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编辑如云
云聚云散，花开无声。
——题记
说说何锐
《山花》这本刊物应该是在何锐的手上“翻身”的。
《山花》是贵州文联办的，贵州出了很多的作家和诗人，早一点的有何士光、石定、李发模、唐亚平等，近期则有欧阳黔森、肖江虹、姚辉等，但之前的贵州没有特别重要的文学刊物，何锐当时在刊物当理论编辑，虽有抱负，但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大展宏图的那一天。
我和何锐相识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文学评论》办的高级进修班上，这个进修班后来出了很多高人，记得当时《文学评论》招生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社科院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学人员和编辑人员，而我与这三者都没有关系，我在高邮县的党史办工作，与文学研究、文学教学、文学编辑没有关系，我担心自己不够格，还委托丁帆写信给《文学评论》推荐我，因为丁帆是《文学评论》的老作者了，所以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之后很兴奋。
进修班班上共有四十多人，高校的老师占了大部分，还有一些是文学编辑，何锐就是其中的编辑之一。何锐戴一副眼镜，讲话很快，在分组发言的时候，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一些观点，但他的口音太重，很多人听不太懂，何锐当时关心的是新诗潮的研究动向，而我当时正迷恋朦胧诗，所以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感兴趣就很认真地听他的川东普通话，私下也有些交流。可以说，我对西南普通话的了解是从何锐开始的，当然如果碰到他讲得太快或者方言密集的时候，我只能似懂非懂，根据前后语境来推论他的语义。
一九九四年以后何锐当上《山花》的常务副主编。主编何士光是个神仙一样的作家，基本不过问具体的编辑事务，何锐有了大展宏图的空间。因为之前我在《山花》经常发表文章，除了评论，还化名发表过小说，加之我在《钟山》工作联系的作家比较多，何锐就邀请我在《山花》开辟一个栏目，专门发表当时有影响力作家的小说。何锐当时就希望《山花》能够从贵州的大山深处走出去，走向全国，我主持的栏目叫《山外山》。每期由我组稿、约稿，稿件到了之后再写一段主持人的话，不知道这种专栏方式是否文学刊物第一次使用，但当时效果不错，普遍的反应是，原本不出名的《山花》也开始面向全国办刊评了。这个栏目（第二年改名为《新向度》）持续了两年，发表了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等名家的作品，邱华栋、朱文等新人也在这里露面。
一些作家也与《山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何锐则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编辑，为了约到好稿子，隔三岔五就与这些名作家通电话。他讲话快、口音重，一些作家也不能听清楚他说的全部内容，但知道是约稿，就表态愿意写稿。叶兆言曾经问过我一件事，他说何锐打电话，他基本听不明白，有一次终于听明白了。他寄了一篇稿件给何锐，何锐收到稿件以后，就打电话说，稿件收到了。兆言问：稿件怎么样？何锐说：可以。“可以”这个词在江苏等地语境中，是勉强、将就、差强人意的意思。因而叶兆言见到我时说，如果何锐觉得稿件不好，《山花》可以不用，不要勉强。我告诉叶兆言，何锐的“可以”就是“好”“不错”的意思，不是勉勉强强的意思，兆言这才释然。那一阵，何锐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谈稿件、说评论。我女儿都熟悉他的腔调了，有时候我不在家，女儿接了电话，告诉我，“降调”来电话了，何锐的川东口音，把很多字发成第三声，女儿刚上初中学英语，谐称为“降调”。
一九九四年夏天，《山花》还召开了一次笔会，他们编辑部称之为“八面来风”。与会的作家有林斤澜、苏童、叶兆言、赵玫、毕淑敏、罗强烈……我帮助他们邀请一些作家。何士光亲自到机场去接我们，会议内容也非常丰富，围绕如何培养跨世纪的文学新人的讨论很热烈。当时正是中国大众传媒兴起的火热时期，各种纸媒蓬蓬勃勃地发展，晚报、都市报、快报、时报，在各地创办，且几乎办一家火一家。而原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具有大众效应的文学期刊则显得有些“门前冷落鞍马稀”，发行量呈断崖式下跌。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开始式微，而文学期刊的单打独斗，很悲壮，独木难成林，尤其是文学新人的成长堪忧。与其孤军奋战，还不如联网合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贵州作协的主席、《山花》主编何士光听了我的发言，大加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何锐的眼神在镜片后闪闪发光，他说，文学期刊的联网正是处于边缘刊物向中心迈进的最佳途径，《山花》愿意举办第一次联网联席会议。我回到南京以后，把文学期刊联网的创意向《钟山》的领导赵本夫和徐兆淮做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则把具体联络的工作交给了我。这在当时，他们是非常有远见的，一般来说，期刊之间是竞争作家稿件的，现在一起联网则是“合为贵”，再一个就是《钟山》相对于其他刊物，其竞争力应该更强，现在愿意和兄弟刊物联手，也是一种胸怀和气度。
