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农历甲辰，是金庸与梁羽生两位武侠小说大师诞辰百年，这一年，还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创70周年。1954年1月20日，随着一个笔名叫“梁羽生”的人在香港《新晚报》开始撰写小说《龙虎斗京华》，直至同年8月1日刊载完毕，一个文学新流派悄然出现于香江。谁也没有想到，正因这部小说的横空出世，为无数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梦幻世界”。此后的短短几年，一批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香港有金庸、梁羽生、倪匡、林梦、高峰、风雨楼主等人，代表人物为金庸、梁羽生；台湾则出现了陈青云、卧龙生、云中岳、诸葛青云、萧逸、古龙、上官鼎等作家群体，代表人物为古龙、萧逸。他们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最初在港澳台传播，后来蔓延至东南亚，再后来更是席卷全球华人世界，该浪潮整整持续了四十多年。直到现在，他们众多的武侠小说还被不断地搬上荧幕（尤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多），由此可见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多么的旺盛。

正是因为他们的联袂创作，在中国文学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虚构历史武侠故事为内容的“新武侠小说流派”。该流派开风气之先者是梁羽生先生，将其发扬光大者则为金庸。该流派提出了全新的“以侠胜武”的理念，它所讲述的“侠行”是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这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旧派武侠小说，旧派武侠小说过多渲染了复仇与嗜杀。梁羽生对于该流派的“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金庸对于“侠”的解释是：“我推崇侠士，大侠。大侠的侠，不是为自己的权力，是为大众服务的，奋不顾身去主持正义的。”“新派武侠小说”自诞生之日已70年，其在华人世界影响至今未衰。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更是成为经典诗句。

对于该流派的新，北大知名学者、教授严家炎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评价：

新派武侠小说是武侠文学史上的新阶段。它突破了旧武侠小说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在根本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它不但能够存活在现代人中间，也已经正式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喜爱。

我，有幸生在了武侠小说在大陆最流行的时代。

作为一名武侠迷，“梁、金、古”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作家，他们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云海玉弓缘》《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武林天骄》《狂侠

·

天骄

·

魔女》《萍踪侠影录》、《楚留香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陆小凤传奇》等等作品对我影响至深。因为它们的陪伴，让我从少年时便开始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一个注定会陪伴我一生的多彩世界——“江湖”，并留给我一段难以忘情的学生时代。

自我接触到武侠小说后，发现它们完全迥异于之前看过的任何一本书，着了魔般地开始了阅读。那时都是穷学生，这些小说大多是借来的，因为太过抢手，借书人要在限定时间内看完，且不得划线和批注，因为书已经破烂不堪。时间紧，任务重，我常常废寝忘食、一目十行，利用一切有利时间地看。一是上课时，在桌上摆一本书当掩护，低着脑袋 “偷偷摸摸”地看。既要保持流畅的阅读，又要时不时与老师有眼神交流，表明自己在听课；二是躲在自己家外的公厕放心大胆地看。那时，上大号成为我 “屡试不爽的”借口，常常蹲到双腿酸麻，快站不起来了；第三种情况比较少见，就是晚上钻进被窝里翻读。这种情况，要么是故事太精彩，要么是“书主”催得急，要赶紧还。于是，我在晚饭后写完作业，便借口有点困，早早钻进被窝。然后，用下颌夹着手电筒，照着手上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看一会儿换一回气。但过早入睡，容易被充满爱心的母亲发现。一次，我在读古龙先生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时被抓包了。从没读过武侠的母亲，以为我陷入了早恋，非常生气。直到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看这类武侠小说，才勉强平息了这次风波。

正是在初中时期的大量阅读，让我对武侠小说有了自己的理解：金庸的小说最精彩，古龙的最奇绝，梁羽生的则透着淡淡的书卷之气。在众多作家中， 无疑金庸的作品最好看，他的作品大气磅礴，义薄云天、从不“小我”，读后让人热血沸腾，整得我总想跟书中主人公一样仗剑走天下，去追逐大漠落日，去攀登雪域高原，去踏激流险滩，去江湖圆一个武侠梦、英雄梦。他的武侠小说不仅给年少时的我一个大大的“武侠梦”、“江湖梦”，同时它让我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忠、孝、信、诚”，心中要有“礼、义、廉、耻”，对家人、朋友要“有情有义”，对社会要有一种“侠义情怀”。他让我很想成为一个有着“侠骨”、“侠情”之人。

