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幸福路线图
有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消息，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一门课（课程编号1504）后—来—讲的是积极心理学——最早只有8个人选修，又有两个人退了，剩下6个人，第二年就变成400人，第三年变成850人，必须在哈佛大学的大礼堂上课。沙哈尔的这门积极心理学，后来变成跟哈佛大学讲公平公正的课齐名的一门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哈佛大学生里面焦虑、忧郁的人太多了。我就很好奇，有一段时间猛读了很多积极心理学、幸福科学、幸福哲学这类的书，读了一阵子后，觉得有一个题目可以做，就是我们现代文学里讲“幸福”主题的这些作家作品，可以理出一条线来。这条线当然是建构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条线，但是可以把它断断续续地连起来，看看中国作家们是怎样思考这样一个主题的。这个题目曾经在一些地方讲过有—些—至少是在复旦讲过，最近我又补充了一些材料、新的思考，正好张莉老师邀请，就来这里“幸福”一下子。从鲁迅《幸福的家庭》到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国现代文学持续关注和抒写“幸福”主题，其间的多重变奏与曲折展开，呈现了“幸与不幸”在文学中的复杂辩证——这里只是大概列出这么一条线索，下面我将从比较文学入手，从涅克拉索夫开始，一直讲到“小确幸”和“低端幸福”。
一、涅克拉索夫的追问
这个题目是直接从涅克拉索夫那里来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最早是楚图南的译本，他是从1917年牛津大学的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我们很容易看出，英语世界对“幸福”的理解包括两个要素：光“快乐”还不行，还得有“自由”；反过来也一样，有了“自由”，你未必“快乐”。这首长诗的历史背景正是沙皇下令废除农奴制：农奴解放获得了“自由”，可是他们“快乐”吗?英译本找准了这首长诗的“关键概念”。《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20世纪80年代新译本的译法，译者是飞白，从俄文翻译的。80年代新的译本，就译得特别“中”，跟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非常吻合了，“好日子”，好像有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但我觉得英语世界对“幸福”的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好日子”这种更准确的对译，有可能把对“幸福”的深刻理解遮蔽了。总之，40年代在楚图南那个译本出来以后，涅克拉索夫这首长诗在中国影响很大。
简单举个例子来讲：邵燕祥当时读了这个译本后，模仿它写了一首长诗，叫作《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当时没有发表。20世纪80年代邵燕祥看到新的译本后，说自己曾经写过这么一首长诗，放在抽屉里边，可见涅克拉索夫的这部作品是影响很大的。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的三大主题都是问句，除了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还有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三大主题对中国现代文学都产生很大影响。比较少被提到的是“谁之罪”，因为它后边有个很重要的宗教背景，但“谁能过上好日子”和“怎么办”两个问题，是影响特别大的。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洗过三年的冷水澡，就是一年到头都用冷水洗澡，受谁的影响呢?《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书里面有个虚无主义者，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晚上睡钉子床——就是自己弄个木板，在上面钉了很多钉子，还有洗冷水澡。钉子床不能模仿，冷水澡还是可以的。但后来重感冒一回，就把我的“武功”废了，没能坚持下去。不像我的导师谢冕老师，冷水澡洗到80岁，现在91岁了不知道还洗不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大啊。
涅克拉索夫的这首长诗讲了7个农民——他们不知道怎么得到了一块神奇的桌布，一打开这个桌布就有饭吃，所以他们就带着这块桌布，去问全俄罗斯各种各样的人，地主、雇农、囚犯、法官、神父，更重要的，各阶层的妇女，问他们幸福不幸福。因为这首长诗是用民歌体写成的，非常容易上口，涅克拉索夫写这首诗写了13年，是他文学成就的高峰。农民们在大地上到处问，询问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幸福，即使他很有钱、地位很高，也跟底层的人一样，都不幸福。这首长诗，在文体、在问题意识上，都是俄罗斯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值得思考的是它的农奴制背景，当时正好处于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就是要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所以涅克拉索夫就进一步追问：解放以后你们幸福不幸福?