领导的支持，为联网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联络了《大家》的李巍、《作家》的宗仁发，他们二位听说这个创意之后，也乐意一起联网，这样就有了文学刊物东南西北的联网，南京位于东南，贵州位于正南，云南位于西南，吉林位于东北。形成了南北合作、东西联合的一个文学期刊的共同体。在刊名中，两家带“山”，《钟山》《山花》，两家带“家”，《大家》《作家》。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这是“家山联盟”。
联网的创意虽好，但落实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四个刊物之间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相互的合作完全靠默契和自觉。何锐是对联网最热心的，他提出由《山花》做东，召开联网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联网四重奏”第一次正式启动会议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在贵阳花溪召开。会议由何士光主持，我在会上做了“联网的意义和可能”的发言，会议确定了联网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并采用轮流做东的方式来召开年会，依次顺序是《山花》《大家》《钟山》《作家》，我作为总联络员负责刊物之间的协调，因为这三个刊物的主编都是我的熟人和朋友。山东作协的《作家报》也主动联系我们，为联网的作家发表评论，用他们的话说，是伴奏。而在“联网四重奏”中做工作最多的是何锐，他热心、专注、大度，为联网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关键的润滑作用。
“联网四重奏”的名称也是何锐逼出来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文学联网，或者叫文学期刊联网，但显得过于宽泛而不精确，那天夜里，何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起一个比文学联网更好的名字？你是命名的高手啊！我之前也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空洞，但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也觉得这名字将就用吧，因为联网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个新词，文学联网更是前所未有的，但作为一个刊物的栏目其实是有局限的，何锐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阅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便脱口而出：联网四重奏。何锐这一次没有说“可以”，而是连连说：妙，妙，太妙了！
其实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我们使用的“联网”一词，只是听说有互联网这个玩意儿，但没见过什么模样，只是隐隐觉得它对信息的积攒、放大、增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文学期刊处于信息传播的冷角落，单个的文学刊物的影响力已经不足以对抗日益兴起的大众传媒，一个作家的成长又离不开文学期刊的助推和扩散，而一个作家的定型则需要一定数量的作品来完成，但这些作品如果分散在不同时段、不同刊物来展示，与集中展示、高密度的集成效果是不一样的。“联网四重奏”就是把原先的线状信息处理成块状信息，让人们过滤信息时，在记忆的筛子上留住，或多停留一阵。人们在同一时间读到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会加深对这个作家的印象，强化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从而“记住”这个作家，“被记住”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期刊努力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记得当时“联网四重奏”第三届年会的口号叫“为跨世纪文学新人鼓与呼”，当年在“联网四重奏”展示身手的作家邱华栋、东西、鲁羊、朱文、徐坤、丁天、李冯等已经成为文坛的重要力量，而之后将联网扩展到青年评论家的举措，也推出了吴义勤、施战军等一批评论家翘楚。