初中之后，我的武侠阅读少了许多。那时，更多的是观看武侠影视剧。1994年上高三时，台湾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正在热播。害怕影响学习，父母对我观看的时间做了限制。我在自己房中坐卧不安之际，无意中发现门上有一个小小的洞，通过这个洞，电视机里的画面竟然一览无遗。我通过这个小洞追完了整部剧，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成绩也没有受什么影响。直到大学毕业后，在一次聊天中，我才跟父母坦承了这次“武侠剧之旅”。

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港台片涌入，我看到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武侠影视作品。《神雕侠侣》《笑傲江湖》《东方不败》是我最喜欢的，我在现代的光影中对新派武侠有了更新的了解。也因为这些武侠片，世界开始认识神奇的东方，认识中国功夫。

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原因，我有幸见到一些作家，他们要么是对武侠小说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要么是曾创作过经典武侠小说。

我最早见到的是台湾武侠小说家萧逸，他的《饮马流花河》《马鸣风萧萧》是我比较喜欢的。他的小说读起来典雅婉约、飘逸流畅，他与诸葛青云、卧龙生、司马翎、古龙曾并称“台湾武侠五虎将”。在他的武侠创作巅峰期，曾与金庸齐名，江湖人称“南金北萧”。后因定居洛杉矶，北大教授孔庆东又称他为武林中的“美洲豹”。

我和萧逸先生相识于2008年12月3日，那天晚上，我随中国现代文学馆访美代表团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座谈沙龙”。十二月的北京早已寒气逼人，而万里之外的洛杉矶却依旧阳光明媚、温暖如春。在沙龙上，我结识了一位四川老乡，女作家刘加蓉。当我和她谈兴正浓时，沙龙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向全场讲道：“我们现在邀请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前会长萧逸先生致辞。”

我一下子被“萧逸”这个名字吸引了，“萧逸，是那个写《饮马流花河》《马鸣风萧萧》的武侠小说家吗？”我低声问刘女士。

“是的，他是我们前会长。”

天哪！我居然在这里能见到这位武侠大师，这于我而言简直太不可思议。对于萧先生的致辞，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最后说了一句“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文化也日益繁荣。相信一场炎黄子孙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

当我看到萧先生致辞结束回到座位时，赶忙起身，穿过大半个会场，走到他的身边，恭敬地向先生致意：

“萧老师，您好！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小慕，慕津锋，很高兴能认识您。您的《饮马流花河》《甘十九妹》《马鸣风萧萧》《无忧公主》，我上初中时便读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君无忌这个名字，‘一个无忌天下的君子’，这名字够气魄！”

当我讲完，萧先生高兴地站起来：“慕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洛杉矶，谢谢你喜欢我的这几部作品，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作品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喜欢。”

“萧先生，我们这代70后的男生，大都是读着武侠小说成长起来的。武侠小说给了我们这些男孩子一个豪情美丽的武侠梦。这个梦指引我们要做一个心有侠义的有情之人：对国家要忠，对父母要孝，对家人要爱，对朋友要义。武侠对我们影响太大了。谢谢您们创作的这些武侠小说，让我们的学生时代多姿多彩。谢谢！”我越说越有些激动。萧逸先生听得也很感动。随后，萧逸先生热情地邀请我站在他身边合影留念，并承诺有机会再到北京，一定到现代文学馆来看。

2009年4月下旬，萧逸先生应约来到北京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他的文学资料，其中就包括他的武侠小说《西风冷画屏》和《七道彩虹故事》等手稿，《马鸣风啸啸》等武侠著作15部，还有《饮马流花河》等作品连载时的早期报纸。这些文献资料的入藏，对于国内研究萧逸武侠小说创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那次萧逸先生来京，我全程负责陪同。在聊天时，萧逸先生对我谈起了自己的武侠创作，说自己的武侠创作其实很偶然的。1958年父亲萧之楚将军去世后，台湾当局给的抚恤金很少，家境一下子变得并不是太好。自己在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台湾海军军官学校和中原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但自己都不喜欢便辍学了。当时，台湾社会受香港影响很流行武侠小说。当时的台湾也有很多人在写武侠小说。那时的他也喜欢看武侠，看到那么多人在写，而且稿酬也很可观，便也想试试。1960年，他悄悄地创作了一部武侠小说《铁雁霜翎》。写完后，他便试着给出版社投稿，出版社很快就与他签了合同，出版了该书。不久，大名鼎鼎的香港邵氏影业公司竟然看上这部小说，迅速与萧逸签约后很快拍成了电影。看到自己的武侠小说如此受欢迎，而且还有不菲的稿酬，年轻的萧逸很是惊喜。从此，萧逸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武侠小说创作。

