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是“北大精神”的象征与代表

◎钱理群

今天的学术讨论会的议题是：“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这抓住了要害，是对王瑶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

“学贯古今”正是王瑶先生独特的学术个性与优势。他不仅具有以后几代学者很难企及的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兼具广博的现代文学修养。如平原所说，先生“以现代理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又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既新且厚，就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境界。而他的两大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史稿》都蔚然成家，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古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这在现当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王瑶同时又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从自己学贯古今的学术个性出发，选择“鲁迅与中外文化关系，特别是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鲁迅对新文化的独特贡献”作为研究中心与出发点。他写于上世纪50、80年代的《论<野草>》《<故事新编>散论》，都是代表时代研究水平的力作。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度”，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王瑶先生将鲁迅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表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内在于学术又超越于学术的精神力量。

中古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构成了王瑶先生三大学术贡献。不能不说的，还有王瑶先生对我们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先生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学术影响力，与他晚年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组织、领导工作直接相关。可以说，对现代文学史理论、方法的建树，是王瑶先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主要学术贡献，充分显示了先生学科建设的战略眼光。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定性：“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二是他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理论、观念；三是他开创的“典型文学现象”的理论、方法。这三大创见，一直到今天对我们学科的发展还是大有启发作用。

不可不说的，还有王瑶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仅致力于“第三代学人”的培养，更是“北大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不是所有的大学教授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正是王瑶先生生命的特殊光彩与意义所在。

最后，简单说一点我读《王瑶画传》的感想。它回答了我在研究王瑶先生时一直思考的问题：“王瑶”是怎样诞生与形成的？我也因此注意到，“一二九运动”在王瑶先生成长背景中的意义。王瑶先生称“一二九运动”为“第二个‘五四’，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一场价值重估的文化革命”。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对王瑶及其同代人史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把王瑶这一代称为“一二九”的一代：这或许提供了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史上的王瑶这一代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

（2024年5月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王瑶画传》首发式与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遗风可鉴

◎孙郁

在“王瑶和他的世界”的展览会上，看到了先生许多手稿和旧物，展厅入口处播放着他的讲演录音，听起来很亲切。我忽然记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来沈阳讲学，我与师弟臧永清跟在他身后，在沈阳师院和辽宁大学听了几次课，我们拎着一个笨重的录音机，将内容都录了下来。他的山西话并不好懂，但形象，有味道。讲演内容涉及五四、鲁迅与茅盾，历史的现场感在特殊的语境里被还原出来。可惜这些录音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怎么都遗失了。

毕业后我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多次见到他，能够感到他和博物馆特殊的关系。鲁迅研究室成立的时候，他曾从北大调来，任副主任，虽然时间短，却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后来又成为八大顾问之一，研究室的人和他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印象深的是1989年纪念五四的活动，他讲话不长，但很风趣。大意是，启蒙是一个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他的讲话抖出几个包袱，满屋子的人笑了起来。他却表情依旧，一副严肃的样子。这些话，后来在学界传播很广，有的成了名言警句。

我对于王瑶的了解，多来自他同代人的追忆文字，和他的学生的口述。这一次在展览中，又看到了大量书籍和照片，并得到陈平原、袁一丹编著的《王瑶画传》，一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楚了。比如，他的鲁迅《野草》的批注本，就很有意思。他研究鲁迅，是有一种关联性的目光的，在《过客》一文的旁边，他写下《两地书》里的相关的话，以此佐证其间的隐含；理解《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便从《写在<坟>后面》里找到相关的论述，对应起来，主旨就清楚了大半。《颓败线的颤动》一文向来难解，王瑶批注云：“对侮辱的无名的痛苦与颤动的反抗”，并引用鲁迅《关于女人》解之。理解《野草》其实很难，他在这本神秘的文本里也感到了思想的盘绕。要理解鲁迅，只有通晓他的全部作品才能把握要义，这大概是他的一种方法论，至今都是值得借鉴的。