我看见了美好的一天：
俄罗斯没有一个农奴！
于是我感动得掉下了甜蜜的眼泪
……
“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欢呼，”
缪斯悄悄地对我说道。“应该前进了，
人民虽然解放了，但人民难道都幸福？……”
（《哀歌》1874)
很多人其实不愿意被解放，说我这奴隶当得挺舒服的啊。当托尔斯泰要把他的农奴全部释放的时候，很多人痛哭流涕——本来待在这个农庄里，是由主人养着的。因此在“解放”的后边，其实还要继续追求“幸福”，所以英译本强调：“自由”了、不见得“快乐”。“自由”和“快乐”这两个关键词，倒转过来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追问挪过来，去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是从否定句、从“不幸”开始的。他们讨论、研究的主题，就是鲁迅说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当然，这个“幸福”主题有着若干子题：首先是“谁?”——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幸福，所以要问一个“谁”，也就是“幸福”的主体，是哪一位、什么人、哪一些人?这是“幸福”讨论里边最关键的一个主题因子，因为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当大家知道全体幸福是不可能的时候，就会探讨洛克说的“最大多数的人的快乐”。这里边有一个人数的想象，也涉及公正和公平，他们最常提到的就是那个“火车扳道”的难题：你扳到这边会轧死好些人，一些跟你不相干的人；扳到那边呢又会轧死一个胖子，那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么你到底该扳到哪一边?“谁”是第一个子题，我们可以看到，作品里面讨论“幸福”的时候，关于“谁”的这个主题，一直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谁”这个主体身份，跟世袭有关系（贵族、地主等），跟职业也有关系（官吏、神父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子孙打地洞”，这是世袭，基因决定了你过得幸福不幸福，当然涅克拉索夫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变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细以后，谈论“幸福”就跟职业的选择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我们客家话里有一句话，叫作“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错行”就是职业选择的问题，你要是入错行，可能就很不幸。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标准答案，中学生马克思17岁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里边的理念仍然是洛克的“最大多数人的快乐”，马克思仍然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延长线上写他这篇作文。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的话，那就是怎样才能选到“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如果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职业，又该怎么办?这是我年轻时候的座右铭，我拿给我的学生看，问他什么样的职业符合这种崇高的目标，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公务员！”
另一个子主题是实现“幸福”的空间范围。如果我们回看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里边就是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漫游——那么辽阔的土地，这其实就涉及空间上的分配。现实中有一些句子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孔雀东南飞”或“逃离北上广”之类，都是在关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幸福。
还有时间问题，时间就是维度和长度，指向最终的幸福，也就是终点。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说，“苦干三五年，幸福万万年”，“幸福”就在前边路上拐弯的那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北大的王瑶先生有一句俏皮话，叫作“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如果把它落实到追求的过程，就是“幸福”不在终点，也不在某一个空间、时间的维度，而是在你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说法。“过程最重要，别的不重要。”然后还有更严峻的问题：“幸福”既然是这样一个崇高的追求目标，以它的名义就可以无所不为，“以幸福的名义可以干什么”，这是更敏感的一个子题，但我们未必接触到这一点。跟时间相关的子命题是“快乐”或“幸福感”持续的长度，稍纵即逝的“快乐”之后会不会更深的失落和沮丧，这也是作家们不断抒写的命题。
今天不能讨论“幸福”主题里的诸多复杂面向，只是回到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考察所谓“幸福路线图”。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路线图”，这只是一种想象，一个建构或虚构，即使有路线，也是一条“虚线”，一个纠缠不清的“线团”。
