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传奇人生与学术选择

黎保荣：我拜读了您的自传性散文《知识的滋养与生命的丰盈》，甚为感慨，觉得您的人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似乎可以拍摄成影视剧。尤其是第三次高考失败后，那个陌生人对您这个农家子弟的鼓励，让我忽然想起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结尾的几句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那个陌生人后来成了您的岳父，您后来的人生，也与这几句诗比较吻合，表现为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再如第四次高考，以及后来的考博建议、婚姻，您的岳父对您确实很好。

您有没有想过，当时，假如没有陌生人的鼓励，您是否能继续第四次高考？或者说，假如没有陌生人鼓励，您的人生将会怎样？有了这样的经历，您对相对陌生的作者或学人，会加以鼓励和施以援手吗？

王兆胜：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坎坷，也是在一个未知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我之所以有了后来的广阔美好人生，离不开无数人的关爱、帮助与呵护，特别是我的岳父母。如没遇上那个陌生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我的第四次高考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也就谈不上之后的读硕士、博士，以及走上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路。后来，我也想过，如无陌生人的帮助与鼓励，考不上大学，我最有可能成为一名农民工。我单位附近有个高楼大厦建筑工地，我常看到农民工在那里低头吃午饭。他们蹲在路旁，头戴安全帽，左手端个大碗，外加两个馒头，咬一口馒头，喝一口菜汤，目光中充满迷茫与未知。此时，我看到他们的碗里是清水煮白菜，没有肉，也无营养，常感到心中酸楚。我边走边将自己幻化成他们，想象作为农民工的“我”，与他们不会有多大区别，如果有，也可能是多了一点渴求的目光，那是对知识的渴望与怀想，以及对大城市既近又远的感情。我还曾设想过，如考不上大学，当了农民工，受不了高强度的工地劳作，很可能改行去收垃圾废品。这个工作脏乱，但会轻松自由些，说不好因喜爱读书，通过阅读收购的废品书，知识增长，学问大增，并爱上写作，成为一个作家。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就会生出一丝苦涩的滋味，其间还有一些希望的火星在闪动。

因为经历特殊，我对陌生人，特别是受苦人，一直抱着内在的同情。比如，有工人来我家修理空调，在结账时我总给他外加50 元，让他买水喝。又如，对那些贫寒子弟，我总是全力帮助，希望他们快速成长。在我的帮助与援手下，不少年轻学者获得了不断成长的机会。

黎保荣：您的第二个稍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是，您的岳父建议您考博。他说，如考不上再按您的意愿行事，结果您考博成功，最终与学术结缘。您的博士导师是林非先生，您本来要跟他研究鲁迅，但您后来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情和积累，选择以林语堂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如果说，您原来的做法是随遇而安，这次却是您的主动选择。您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林语堂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

据此，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第一，现在，不少博士生导师不许学生做感兴趣的自选题，而希望学生跟着导师的研究方向做研究，您对此有何看法？第二，当时，您研究的林语堂还是个边缘作家，您如何看待研究边缘研究对象这个问题？

王兆胜：我的岳父让我考博，是个明智之举。否则，我会在随遇而安中迷失自己。我的博士导师林非先生同意我放弃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题目，改为研究林语堂，也是英明之举。现在，不少导师让学生跟着自己做课题，从开拓视野来说，也是可以的；但若一定要按老师的愿望强迫学生选博士论文题目，一定是弊大于利的。这既会影响学生的自主选择，又会忽略学生的优势与兴趣，也是一种自私行为。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应以学生为主，在师生之间形成一个对话与互动。

至于选边缘的研究对象作为博士论文，我认为要慎之又慎。这是因为：一是要以“有无重要价值”为准则。目前，不少边缘甚至被封禁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它们是被历史证明过的。二是博士论文是要过关和接受检验的，如不加甄别和任性选题就很有可能在答辩时过不了关，至少是颇具争议，自找麻烦和自寻烦恼。

