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经济状况如何?杜甫拉赞助
原标题:杜甫很会拉赞助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率全家长途跋涉,到达成都,暂居城西浣花溪边的一座寺庙。在成都,杜甫有一些亲戚朋友,如舅氏崔明府、表弟王司马、老友高适和严武等,但此时高适在彭州做刺史,严武762年春天才到成都任职,最初接待和帮助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可能是当时的成都尹(相当于成都市长)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这可从杜甫草堂的营建推测出来。
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浣花溪边开始营造住宅。他并不打算终老蜀中,但带着一大家人,长期借居不方便。居家好男人杜甫是个会过日子的人,造几间竹篱茅舍,并且栽松种竹植果树,在成都西郊建起了称得上“家”的草堂。
草堂虽简,对颠沛流离多年没什么家底的杜甫来说也是不小的工程,如无亲朋相助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细心的杜甫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一次次的馈赠。
送来第一笔资金的是表弟王司马: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表弟的情谊令杜甫感激莫名。
不仅接受馈赠,杜甫还主动请求赞助。他向一位叫萧实的县令要一百棵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应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向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向绵谷县尉何邕要可种十亩的桤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理由是长得快,可三年成荫。松树苗则是向涪城县尉韦班拉的赞助: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还向一位“徐卿”(有人认为即西川兵马使徐知道)讨要果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
更有意思的是向韦班索要瓷碗。当时大邑烧的瓷器又轻又结实,敲上去声音清脆如玉,韦班家有不少这样的瓷碗,杜甫写了诗去请求赞助: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要得坦然,毫不见外,还催得急。
在杜甫成都诗中甚至有一首催款诗《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
一位王姓朋友可能没赶上建草堂时的“众筹”,遂告诉杜甫成都多雨,待明春草堂需要维修加固时自己负责出资。杜甫修缮草堂时,也就毫不客气地写诗向王要钱,读来令人莞尔。
有意思的是,这些诗中展现的杜甫的性情,与困守长安时期相比有不小的差异。进入长安求取功名的十年,杜甫由青年到中年,干谒权门,辗转沟壑,甚至贫病交加,衣不蔽体,靠人资助度日。他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叙述自己在灾年和长安穷人一起排队买平价的官仓陈米,“日籴太仓五升米”(《醉时歌》),我们都读得出诗人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刚爆发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匆忙逃难,“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彭衙行》),满心希望不要遇见熟人,不要被熟人看到他们这个官员家庭连代步的马都没有(被难民抢走了),蓬头垢面在山中奔逃,这毕竟是很失颜面的事。
到成都后,杜家暂时借住浣花溪边清冷的寺庙: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老朋友高适送来了过日子的钱粮,不认识的邻居摘了自家园子的菜蔬相赠,漂泊流离生涯中,温暖的人情味扑面而来。老杜是情商很高的人,很快适应了这种豪爽热情的氛围,迅速将自己融进成都的人间烟火气中。
赞助杜甫的,以县级官员为主。诗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得到这样多的帮助,如无像裴冕、高适这样的地方大员关照,怕是办不到的。助诗人建草堂是风雅事,所费无多,众多县长、副县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索要者大大方方,馈赠者高高兴兴,草堂就很快建成了。
到达成都时的杜甫,辞了官,无俸禄,非农非商,拖家带口,却不仅有“故人供禄米”,还靠众筹建起了草堂,在风土宜人的浣花溪边过上了一生中最安定闲适的日子。
唐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