二、“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回到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边，鲁迅说他做小说的主题是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作为一个医科学生，直接把医学的隐喻引入到“幸福”主题的讨论之中的。这是一种病，把这个病治好了，“幸福”就会来临，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在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药》里边，用来治病的是烈士的鲜血，这跟马克思的那段话其实有密切的联系，正所谓“献身给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药》1919）这段自由间接引语，根本不是老栓的想法，而是叙述者将它放到了老栓身上。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要打碎老栓的幻想。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不太被人觉得是讨论幸福的重要作品，叫《祝福》——其实标题里边已经暗示了，虽然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一再的悲惨、一再的不幸，但是在题目里面用的是“祝福”。当然我们通常理解就是，因为主人公回到鲁镇的时候，正好是这么一个旧历年底，而且里边说的那些“祝福”的准备、祭器之类，都跟这个主题有关。但从更高一层着眼，其实在小说的结尾，鲁迅提到了“祝福”，也是“幸福”的主题：“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祝福》1924）这当然是一个讽刺，因为他刚刚讲完一个最不幸的故事。鲁迅的小说会在前面铺排很多浓重的哀愁，悲苦的故事，会突然在某个地方，说我一下子释然了，或者在月光底下走，或者在雪地里边走，就释然了——这里是因为爆竹连绵不断地响了。鲁迅就是用这么一个正面的表述，来传达“幸福”的不可能、“幸福”的幻影。其实这里面带了某种维度，是后来的作家不讨论的，就是“幸福”和“天地”的关系，或者叫“幸福”的灵性维度，在中国叫作“天官赐福”，在基督教传统里就是最后的“至福”。“幸福”的灵性维度，后来就没有人再去讨论了。
但是鲁迅，尤其是他青年时期的一些思想里边，特别重视“向上之民”的那种祈求。与此相关，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层面的“不幸”，对于鲁迅而言，作为一个致力于思想改造、改造国民性的作家，他最关心的还是灵魂的“不幸”。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药》1919)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在小栓“服药”的同时，用对话来带出这么一个命题——“阿义可怜”，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贱骨头”自己被打了，还要说打他的狱卒可怜?这其实也是鲁迅自己作为启蒙者的处境，这个我们也比较能够理解，近来对启蒙的反思有挺多，我昨天才刷到一篇文章，好像是说鲁迅比孔乙己还要悲哀，其实鲁迅早就预见到了“到底谁可怜”的问题。康大叔“冷笑着说”后边，鲁迅突然插进一个停顿——“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然后，花白胡子才恍然大悟地说“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还有一点很重要，鲁迅在最后插进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鲁迅本来是对青年抱有希望的，“救救孩子”，但他在《呐喊》里经常带出来的是，花白胡子这样的中年人当然已经没救了，年轻人、孩子们其实也是没希望的。最典型的场景，就是《长明灯》里那帮小孩对吉光屯的“疯子”叫杀，还有《野草》里的孩子对老女人喊“杀！”——其实最悲哀的场景就是这些小孩跟在后边喊打喊杀。这是二十多岁的灵魂的“不幸”。
但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看那些正面讲“幸福”的篇章，就是“阿Q生命中的幸福瞬间”。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读到一位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写的一篇论文，叫《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我就把它借过来。“六个瞬间”其实是在探讨阿Q革命的可能性，里边提出来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作“向下超越”，“超越”通常都是向上去超，如何向下超，不太懂。但我注意的是在阿Q生命中的某些瞬间，他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这里涉及一个关于“幸福”的重要论断，就是认为“幸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幸福感”，这对阿Q来说真是至理名言。在阿Q身上，“幸福”并不存在，但是他有“幸福感”、有若干个“幸福瞬间”，其中一个就是“飘飘然”：“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阿Q正传》1921）当然攀比赵太爷这样一个“幸福瞬间”，很快就消失了——“你那里配姓赵！”另一个幸福的瞬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我们知道，《阿Q正传》的前半段是阿Q被人家欺负，后半段他开始欺负别人，所以他就去扭住小尼姑的面颊，给今天的一切“晦气”报仇，这里讲的仍是“飘飘然”。“飘飘然”这种形容是不得了的，这当然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当然，鲁迅把这种“幸福感”安排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马上带出非常沉重、深刻的意义：“‘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六月里喝雪水”是很奢侈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要想在六月里喝到雪水，必须有钱。有钱人家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寒冬腊月把江上的厚冰块凿下来、囤到地窖里，才能喝到六月的雪水。所以这是超乎阿Q处境的一种感觉、一种享受。