何锐将《山花》带到了全国文学期刊的前沿，“联网四重奏”是一个巨大的催化剂，因为当时《钟山》和《作家》已经是文学期刊的名牌，而《大家》于一九九四年以“黑马”姿态爆冷文坛之后，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网四重奏”经过几年的努力，《山花》不仅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还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评论家，这让一个刊物如鸟之双翼，腾飞起来。
何锐，本名何顺安，重庆万州人，一九四八年出生，二〇一九年三月病逝。
再聊李巍
李巍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李巍八十岁了，我心里一愣，有这么大吗？再想想，也是，他退休二十年了，应该八十岁了。十年前，他还有短暂的复出，重新出山担任《大家》的主编，之后又销声匿迹。
李巍重新出山不久，就带着原《大家》编辑部的项万和来到北京，第一时间找到我。我在《小说选刊》编辑部接待了他们。他这是找熟悉的路径，因为当初《大家》从创刊到走红，他一直在和我合作，《大家》的创刊号印着“特邀策划王干”的名字。这一次复出，理所当然地第一站就找到我，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的幸运之神。不过这一次，我冷冷地回绝了他。我说：“时过境迁了，现在的文学刊物生存的土壤和当年不一样了，而且《大家》已经是一个‘死’了的刊物，哪有那么容易复活啊！我建议你也不要再当主编了，时空在变，一个人不可能踩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小说选刊》那么大的品牌，也是惨淡经营，《大家》要再现辉煌，几乎不可能。”
李巍眼巴巴地说：“那怎么办？我已经都接受了。”
我说：“早点请辞，还可以落个好名声，要不一年后会很惨。”
李巍张大眼睛，吃惊地问：“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一年办不好，当然下课，换人。办好了，也不能让你七十岁的老人再超期服役。”
李巍垂下了头。
我说话很直爽，和李巍更是不客套。
李巍的复出源自莫言二〇一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大家》的口号就是打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程志方社长在新刊发布会上发出这个豪言壮语的时候，京城的记者都在窃窃私语，那表情是可以想象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莫言获得了十万元大奖。这十万元大奖在全国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奖。当时鲁迅文学奖只有五百元，茅盾文学奖也只有五千元，《大家》的举动，备受媒体和文学界的关注。当然，大奖也引起很多的议论，莫言一度被卷到风口浪尖。《大家》后来也更换了评委，将大奖化为小奖，让诸多的获奖者分担“责任”。第一届的评委阵容的“颜值”还是可以的，评委会主任徐怀中，评委汪曾祺、谢冕、李锐、刘震云、苏童等，我手上还存有当年的照片。
二〇一二年十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惊喜地发现，当年《大家》的“打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预言性和前瞻性。而此时，率先为莫言颁大奖的《大家》却陷入了停刊风波。这样一个好的文学品牌不能就此销声匿迹，云南省领导经过调研，决定复刊让其“重整雄风”，经了解，发现当初《大家》“火”的原因就是有李巍这样的主编，故此打破常规，让已经七十岁的李巍重新出山。
李巍为什么第一时间找到我？因为《大家》的创刊起初，我是有参与的。一九九三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一本原先叫《红蓝黄》的综合性的期刊改为《大家》这个文学期刊，这在当时有点逆流而动的意思，因为当时整个文学期刊“流量”不景气，一些文学期刊在“改制”的要求下，纷纷改变办刊方向，将纯文学的定位改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类型，贵州的《花溪》改刊，上海的《文学角》改名为《海上文坛》，而《大家》这个时候逆流而动，确实反映了当时云南出版人的文学情结。当然，当时《大家》编辑部的几个编辑海男、潘灵、韩旭也起了很多促进作用，海男是诗人、小说家，潘灵是小说家、编辑家，韩旭则是激情澎湃的诗人，而美编西里是一个无限向往先锋艺术的画家。
这样一个青春与激情混合在一起的编辑部，也让主编李巍变得年轻而有青春，他称自己是“唐·吉诃德”，在名片上还印有一个斗篷与风车。
和很多刊物的主编一样，李巍也是个工作狂。他是军人出身，精力旺盛，每天洗冷水澡，睡眠时间极短，在筹划《大家》刊物期间，他几乎每天给我打电话。当时，电话资源匮乏，没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是不能装电话的，我是一个普通编辑，家里装不上电话，只能通过邻居的电话和他联系。沈乔生当时是《钟山》编辑部主任，家里装了电话，我就经常跑到沈乔生家去接李巍打来的电话。