王瑶身在学院高墙内，但对于书斋气持警惕的态度，尤其对于本本主义不满。比如有一次，他谈到某学者研究《子夜》，以为几个人物名字映射了谁，茅盾看后哈哈大笑，觉得离题远了。王瑶的意思是，现代文学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要懂得文学之发生和写作之规律。这些大概与他的经历有关。早年编《清华周刊》，又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过，后经历国土沦陷之苦，尝过世间各种滋味。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是很红的批评家，介入过批胡适、胡风的运动，后来又受到冲击，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他对于世间诸事，便不再是直线思维，有迂回婉转之态。自然，其间不乏各种追问，于是感到，书斋里的人，有时是不解文坛风云的。他的看似不正经的表述，也未尝没有返身冷观的意味，只是有的话语，有别类隐喻，我们不易察觉罢了。

王瑶的论文与专著，都显出大的气象，也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引到新文学的思考里。他的一些小文章其实也好，只是写得太少，有点可惜了。那篇自述，就受到六朝文影响，看他的手稿，柔中带刚。其言其行，也可进入“新世说新语”中，任诞和逍遥中，幽情暗生。他的同学张恒寿说他有点名士气，那是不错的。好友朱德熙在回忆文章中则欣赏他自我解嘲的样子，这是一般人没有的境界。

朱德熙也是汪曾祺好友，对于汪氏也是喜欢的。不过汪曾祺是风入书林，山水气中染出文气，而王瑶虽是象牙塔中人，却在“出语多谐”中流出野气。这三个人在西南联大的故事都值得写写，他们代表了知识人不同的类型。

描写王先生的文章很多，有的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我很好奇他同代人的看法。赵俪生说他对于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兴趣不大，但认为《思想》《生活》《风貌》是好的，因为“思辨气息未被考据全压下去，文中尚有几分活气”。

新中国建立不久，王瑶忙于著述，结果象牙塔外的人说他不参加社会活动，而学界则觉得他思想过新。范宁《昭琛二三事》就披露过蒋南翔对他的批评，其间的故事，说明时代转型的时候知识人的定位之难。印象最深的，是他清华同学韦君宜的那篇《我的老同学王瑶》，文章不长，却道出王先生的风骨：

我自1979年起，每年在清华校庆时必返校，每次返校时常见到王瑶，闲谈一会儿，这时我们都老了。有一次我问他：“你现在还写东西吗？”他笑呵呵地说：“老了，老了，我现在要是什么都不写了，就是坐以待毙。要还是写呢，就是挣扎。不过，还是垂死挣扎比坐以待毙好。”我也为之大笑，说：“我也跟着你垂死挣扎吧。”看得出在改革声中，他重新意气风发的神气。

韦君宜与王瑶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她后去延安，成了红色作家，但他们好像在许多方面有相近的体验。我觉得那代人，有许多我们不解的一面，提供的话题是丰富的。看他们留下的文字，真的像难得的镜子，照照它，才知道我们应该珍惜什么，拒绝什么。

2024.5.9

追怀王瑶先生的风度与精神

◎陈平原

外部环境以及自家心境的巨大变化

为在历史上作出过突出贡献、留下深刻印记的政治人物或文人学者举办 “百年纪念”，此乃常态。十年前的今天，北京大学召开“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我的开场白题为《“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新京报》2014年5月7日），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正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当初设想，这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以后公开谈论王先生，属于理性的不动声色的史学研究。

2017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我主编的六百余页的论文集《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作为及门弟子，自认为承上启下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在该书的“小引”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从不怀疑作为个案的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这样一来，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史著凸显，随笔淡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那为什么改变主意，在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还要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很大程度缘于外部环境以及自家心境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三十年后，再叠加三年疫情，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能够学会直面人生。因此，阅读趣味也随着改变。有感于此，近年我在好几个地方演讲《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糅合此前几篇专业论文，且有感而发，现场效果很好。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专题课，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们对该学科第一、第二、第三代学人的生存处境及心态有了更多体贴，论述时多有“了解之同情”以及“生命的温度”，不再是冷冰冰的考据或论述。