在与我谈起的武侠小说作家中，萧先生特意和我讲起他与古龙年轻时的一段趣事。那时他们都已经开始写武侠，但古龙的名气还不大，而萧逸的文章在台湾、香港、东南亚都很受欢迎，很多报纸向他追稿，那时的他必须天天写稿，否则那些报纸就要开天窗。萧先生说那时他写稿很快，稿费也相当可观。有一天，他和古龙都刚拿到稿费，便相约着晚上一起吃饭。一见面，古龙豪情万丈地说，今天咱俩不管拿了多少稿费，都拿出来放在一起，今晚找一家高级馆子，咱一顿饭全部花出去，来它一个不醉不休。你把钱交给我，我来买单，如果钱不够，差多少我来补。听古龙这么说，想到自己今天刚拿到的不菲稿费，萧逸想可能古龙今天拿到的稿费也不低，否则他不会这样主动大方地说。萧逸便把自己的稿费全部交给了古龙，想那就今天晚上好好吃一顿，大不了吃光了这些稿费，回去继续写。那晚，古龙和萧逸可真是海吃海喝了一顿，什么贵点什么。等吃完古龙结了账，萧逸才知道，其实那天古龙根本没拿到多少稿费，但他的大口气“唬住”了自己。好脾气的萧逸除了心底一声叹息外也没再说什么，毕竟这笔稿费对他而言，也没那么重要。只是以后，古龙不再好骗萧逸了。每当古龙说一起掏钱吃饭时，萧逸便说那大家把钱都拿出来，看清楚了再吃。而古龙先生呢，好像有一阵不再说大话了。当然，后来古龙的小说越写越好，市场也越来越大，直追香港的金庸和梁羽生。

谈到古龙的英年早逝，萧逸先生很是感伤。我能感觉到这位已经离世近24年的朋友，在萧逸先生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古龙这个人对朋友还是不错的。但他太喜欢酒了，嗜酒如命。为此，我劝过他很多次，说你是不想活了还是怎么的？他说，没有酒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有一次，古龙都喝到胃穿孔，从医院刚出来，又喝。古龙很有才气，这一点我必须承认。他写的小说很精彩，可惜他太不爱惜自己了。如果他能珍惜自己，他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精彩的武侠小说。他太可惜了。”说到这儿，萧逸先生无限感伤地摇头。

是呀，天才需要勤奋，但更需要自律。

有一次，我跟萧先生谈起曾经风光无限的武侠世界，现在只剩下金庸、萧逸和温瑞安三个人了，而且都是封笔多年，其他的武侠大师都已驾鹤西去。属于武侠的黄金时代，也许真的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看武侠。萧逸先生倒还很乐观，他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武侠，只是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在，香港黄易创作的新武侠就有不少的拥趸。不管怎样，武侠不是低俗，武侠不仅仅是打打杀杀，它有它的精神，它的精神就是‘侠义’。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的，是从儒家思想转化过来的。中国人的‘侠义’不同于西方和日本人的武士道，它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要求“侠者”要有对弱者的同情心，对权势敢于抗争的魄力，要有自己的良知。要敢于杀身成仁，而绝不助纣为虐。”

我第二个见到的与武侠有关的作家是香港的罗孚先生，他是梁羽生、金庸当年的领导、好友，兼武侠小说出现的推动者。正因为他“绑架”了陈文统、查良镛，逼着他们创作武侠小说，中国文学史才有了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他也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2011年，我有幸与罗孚先生有了“一面之缘”。

那年的6月下旬，当时我的老领导刘屏主任让我联系一位叫罗海雷的先生，与他商议中国现代文学馆领导去他家中，拜访从香港来京的罗孚先生的事情。如可以，最近可否安排拜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罗孚”这个名字。凭直觉，我想“罗孚”先生应该是一位岁数很大的老先生吧。我很快就按照刘主任给的电话联系了罗孚之子罗海雷先生。7月1日，我陪文学馆领导前往海雷先生位于丽都某小区的家中，拜访罗孚老先生。