那时电话一般都装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我每天大清早就到人家夫妻俩的卧室里去接李巍的电话，而且他又特别能聊，有时候一聊能聊一个多小时，人家都要上班去了，这样时间长了，都影响到人家的正常生活了，李巍每次都是哀求着请人家转电话，沈乔生两口子好脾气，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人家了。后来就换一户人家打，几乎是把我们那栋楼凡是装了电话的人家都骚扰了个遍。后来我就找人申请了一个号码装上了电话，这下好了，李巍早上打完电话，晚上打，聊刊物创意，聊定位，聊组稿。但很多事情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李巍便邀请我到昆明去。我当时到昆明就带了三本刊物，一本《钟山》，一本《21世纪》，还有一本《东方明星》，我去的时候，脑子里对于《大家》这个刊物怎么办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构架，到昆明之后，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大家》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成为文学转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杂志之一，主要融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借鉴了《钟山》《收获》等刊物的办刊定位。记得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唐达成看到《大家》创刊号之后，说，这不都是《钟山》的作者吗？二、《大家》的版式采用了《21世纪》这个刊物的板式，大十六开，当时的文学期刊基本是普通十六开的开本，《大家》首次用大十六开。在视觉上有冲击力，引发了文学期刊的改版热潮，很多刊物都变成了大十六开。三、率先引进主持人。我们传统的观点，主持人向来都是出现在动态媒体上，比方电台、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一台晚会需要主持人，《大家》把主持人引到了静态媒体上，这是一个创新之举，王蒙、汪曾祺、谢冕、刘恒、苏童和我率先出任《大家》的栏目主持。当时汪曾祺对主持散文还有些情绪，我说您的短篇肯定是大师级的，但散文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老头儿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了。其他的主持人也是由我推荐落实的。这些主持人的照片整幅用在刊物上，像明星似的，也是第一次。以前文学刊物登作家的照片都是小照片，像证件照似的，《大家》登作家的照片就跟画报登明星的照片一样，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明星，只是这种明星有别于影视明星。作家是文化人，是知识分子，照片不可能像其他明星那样浓墨重彩，所以就采用黑白色。黑白照片给人的感觉是厚重、沉淀、永恒、纯净，符合知识分子的气质。就这样，《大家》首开先河把明星要素和知识分子要素融合起来，既有趣味，又有品位。四、大奖。《大家》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额高达十万元人民币。十万元的重奖在当时震动了文坛，而且第一届大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的，设这样一个大奖就是为了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巅峰发起冲击。当时《大家》的口号，就是“走向诺贝尔”，恰巧第一个大奖是给了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证明，也是很有眼光的。
《大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 ，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排名第五，作为一本横空出世的杂志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大家》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一度还被停刊。二〇〇二年，当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胡廷武还诚邀我加入《大家》，担任主编，并答应我在北京购买房子。但时过境迁，我婉拒了。我深知收拾破旧的河山比新建一个王国还要难，要想把《大家》恢复起来，让枯木再逢春，谈何容易，因为属于文学的那场季候风已经过去了。
作为编辑，李巍办过《大家》，此生足矣。
关于王安忆，关于《长恨歌》