小说里还出现了“音乐”：“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是一个“嘚嘚、锵锵”的锣鼓点，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这类配乐的产生，往往是为了烘托幸福感。而阿Q最后一个“幸福瞬间”，完全是一个讽刺的画面：“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努力要画圆，最终画成一个“瓜子”模样，这到底是不是“幸福瞬间”?鲁迅着力要把“拿笔”作为阿Q生命中最后一个努力——前面只是说“阿Q真能做”，但阿Q没有做过超出舂米这类日常操作之外的这样一件事情。是拿笔啊，阿Q此前从来没有拿过笔，但拿笔是用来画押的，画了这么一个圆，这其实也是对应了鲁迅这节的小标题，叫作“大团圆”。团圆是什么?团圆就是幸福，“从此过上了幸福和快乐生活”，就是“大团圆”。鲁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用一系列“幸福瞬间”来铺排不幸，来勾勒不幸的灵魂。
直接讨论幸福的是鲁迅的这部短篇小说——1924年写的《幸福的家庭》。这篇小说直接在标题里安排了“幸福”主题，非常直白。“幸福的家庭”，一看这个标题，我们就会想起托尔斯泰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千篇一律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鲁迅的这个标题，是模仿到他的一名学生。因为他学生应征写了一篇关于“理想的伴侣”的讽刺性短篇小说，鲁迅觉得这种写法好玩，就跟着写了一篇《幸福的家庭》。在我看来——以我的后见之明，我觉得它是一部“元小说”“后设小说”，因为它是讨论写小说的小说。小说中的作家一开始就在构想安放“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间问题：
他的笔立刻停滞了；他仰了头，两眼瞪着房顶，正在安排那安置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气沉沉，连空气也是死的。假如在这家庭的周围筑一道高墙，难道空气也就隔断了么？简直不行！江苏浙江天天防要开仗；福建更无须说。四川，广东？都正在打。山东河南之类？——阿阿，要绑票的，倘使绑去一个，那就成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贵；……假如在外国，笑话。云南贵州不知道怎样，但交通也太不便……。”（《幸福的家庭》1924)
在中国，“幸福的家庭”无处安放的：北京有沙尘暴，不行；江苏、浙江天天要防开战，福建更不用说；那段时间四川、广东都正在打，军阀混战；山东、河南闹土匪，要绑票——我们知道姚雪垠在河南被绑去了，是真的被土匪绑去了，那是姚雪垠生命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体验，后来他写土匪写得非常成功——“倘使绑去一个，那就成为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租界上房租贵，他也考虑到了。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一个英文字母——A地，这意味着所谓“幸福的家庭”，空间上没法落实。所以鲁迅一开始就是在用讽刺的笔墨，来讽刺这个标题。马上我们就能看到，这篇小说其实是《伤逝》的预演，鲁迅是先写了这篇，然后再把它发展成《伤逝》的。这里边有一些相似、相通的情节：《伤逝》里的油鸡、黄狗阿随，这些都在《幸福的家庭》里预演（冬储白菜和劈柴）。《幸福的家庭》结尾有一个回溯性的生命中某个幸福时刻，让我们想起《伤逝》里求爱的那个镜头，尤其是这两段，几乎完全一样：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发抖的声音放在脑后，抱她进房，摩着她的头，说，“我的好孩子。”于是放下她，拖开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两膝的中间，擎起手来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猫洗脸’给你看。”他同时伸长颈子，伸出舌头，远远的对着手掌舔了两舔，就用这手掌向了自己的脸上画圆圈。
“呵呵呵，花儿。”她就笑起来了。
“是的是的，花儿。”他又连画上几个圆圈，这才歇了手，只见她还是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忽而觉得，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通红的嘴唇尤其像，不过缩小了轮廓。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迷迷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幸福的家庭》1924)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伤逝》1925)
两篇小说都写到，某一个幸福瞬间，只存在于一个稍纵即逝的记忆里头，这种表述在后来一直出现。我们对比一下，这就知道《幸福的家庭》是《伤逝》的“排练”。我们也知道，这是鲁迅对许钦文的一个模仿——老师模仿学生的写作，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是第一例。
许钦文应征而写的小说《理想的配偶》，涉及当时这样一个背景：在1923年的这几个月里，人们都在讨论“理想的配偶”“爱情的定则”这些青年们关心的问题，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思想背景?就是五四落潮、这些人从巴金的“家”里头冲出来以后，碰到了无数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的焦虑、忧郁，体现在当时的杂志、报纸收到的无数封青年来信中，这些杂志、报纸也登载了这些青年来信。当时思想界正好有一场及时的“科学和人生观”论战，这些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去讨论所谓“理想”、所谓“幸福”这类问题。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论战，里边有本很重要的杂志——瞿秋白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它有一个“信箱”，从1923—1926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封寄来的信都回复。