与其让一个年轻人承担风险还不如我来做

如果说这只是大的思想潮流以及知识背景的话，那么去年9月底素不相识的胡君来信，最终促成我下决心为“重读王瑶”做点事。

胡君经营一家出版工作室，很想“为普及王瑶先生、介绍王瑶先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计划选编“四本同样规格、同样体例设计的单行本”，希望我帮助联系版权。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提醒：“这十年学界风云变幻，年轻一辈不太愿意读长辈的书。虽然我在课堂上不断提及，但学生们越来越实际，做出版的，不能有太高的期待。”他的回信很让我感动：“我知道在庞大的图书市场，王瑶先生的读者算是小众，但从我个人的情感来讲反而更觉得应该去做一做，总需要一个人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作为90后的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如果不去做的话，那之后会去做的人就更少了，这一代遗忘一个，下一代遗忘一个，若干年后这些大师们真的就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

重刊王瑶先生著作，经济上很不划算，这一点他和我都很清楚。与其让一个年轻人承担风险，还不如我来做，起码我能调动的资源会更多些。先跟北大出版社联系，谈妥重刊“王瑶著作系列”之《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和《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装帧向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看齐（后者仍有不少库存，故不重刊），如此三足鼎立，王先生学术上的基本面貌已然呈现。再进一步，若能重印《王瑶全集》，那就更好了，可说实话我没把握，因那绝对是亏本买卖。没想到我一开口，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董素山社长满口答应，且很快拟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也正因旧著重刊进展顺利，这才倒逼我加快《王瑶画传》的写作，以便在纪念活动时一并推出。此前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文研馆·大先生”系列，我答应撰写《王瑶画传》，可何时动笔，其实未曾规划。这下子可好了，赶鸭子上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保证画传的写作质量，我邀请此前撰写过相关论文、且对王瑶先生深为敬仰的四位已执教的学生合作，其中袁一丹与我一起负责整体设计以及全书配图，还撰写了第一、第二章文字，故共同署名；封面上未署名的张丽华（第三章）、何旻（第四章）、季剑青（第五章）三位，我在“后记”中特别致谢。如此安排，不完全是偷懒，一方面时间确实紧迫，怕自己忙中出错；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此机缘，提前让他们深度介入，以后的薪火相传，就靠他们了。

为他办一个学术展

写作与出版的事情刚刚搞定，一个特殊机缘，让纪念活动更上一层楼。2023年11月14日，我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在随后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言：“在我看来，精心筹划著名学者的学术文献展，不仅仅是表彰具体的学者，更是借以怀念一个已经消逝的学术时代，以及呼唤一种我们认可的学术风气。”（《那些论著背后的心情》，《文艺争鸣》2024年第3期）然后，我话锋一转，称半年后就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若中国现代文学馆有意筹划王瑶学术文献展，我很愿意参与规划与展陈设计。

会后的午餐席上，李敬泽馆长告知，他们已紧急协调，同意我的建议，指定常务副馆长王军全权负责、我的学生付丹宁撰写展览文稿。好运气接二连三，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知晓此事后，新上任的杨立华院长拍板，拨款支持在北大校史馆也办一场专题展。两展内容大致相同，只是稍为凸显与各自机构的联系；另外，展览题目及展出时间错开。

从去年10月下决心筹划纪念王瑶先生的系列活动，到今年5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专题展揭幕以及《王瑶画传》发布、6月11日北京大学校史馆“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开展以及北大中文系“学人、学科与时代”研讨会举办，总共只有9个月时间——中间还夹杂我的一本小书《风雨读师》。我当然很努力，但更应该感谢的是各相关单位的领导——今天这个场合，特指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大中文系及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师兄师姐的出谋划策、诸多新老学生的积极参与，在我看来都属于“理所当然”，也就不必客气了。

至于画传的撰写以及展览的编排，其中诸多曲折与奥秘，那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后得便再说。我只想读《王瑶画传》“绪言”的最后一段，表达我的遗憾与愿望：“生活在20世纪中国，作为‘大先生’的王瑶，兼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与社会关怀，故其得失成败，不完全属于个人，必须纳入整个激烈震荡、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才能看得清、说得透。由于图书性质以及编著者能力的限制，这方面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只能留待日后弥补。”

（此乃作者2024年5月7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王瑶画传》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