我至今仍然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也是写旧上海的代表作，王安忆自己也很难超越。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很多人也未必同意，甚至王安忆自己也不见得同意，一个作家最喜欢的作品往往和外界的评价不太一致。比如，人们都认为《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而汪曾祺自己喜欢的小说则是另一篇名不见经传的《职业》。我没有和王安忆交换过看法，但如果说很难超越《长恨歌》，王安忆肯定不会同意。王安忆是一位在不断寻找创新、不断在突破自己的作家，让她说现在的作品不如以前，不是她的风格。《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又写了很多的长篇小说，她很勤奋，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巅峰在未来。对于这样一位不断攀登高峰的作家，我从内心里表示真诚的敬意。
我在《钟山》当编辑多年，最初是理论编辑，后来也编一些作品。《长恨歌》的组稿有点偶然，王安忆与《钟山》的关系一直密切，她不少有影响的中篇是在《钟山》发的，“三恋”之一的《岗上的世纪》也是在《钟山》发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到上海是去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当时学会的秘书长张德林先生邀我与会，我也想和上海的评论家交流信息，顺便组稿。我向编辑部请假的时候，当时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徐兆淮就抓我的“差”，说，你去组一组王安忆、陈村、李晓、孙甘露、格非等人的稿件，最好是中篇。我自己也乐意和作家交往，就爽快答应了。
原以为这次年会只是一般的年会，到会之后，发现这就是后来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原点。会上，我认识了新朋友，郜元宝、杨扬、陈福民、罗岗等，格非是之前在《钟山》的镇江笔会上就熟悉，通过格非，我又认识了上述这些年轻的评论家，几天的会上大家不断在讨论各种话题，大组之外，还有小组，小组之外还有私下里的交流，那几天，睡眠严重不足。
白天开会，晚上我去组稿，去了陈东东家里，去了朱大可家里，还去了巴金先生的家里。
和王安忆的见面是在陈村家里，王安忆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女性，她在电话里听说我要先去陈村家，再去她家，她说：“你不要跑两趟了，我到陈村家和你会合，上海的路不好找。”“上海的路不好找”，我深有体会，头一天晚上去巴金先生家，我前前后后问了近十个人，还是一位热心人带我过去的。我从心眼里感激王安忆的细心和周到。
和陈村联系上之后，陈村告诉我，你找到妇女用品商店之后，就好找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媒体发达的年代，也是小品文流行的年代，当时陈村写了大量的随笔在晚报上发表，深受读者的喜欢，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欢。陈村有一次在电视台做节目，开玩笑说：“我家住在妇女用品商店的后面，我自己也是妇女用品。”
我到陈村家不久，王安忆就来了。这里摘录一段二十一年前我写的文字，记录了当时我们交谈的内容：我把来上海找她的意图说了，希望她能帮我写中篇小说。她说，不行，她在写长篇，我问她写什么内容，她说是部关于旧上海的小说，她说她要写一个上海小姐的故事。王安忆说，有三十万字，能发吗？我说，能。其实，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编辑，按理说，应该请示一下领导，但当时的气氛不容你请示，你请示这部小说就飞了。王安忆说，不能删，《纪实与虚构》在《收获》发时删了，效果不好。我说，不删。我当时一口气答应下来，是因为我刚刚看过她的长篇《纪实与虚构》，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王安忆知道我喜欢《纪实与虚构》，仿佛考验我似的，又说了一句，和《纪实与虚构》风格不一样。我笑了起来，你每写一部小说都会有变化的，我希望比《纪实与虚构》要好。她保守地说，那很难说。
当时，我从内心里也觉得很难超越《纪实与虚构》，因为《纪实与虚构》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王安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近乎难以逾越的高度。但后来的《长恨歌》出来以后，不仅刷新了王安忆长篇小说的高度，也刷新写旧上海小说的高度。陈思和认为，《长恨歌》的出现，说明王安忆的成就已在张爱玲之上。当然，对这样的评价，当时也是有争议的。
我问王安忆什么时候能交稿，她说明年（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并承诺说，不会给其他刊物的。到一九九四年八月，我打电话催稿，王安忆说，才有十万字左右，我说，去年见你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十万字吗？她说，我不满意，重新写了。我被她的认真和勤奋感动了。多年之后，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时，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他当时也是写了十万字之后，推倒重新再写的。他们的认真和严谨，确实是大师的风范。编辑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曾希望先连载一部分，但王安忆否定了：那也太缺少照应了。