7月1日一大早，我先开车去了花店和水果店，为罗孚先生精心准备了一个鲜花篮和果篮，而后到单位接上吴义勤馆长和刘屏主任。在路上，刘屏主任跟我们讲起了这位老先生的传奇故事。尤其谈到，正是罗孚“催生”了华语世界两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和金庸。说两人都曾是罗孚在《大公报》的下属。（1954年，太极派掌门和白鹤派掌门由报纸上的论战转移到擂台上，引起港澳武术热。）罗孚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来看左派报纸，请梁羽生在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于是便有了《龙虎斗京华》。一年后，因梁羽生当时无法抽身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罗孚便又鼓动金庸在《新晚报》上“开打”。金庸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梁羽生的武侠已经很成功了，而且自己的兴趣也并不在此，但架不住罗孚的“软磨硬泡”、“软硬兼施”，“赶鸭子上架”的金庸便硬着头皮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此后梁、金的创作一发不可收，终成新派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风靡整个华人世界。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个武侠迷，梁、金两位武侠大师在我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武侠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听到刘屏主任这么讲，我对这位老先生充满了的好奇心。

走进海雷先生家的客厅，我看见一位头发花白、身穿T恤、短裤的老先生正坐在沙发上，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我赶忙快走几步，把文学馆精心准备的花篮和果篮送到罗孚先生面前，并送上我们的祝福。罗孚先生笑着点头示意，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在领导与罗孚先生谈话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催生新武侠”的老先生。罗孚先生个头不高，带着一个略微有些大的眼镜，说话的语速不快，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

那天拜访即将结束时，罗孚先生为每人赠送了一套自己的文集，挥手与我们告别。

回来后，我认真地拜读了先生送我的文集。在他的《文苑缤纷》一书中，罗孚先生有4篇先后谈到金庸、梁羽生和武侠小说：《两次武侠的因缘》《香港文学和武侠小说》《金庸小说，革命文学？文学革命？》《金庸的治学和办报》。也许是武侠迷的缘故，我非常喜欢读先生谈他与香港新派武侠渊源的文章。罗老先生的行文，正如聂绀弩所说：“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我第三位见到的是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先生。他的代表作有《四大名捕》《杀人者唐斩》《布衣神相》《游侠纳兰》《说英雄谁是英雄》等。2013年9月27日，我曾有幸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温先生。我早年看过他的作品《四大名捕》和《布衣神相》。在那天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温瑞安手稿资料捐赠仪式”上，温先生讲了一段自己对“武侠”的理解。他认为“武侠”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武是止戈，侠是明知不可为。武侠就是要达到一个维持和平的力量。止戈为武，止戈就是停止干戈。以和为贵，只有和，人们才能稳定、奋扬、上进；遭受毁坏、破坏，战火蔓延的情况下，人们没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武是一种手段，侠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武而没有侠，纯粹在暴力让观众得到感官上的刺激，就是比较落伍的了。而侠呢？侠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这个义本身就是礼仪、侠义、正义、情义、公益，而义所当为之，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要做的。例如有老人倒下，到底还扶不扶？在一些公共的场合里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帮了一些人，可能挨了一身打，甚至麻烦后来多的是，可是往后想没有后悔。两体结合，就是武侠的一个本意。这就是我写武侠时必须要坚持寻求的意义。”

那天在会议中途，我抽空与温先生有过简单交流。我对温先生讲，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甚至对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武侠小说给了年少时的我一个大大的“武侠梦”“江湖梦”，它让我知道做为一个中国人，要“忠、孝、信、诚”，心中要有“礼、义、廉、耻”，对家人、朋友要“有情有义”，对社会要有一种“侠义情怀”。当我谈到这些时，温先生点头表示赞同。他讲他和他的武侠小说最早也是深受金庸影响。对于金庸先生，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是集各家之大成。他在，武侠在。他把武侠小说写成了一种文学殿堂的境界，把武侠小说文学化，让武侠小说在教科书上都能看到。谢谢他的努力。” “我与金庸先生是忘年之交，我自己曾在很多寂寞、辉煌灿烂的日子里，跟朋友谈起他的人、他的小说、他的机构，都充满了敬意和诚意。有时候，心里跟这位大我近三十岁的长者很亲近，就像我父亲一-样，在苦难的岁月中我会在心里低诉，就像书里的作者跟自己早就相知一般，但有时候却又不怎么服他，觉得他太多的约制与距离，忍不住要跟他冲撞、顶撞一下。”

因为还有众多记者、书迷在等着采访温先生，我不便再耽误他更多宝贵时间。当我与他握手告别时，我拜托他回到香港，如再见到金庸先生时，送上我这位金迷对老人的祝福。温先生笑着说：“一定！一定！”