这本杂志主要是讨论和提供给青年们一些全新的概念，如群、组织、政党、信仰、主义等。王汎森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叫作《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当年其实是实现了一个“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当时的人们提出这样一套逻辑：“发现社会规律→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生的意义在于顺应这一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从这四步逻辑可以看出从人生观到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到革命行动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了社会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顺应这个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这让我们马上想起了青年马克思的作文。当然，这是抽象出来的这么一个回答，其实里边有许多很具体的问题，比如恋爱——大量的恋爱上的问题，还有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考学、考学以后没钱买作业本怎么办，等等。瞿秋白和恽代英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细细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最后都归纳到一个本质性的规律，在空间上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到××去”，那时候叫“到黄埔去”。到黄埔去读军校，你就解决了职业的问题，又解决了上学的问题，还解决了事业的问题。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地名后来不断地变化：“到武汉去”“到延安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总之都有一个空间的安排，在那里你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实现“幸福”。因为它是用社会发展规律解答人生观的问题，所以叫作用“主义”解决“问题”。“问题”和“主义”是胡适提出来的、两个很关键的词，我们把它们借来讨论“幸福”这个主题。
到后来就是投入“群”的洪流，巴金写《家》《春》《秋》，其实后边还准备写一部《群》，只是他没有接着写。但是茅盾的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后边都有一个怎样投入“群”的洪流里头去的问题。丁玲的创作生涯，很多人都讨论过，等她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一些个人苦闷里边冲出来后，就出现了《水》中没有名字、面目模糊的一群。更能让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群”的投入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品——杨沫的《青春之歌》。从北大的书呆子余永泽，一直到后来的卢嘉川、江华，恋人的转换象征着社会规律的发展。“投入（engagement）”是积极心理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一种全身心投入某种活动的精神状态（astateofcompleteimmersioninan activity），具体来讲就是一个“幸福”的瞬间，你能够忘我投入活动当中。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去采访那些红军将领，发现他们先前讲童年的事情时，讲得特别仔细、有很多生动的细节，等到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就听不到这些了。他们只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打过一场仗、打赢了或者打败了，再也没有那些细节，个人的生命体验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投入”产生的一个直接效果。
三、忆苦思甜
好，我们一跳，跳到下一个年代。写农业合作化，其实是要呈现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合作化嘛，个人致富那是行不通的。柳青的立意比一般写合作化运动高明，在于写出一种“活法”。《创业史》里梁生宝跟他爸争论说，“你那样不是好的活法”，小说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呈现它：“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梁生宝他爸嘛！梁三老汉在庄稼人们谈论灯塔农业社和社主任梁生宝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爹和他两辈子创业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土改后，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柳青《创业史》）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要像富裕中农那样穿一套崭新的棉衣“暖暖和和，体面体面”，现在他是“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了，“暖和而又体面”。梦中的身份和现实中的身份，大不同啊，这是“活法”的不同。柳青写《创业史》时，他心里头觉得最理想的还是互助组，到了后来的初级社，它的生产和分配机制已经出现问题。柳青后来为什么没有接着往下写，跟他的这种理解是有关系的。但柳青比较聪明，不像赵树理，赵树理怎么想就怎么说。