到一九九四年底，王安忆寄来了《长恨歌》的第一部，当时她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还是手写的，字迹娟秀而清爽，几乎没有错别字和差错，编这样的稿件太舒服了。小说也是徐徐展开，主人公王琦瑶出场前的铺垫，让我极为惊讶，至少当时的小说家没有那么从容展示场景的，之后，我见到王安忆盛赞这伟大的开头时，王安忆漫不经心地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这么写的。
第一部读完以后，我连连称道：经典！经典！编辑部也是一致好评。她随后寄来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我们分三期连载完。但奇怪的是，《长恨歌》发表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作家和评论家甚至不知道王安忆有这样一部新作。我也有些纳闷，好不容易组到一部多年难遇的好小说，如果被埋没了，不仅对不起王安忆，也对不起《钟山》杂志。好在《钟山》当时的领导也觉得这么好的小说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决定开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部长篇。
研讨会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召开，当时上海的一位评论家还跟我开玩笑说，《钟山》有钱啊，还帮他们上海作家开研讨会哩！我说，确实写得好，不开没人知道。当时，《长恨歌》已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按照常规是由出版社来举行这样的活动，也能起到促销的作用，《钟山》开研讨会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研讨会以极朴素的方式举行，没有会标，没有横幅，也没有领导致辞，甚至没有合影。大家的发言围绕《长恨歌》和王安忆的创作展开了热烈而富有学术性的讨论。王安忆在会上也做了发言，针对有人说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超过张爱玲的说法，王安忆说：“我不觉得我比张爱玲好，但我和张爱玲不一样，张爱玲是进入了虚无的境界，而我比她有理想，我在《长恨歌》中用最写实的内容表达最抽象的东西。”
研讨会的报道发出之后，还引起了一些争论，陈村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调侃有人说王安忆的作品超过了张爱玲，相当于说浦东的地产直逼徐家汇似的。这就是陈村的“毒舌”和口无遮拦，对好朋友王安忆也“下得了手”，不过时过境迁，如今浦东黄金地段的房价真的赶上徐家汇了。年轻的一代来看陈村的调侃就一点不幽默了。
我在会上的一段发言也被另一个“毒舌”韩石山在《文学自由谈》撰文质疑，认为前无古人尚可，后无来者就不免夸大了。我当时是说，《长恨歌》出现之后，写旧上海的小说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我本意是“李白题诗在上头”的意思，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绝对了，人家没有写出来，怎么可以知道不如王安忆呢？
争论引起了关注，好酒不怕巷子深，好酒更不怕品尝，《长恨歌》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也受到业内行家的好评，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长恨歌》和《白鹿原》《尘埃落定》《抉择》一起上榜。这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销量最多的作品。获奖时，我已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钟山》杂志社依然将奖金分给我一部分，让我感到很温暖。而王安忆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钟山》为《长恨歌》开研讨会一事，可见王安忆也是一位大情怀大格局的作家。
那次研讨会还有一个花絮，我记得开完会，晚上孙甘露来招待所看我，我们聊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已过了十二点，招待所大门已锁，孙甘露就留宿住下，我们继续聊，聊着聊着，发现窗户发白，孙甘露赶紧回家。我在写此文时，竟想不起来聊了些什么，之后多次再见到孙甘露，再也没有那么深入持久地聊文学了，难道那一晚关于文学的话说完了吗？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