我见到的第四位作家是将金庸先生小说向大陆学术界郑重介绍的北大知名教授严家炎先生。20世纪90年代，严先生率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并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因他的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新派武侠小说逐渐开始接纳与认可，金庸及其作品也慢慢走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和严先生因征集相识于2014年，但有机会和先生认真探讨金庸武侠则是在2020年初。

在那次见面中，我与先生聊到自己对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推崇。“严老师，很可惜，我没有见过金庸先生。但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能简单地归为通俗武侠小说。我们这一代70后，在成长中，深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部部都是经典。金庸先生通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描述的纷扰复杂的江湖，向我们讲述着他所要表达的中华民族一直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直到现在还在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傲然地屹立在世界。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其实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自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金庸先生去世的当晚，整个华人世界、所有人的朋友圈都在哀悼这位老人，因为他的作品影响太大了，凡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金庸的武侠。”

听我谈完金庸，严老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认可。他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小说家。”

2021年8月底，我收到严先生托新星出版社寄来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其中第六卷《金庸小说论稿》是我最为关注的，我认真地将这本书收录的全部文章读完。在文中，先生谈到了自己当年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的初衷，他认为此举完全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他坚定地认为像金庸这样杰出的作家“更应入史并可开设课程”，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不仅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同时他的文学创作更是“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他通过亲身阅读，真切地感受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丰富生动的情节，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他认为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令人废寝忘食，靠的就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在叙事艺术方面，金庸将大仲马式西方小说开门见山地切入情节以及倒叙、插叙、闪回、推理的手法，戏剧中“三一律”式的严整结构，电影中镜头推移、组接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小说讲究伏笔、悬念、转折、一张一弛的节奏起伏等技巧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而又浑然一体，兼有多方面的妙处，这就使他的情节艺术具有极大的魅力。

严先生的夫人卢晓蓉老师，还给我讲了金庸先生的“送药”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卢老师在北京大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那时刚刚生产出一种降血脂的药。这种药既传承了中华医药的特长，又添加了现代科技的要素，具有良好的疗效。但因为还没有走完所有报批程序，当时这个药还是“内部药”。因知道金庸先生患有高血脂，卢老师在一次陪同严先生去看望金庸时，特意带上了几盒。见面后，卢老师将药送给金庸先生，并讲了此药的一些特点，金庸先生听后高兴地收下了。卢老师当时觉得金庸先生不大可能会服用这个还没正式上市的新药。过了有一段时间，卢老师与金庸先生在北京港澳中心不期而遇。金庸先生告诉卢老师：“你那个药不错。”卢老师听后非常高兴。金庸先生告诉卢老师，以后这个药要是打广告，你们可以直接打上这段话，就说是金庸说的。后来每次见面，金庸都很关切地问卢老师有关这个药的情况，问长问短，令卢老师很受感动。在去北大参观访问时，金庸先生还特地前往卢老师所在的公司拜访，并亲自题词。金庸先生不仅自己试服，他还多次向亲友推荐，他有一句很形象的广告语“它可以将好的胆固醇升上去，将坏的胆固醇降下来”。听着卢老师的讲述，我能感受到她对金庸先生那份“侠义之情”的深深怀念。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江悄然离逝。他的离去，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武侠迷纷纷表达自己的哀痛之情，都说金庸先生的离去，标志着自己的“青春时代的结束”。对于生死，金大侠自己看得比较开，他曾说过“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我曾看过一个视频，金庸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主持人突然问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百年之后，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我们大家能不能听到您自己的自我的评价？”

先生静静地听完这个问题，而后认真地回答道：

“百年之后，我现在快八十岁了，到100岁不过才20年了，我写的那些武侠小说，有的武侠小说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娱乐性很强，至少有3亿人看了之后，觉得很好看，是提供一种很好的娱乐，我最初的《书剑恩仇录》到现在有五十年了，写了五十年还有人在看，至少五十年的价值还是有的，现在我希望，我希望百年之后，还有人看金庸小说。”

金庸先生离去后，我们更加感受到他的价值与影响。他的武侠作品影响早已跨越文本本身，成为了一种现象，一种独属中国人的“情怀”。1979年，台湾历史作家柏杨就曾说金庸的小说已成为“另一时代的尖端”。“红学大师”冯其庸这样评价金庸的作品：“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2004年当金庸在成都与90岁的“中国文坛常青树”马识途见面时，马识途特作诗《七言四句 赠金庸》“凡有井水唱‘三变’，今日到处说金庸。新声本自俚歌出，缪斯殿堂拜查翁。”金庸来蓉，万人空巷。席间有感，立就顺口溜一首，并书以求教。在随后的发言中，马识途更是提出倡议：“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样的‘金庸现象’，在文学上，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四川作家应该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何种启示？”马识途认为金庸的成功处，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等各方面有深刻的表现和承载。

