搭配。他坐在那里，四下望着一室不多的几个人，四方脸，浓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视眼镜，白皮肤，整齐的白牙，望之俨然四十许人，简直漂亮齐整得像晚年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按照官方记录，今年应是六九高龄的老人了。”其实，人民装的前身正是中山装。1980年，钱钟书访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钱先生穿的仍然是一套藏青色的人民装，果然闲雅雍容、丰神俊朗，比照片所见还有风度。”
有的学者不注重仪表，甚至成了学界轶闻。在学生李埏的印象中，刘文典“这位生活上拖沓，不注意衣冠修饰，有时竟将长衫的纽扣扣错，头发长了，理发师不登门，他就不理发的‘怪人’，在治学方面却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
在西南联大，连化学家曾昭抡也是衣着随意，有学生在《联大八年》中写道：“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
衣着事小，关乎性情，可不慎乎！或许，风格或有差异，自由、舒适就好。
（作者：李玉辉，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