暖和而又体面的日子，会不会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幸福瞬间”。当我们碰到“问题”，“主义”又不太灵的时候，我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忆苦思甜”。这个机制非常有意思，按说我们通常认为“幸福”的瞬间，像刚才讲的那样，是存在于你的记忆里的，“忆苦思甜”则是把这个程序倒过来，通过调动你记忆里边的苦难，来看清楚你现在的“幸福”状态。这种把“幸福”和“记忆”关联起来的操作，是非常突出而且规模很大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忆苦思甜”的机制。
我们开“忆苦思甜”的会，经常唱一首歌，《听妈妈讲拿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高高的谷堆，大丰收啊。我们知道“讲过去的事情”应该是奶奶或姥姥，不可能是妈妈。晚风中月光下妈妈还在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或者哄弟弟妹妹睡觉。可是像长妈妈那样的老人，榕树下只会讲美女蛇或长毛故事，不能充当“忆苦思甜”的叙述者。
20世纪60年代的《艳阳天》、1970年的《金光大道》，还有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1962）、丛深《千万不要忘记》（1962）等作品，里边大部分内容都是按这种“忆苦思甜”的机制来操作的。年轻的一代身在福中不知福，老贫农、老工人开始“讲那过去的事情”。最震撼的当然是重温牺牲的父母的遗书（陈耘、徐启贤《年青的一代》，1963）。通过对比来显出你当下的“幸福”状态，这里边有一种激励的机制。一种记忆的伦理，一种道德的规训体制。
四、活着，仅仅是活着
那么，我们马上跳到“新时期”——又是一个青年们碰到人生观问题的关键时期。而这个时候，以前所提供的那些“科学”已经不灵了。“潘晓讨论”，最近有很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做“潘晓讨论”的题目。它的起因同样是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题目叫作《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到这一年（1980）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数量非常可观。但是很可惜，这6万多封的读者来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处理，就全部被大卡车运到造纸厂废掉了。这是多么宝贵的材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的人生观、思想状态，可惜这6万封信就这样消失了。编辑也没能像当年的瞿秋白、恽代英这些第一代共产党人那样，去认真地回答这些读者来信，只是请了一位社科院搞哲学的权威学者写篇文章，就总结了这样一场讨论。比较有意思的是，“潘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读哲学的男生和一个女工，他们的两封信被拼到了一起。后来讨论闹大以后，大家想看看真人，《中国青年》杂志社就麻烦了，因为真人并不存在，杂志社只好把女工请出来代表“潘晓”，据说那个男生很失落，就去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了。
信中引起争论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看得出来，这里边仍然是恽代英他们当时提出来的“规律”的问题，但是潘晓把这个“规律”改造成他自己的理解，因为他前面诉苦说，自己这十年里面经历的那些苦得不到理解，而且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是当时争议最大的一句话。我就把前面两个关键词调转过来，把它叫作“问题”冲撞“主义”。当时的青年们没法再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通过投入一个“群”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人在“群”里已经无所适从。这时候我们讨论人生观的问题，可以就一本最畅销的小说来谈，就是余华的《活着》。《活着》一次又一次夺去徐富贵曾经拥有的种种：父母、财富、友情、妻儿。这其实是写小说的大忌——把所有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地堆到某一个人身上，你看着可能奇怪，觉得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写法，怎么能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到一个人身上呢?小说写得非常好。里边一些关于“死”“活”和“意义”的思考，其实就藏在这不幸的连续性、不幸的堆积里，可以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我们很熟悉的那句俏皮话——“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害怕死吗?”“死需要功德圆满，死需要很多很多疲倦和很多很多绝望。但活着不用。在被世界剥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不会去想死了，因为仅仅活着很纯粹的，什么意义都没有。”（《活着》）《道德经》里的那句话被篡改了：民不畏死，何惧乎活着?这里，“活着”变成一个抽象的存在，生存的所有意义都被剥掉了。不要谈“幸福”和“不幸”，因为这些都是浮云。“活着，原本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能更好地继续活着，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妄都是浮云。企图探究活着的意义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笑话。人只是一种存在，它与天地万物一样并无意义。”“人只是一种存在”，好像说得很哲学、很高深，但这里边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叫“与天地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这让我们想起鲁迅《祝福》里的“天地”。天地万物都没有意义，那么人的存在也没有意义，仅仅是活着。从什么时候起，“幸福”的灵性维度消失了呢?