金庸先生去世后，我曾翻箱倒柜想找找自己有几本先生的著作，结果发现手边只有一套刚毕业时买过的盗版《神雕侠侣》，这实在有些对不起先生。自己写作之后，更深刻地理解了作家创作的不易，明白了盗版的危害。为了向先生致敬，我去买了一套完整的正版《金庸作品集》，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我的办公室。闲暇时，我会拿起曾经读过的武侠小说再次细细品味。我发觉10多岁时读过的书，跟现在再读真的不一样了。那时读的只是热闹、新奇，而现在读的，感觉是人生、是历史，是一段段漫长的“征程”。

正如当年自己读《神雕侠侣》时，看到绝世剑客独孤求败去世前在剑冢石上留下的几句话，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触，只是觉得这位剑客名字很奇特，他的武功很高而已。等到不惑之年再读时，似乎读懂了一些蕴含其中的人生况味。

“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於天下，乃埋剑於斯。

呜呼!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 ”

独孤求败，一生剑术已近绝顶，无敌于天下，何其幸矣。看他所用的几把剑，其实不正是人一生所要经历的不同境界吗？

第一柄剑：无名利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

第二把剑：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误伤义士不祥，乃弃之深谷。”

第三口剑：玄铁重剑，“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

第四支剑：木剑，“四十岁后，不滞於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

“自此精修，渐进於无剑胜有剑之境。”

作为“武侠迷”，我非常遗憾没有见过金庸先生，但我确有幸走进过金庸先生一生最为看重的刊物中。自2019年10月到2024年3月，我在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这也算是与先生的另一种“交集”吧。《明报月刊》所坚持的办刊信条“独立、自由、宽容”承载了金庸先生的一种梦想，他认为：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在此原则下，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好文章，《明报月刊》都愿意刊登。也正因如此，创刊近半个世纪，《明报月刊》在世界华人中有着重要影响力。金庸先生将“侠肝义胆”的情怀深深地植入了这本刊物。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一位铁肩担道义的侠客，以笔为剑，“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为历史留下一些有益的文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百岁诞辰。这一天的凌晨，在湖北襄阳古城墙上，有人用蜡烛摆出了“100 侠之大者”的图案，他们用这种方式默默地向先生表达他们的敬意。因为是他，让襄阳这座古城在中国人心中有了一份特殊意义；因为是他，让大侠郭靖在这里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因为是他，让这座古城成为国人心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长城。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早已超越文学的范畴，其所塑造的人物早已深入人心。但先生却一直很谦虚，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他只是这样评价自己：“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正是这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将“侠”一次又一次植根于无数中国人心中。对自己在书中所讲的“侠”，金庸先生有这样的解释：“我推崇侠士，大侠。大侠的侠，不是为自己的权力，是为大众服务的，奋不顾身去主持正义的。”

我要感谢金庸、梁羽生、萧逸、罗孚、温瑞安、古龙等作家，是他们所创作的武侠小说让年少的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充满瑰丽色彩的“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武、有侠、有情、有义”；让我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历过的那些血雨腥风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让我在书中人物哭与笑、血与泪中领略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和信仰。正是这种文明与信仰，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前不久，我曾看到一幅金庸先生写给好友潘耀明的书法，让我很有感触：

看破、放下、自在

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

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

轻轻放下可也。

新派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花园中的一支，为中国文学的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现当代作家文学资料博物馆，武侠小说家一直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2006年7月26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先生在悉尼将自己珍贵的手稿、书信、字画和藏书，以及楹联、翰墨、家具等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同年年底，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成立了“梁羽生文库”，这也是文学馆目前唯一的一个武侠小说家文库。2009年5月，美国华裔武侠小说家萧逸先生，在北京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其武侠文学资料。2013年9月27日，香港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在北京将其30余件与武侠有关的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三位武侠小说家捐赠的文物文献资料，对研究中国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具有很高价值。

只是甚为遗憾的是，因与金庸先生家属一直没有更好的沟通渠道，他的资料文学馆极为稀少。这对于一个武侠迷和曾经做了24年的征集人，我内心感到甚为遗憾。

2024年3月2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金庸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希望以此为契机，我们能有机会让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文学资料同样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丰富的宝库。

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