还要提到一部我觉得特别精彩的中篇小说——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市民里边，这家人的生活可以说苦极了，苦到什么程度?父亲因为锅炉爆炸、工伤死掉，母亲带着四个小孩，最后四妹四民又得了白血病死掉。大民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在四合院里边盖了一个结婚的小房子，但院子里有一棵树不能砍，只好围着树盖房子，树就长在他们的婚床旁边。这都是一些“不幸”，但全靠张大民的贫嘴把它化解，非常俏皮——我读这篇中篇小说，学到了很多北京话。在小说的结尾，一家人带着小孩去香山看红叶，这时母亲已经失智、老年痴呆了，只会嘟囔着一句话“锅炉”，非常悲惨：
母亲用清晰的声音说道——锅炉！张大民恍惚看到父亲和四民在云影里若隐若现，老的问日子好过吗？小的问孩子可爱的孩子幸福吗？待要端详却又飘然不见了。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张小树雀跃着在林火中引路，红叶如一片血海。张大民背起白发苍苍的母亲，由李云芳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搀护着，缓缓向山下走去。母亲朝着迷茫的远方再一次重复了两个字——锅炉！
他们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张大民看到父亲和四妹四民在云里若隐若现，问他“日子好过吗?”回答是：“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最后一家人缓缓走下山，母亲又重复了那句“锅炉”。最后一句话，“他们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我觉得读起来特别伤心，又非常沉重，“他们消失在幸福的生活之中了”。好日子啊。我劝大家有机会再把它改编成的连续剧看一遍，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但它引起了一场争论——有读者说，你这“幸福生活”是不是反讽啊?结果分成两派，一派说这是真“幸福”，他们就是幸福的；一派说这里的“幸福”是在反讽，明明说的是“不幸”。最后记者说，咱们还是问刘恒吧。刘恒很圆滑，他不说我写的是“不幸”，而是说自己倾向于把它作为“幸福生活的本义”来看：
刘恒：我自己倒更接近于把它作为一种幸福生活的本义来看。因为我觉得幸福生活不仅指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显示的是一种主观的力量，是精神上的幸福生活。一个人想要在物质上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一种好的精神状态和很强的精神力量就成为幸福生活的重要支柱。……
记者：作品中有没有贯穿小说的一句话？
刘恒：要是找这样一句话，就是小说结尾儿子问张大民什么是幸福和活着的意义时，他说，“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我觉得这是能把一个人的心灵从泥潭里拉出来的话。
刘恒说，幸福生活不是物质生活，而是“一种主观的力量，是精神上的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感”。其实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所谓“幸福”并不存在，但是有“幸福感”。怎么产生“幸福感”呢?贫嘴呗，用俏皮话来化解这些“不幸”，就“幸福”极了——强调“幸福”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力量。但后来就图穷匕见了，记者问得针锋相对、很直接：“有没有贯穿小说的一句话?”刘恒说结尾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儿子问张大民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活着的意义的时候，张大民的这句回答特别贫嘴：“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怎么讲到枪毙那里去了呢?刘恒说，“这是能把一个人的心灵从泥潭里拉出来的话”，这其实是一种升华，从“不幸”的状态中升华到一个很强的、好的精神状态里头去。
五、“小确幸”
转眼就来到了21世纪，我发现这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小确幸”——它出自村上春树的一部随笔集，叫作《兰格汉斯岛的午后》。林少华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利用了汉语的压缩能力：本来叫作“小而确凿的幸福”，就变成了“小确幸”，朗朗上口。之后满世界、网上都是“小确幸”，有各种漫画，甚至有网剧，还有绘本小册子。村上春树的原文很有意思：“1.买回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的面包，站在厨房里一边用刀切片一边抓食面包的一角；2.清晨跳进一个人也没有、一道波纹也没有的游泳池脚蹬池壁那一瞬间的感触；3.一边听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一边凝视秋日午后的阳光在白色的纸糊拉窗上描绘树叶的影子；4.冬夜里，一只大猫静悄悄懒洋洋钻进自己的被窝；5.得以结交正适合穿高领毛衣的女友；6.在鳗鱼餐馆等鳗鱼端来时间里独自喝着啤酒看杂志；7.闻刚买回来的‘布鲁斯兄弟’棉质衬衫的气味和体味它的手感；8.手拿刚印好的自己的书静静注视；9.目睹地铁小卖店里性格开朗而干劲十足的售货阿婆。”（村上春树《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买回刚出炉的香喷喷的面包，还没切完、先吃一口，很精彩。早上一个人跳下游泳池，脚蹬池壁有个瞬间的感触。第三条是一个很长的句子，音乐，还有“秋日午后的阳光在白色的纸糊拉窗上描绘树叶的影子”，完全是一个视觉形象。第五条很有意思，为什么是高领毛衣?不懂。“在鳗鱼餐馆等鳗鱼端来时间里独自喝着啤酒看杂志”，鳗鱼现在据说很贵，而且整的时间很久。闻刚买回来棉织衬衫的气味，体会它的手感——其实最早提出“小确幸”，是因为村上春树喜欢买某一个牌子的男性内裤，然后把它们像手帕一样叠起来，整齐地摆在抽屉里边。“手拿刚印好的自己的书静静注视”，这个我好像也经历过。“性格开朗而干劲十足的售货阿婆”——这个是真的，日本的店里面有些阿婆真是非常干净利落，你看着就觉得很舒服。这是村上春树最早的表述。结果一些好事之徒就去问林少华，林少华也不得不回答说，我也有“小确幸”啊：“以上课演讲为例，1.如自己的某一句话如石子投入湖水一般使学生脸上现出释然的表情；2.如演讲当中台下前排正中有一位面容清秀而文静的女性不时盯住自己；3.如讲完签名时有个男孩拿出一本不是我译的村上而是我自己写的书要我为他的女友写一句祝你生日快乐……”也是长句子。村上春树有一句话，叫作“没有小确幸的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日本所谓的“低欲望社会”——由于20年不发展、停滞的局面，宏大目标全部消失了，形成了这样一个“低欲望社会”，所以讲求“小而确凿的幸福”。在台湾“小确幸”这个词可能更火，我在那里碰到过一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没有什么想要干的。以前台湾的那些口号，像“爱拼才会赢”，要的是拼劲，还有“上上上，上台北，去去去，去美国”，而现在他们的升学率是106%，每一个县都有两三所大学，他们叫“躺着都能上大学”，是一种没有任何“卷”的状况。毕业以后干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上一辈很辛苦，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再去跟人家“卷”，最好的理想就是开一间民宿，或者开一个咖啡馆、做烘焙，就在本地。很吊诡的是，在内地一方面是非常“卷”，“卷”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又喊“佛系”、喊“躺平”，两者同时出现。我们也真的变成“低欲望社会”了吗?好像也不一定，欲望强烈得很，但同时又说我现在是“佛系”青年，我现在要“躺平”、不跟你们“卷”。“小确幸”在漫画中也有表现，这是国内的插画家画的：“发现口袋有零钱”“给自己做个煎蛋”“躺在沙发玩手机”，画了一系列，都很好玩，都是“小而确凿的幸福”。
“小确幸”的文体就是罗列清单，比如刚才村上春树列的九条。意大利的小说家艾柯写过一本书，叫作《无限的清单》，他讲古希腊人写荷马的战船上的桅杆、钉、绳子之类，就是一件一件罗列出的“无限的清单”。我想，其实中国的“无限的清单”就是汉赋，是赋体，比如写《海赋》，就是把所有水字旁的字都给罗列到一篇赋里去。现代人只有木心写过《上海赋》——真的是赋体：“从前的上海人大半不用早餐（中午才起床），小半都在外面吃或买回去吃。……粢饭、生煎包子、蟹壳黄、麻球、锅贴、擂沙圆、桂花酒酿圆子、羌饼、葱油饼、麦芽塌饼、双酿团、刺毛肉团、瓜叶青团、四色甜咸汤团、油豆腐线粉、百叶包线粉、肉嵌油面筋线粉、牛肉汤、牛百叶汤、原汁肉骨头鸡鸭血汤、大馄饨、小馄饨、油煎馄饨、麻辣冷馄饨、汤面、炒面、拌面、凉面、过桥排骨面、火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百果糕、条头糕、水晶糕、黄松糕、胡桃糕、粢饭糕、扁豆糕、绿豆糕、重阳糕、或炸或炒或汤沃的水磨年糕，还有象形的梅花、定胜、马桶、如意、腰子等糕，还有寿桃、元宝，以及老虎脚爪……”（木心《上海赋》）我觉得《上海赋》是木心所有散文里最好的一篇，连陈村都佩服得一塌糊涂。罗列“无限的清单”带出的效果是，它非常琐碎，但是又非常切实，有一种堆积的修辞效果。小而确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