当前，不少博士论文过于追求去边缘寻宝和进行解禁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但有点过度阐释。当年，我选择林语堂这个边缘作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点考量：其一，林语堂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尤其在文化选择上颇有个性，也很有代表性。其二，林语堂提倡的和谐、闲适、幽默、文化自信、天地之道等代表着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代表了世界健康发展的潮流。其三，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处于观念的固化甚至僵化状态，特别是一直存在以鲁迅的眼光简单地看林语堂的局限，这是需要突破和超越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模式。总之，边缘选题是把双刃剑，做博士论文时要格外用心考量。

黎保荣：您原来读博时也读了不少鲁迅著作，之后才决定研究林语堂，您对这两个作家的阅读感受是怎样的？

王兆胜：我原来的确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传记以及研究鲁迅的著作，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鲁迅研究会会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他的《鲁迅传》（第二作者为刘再复）与《鲁迅和中国文化》等影响很大，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鲁迅研究曾被称为“林非现象”。林非先生给我授课的内容主要是鲁迅研究，我们当时连博士论文题目都拟好了，是“鲁迅的潜意识心理研究”。如无意外或后来变化，我肯定会做这个题目的。

当时，林非先生有所不知，我在研究鲁迅的潜意识心理时，一面从鲁迅那里获益很多，一面又常感到孤独虚妄，尤其是受到其消极悲观思想的影响，所以活得并不快乐。然而，当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量作品，心中一下子变得明亮通透起来，仿佛冲破了乌云密布，重见了天日。换句话说，读林语堂时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有一种被温暖抚摸和阳光照亮的感觉，也有大光照临和天道开启的感受。另外，我当时选择林语堂还有两个考虑：一是在学术价值上，我完成的将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林语堂的博士论文；二是在阅读时，我对林语堂比鲁迅更有感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转向研究林语堂，并不是否认鲁迅的价值，因为阅读鲁迅也让我获益匪浅，鲁迅垫高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观念，特别是批判意识与硬骨头精神最令我佩服，还有文字的精凝。更准确地说，是鲁迅与林语堂两人共同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只是理念与方法不同而已。如无鲁迅的孤独寂寞和悲剧感，我就很难理解人生的本质，也不容易进入林语堂的“一团矛盾”，更不要说体会到林语堂在超越悲剧时所做的努力与创造。

黎保荣：您研究林语堂，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林语堂大传》《林语堂正传》《林语堂与中外名人》《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闲话林语堂》《解读林语堂经典—风行水上的潇洒》等多本著作，其中的关键词是“文化”，有对中国文化的会心，也有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您认为，林语堂对21 世纪的文学或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有什么启发？对您个人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王兆胜：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林语堂，于是否定其政治主张，并对他多有贬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无道理。但是，这里可能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林语堂的政治观确实是偏激的，但远不像人们所贴的标签那样简单，完全将他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也是一种误解。二是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就会看到政治视角所忽略的方面，如林语堂倡导“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批评严厉，他强调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谐、博爱、友善，他喜爱老北京的精神、老北京的辉煌，特别是非常欣赏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这都是21 世纪的主题与核心词。还有，林语堂喜用“梦”，即“个人梦”“国家梦”来阐释文化精神。也可以说，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前瞻性、未来性与超前性，这是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补充或超越。其实，21 世纪的思想文化的不少方面在林语堂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资源的。

就我个人而言，从林语堂那里较早获得了与一般研究者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理念。比如，林语堂对于“天地之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对“人的文学”进行反思；又如，林语堂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使我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一直保持理性的清醒认知；再如，林语堂由早年的反传统到后来的转向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令我心怀敬意，并一直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还有，林语堂倡导闲适与幽默，特别是重视生活的艺术，也使我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对克服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悲剧观与绝望感是大有益处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个“异类”，他以自己的独特个性与超前性绕开了大多数人，进入21世纪的“文化场域”。从这个方面说，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先锋性、引领性和前瞻性，是不可忽略的一笔宝贵遗产。

散文研究的会心之顷

黎保荣：您研究散文的著作有《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等，编著有《百年中国性灵散文》《精美散文诗读本》《享受健康》及散文年选20 多部，您也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多项奖励。基于何缘由，您从林语堂转向散文研究？

王兆胜：我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也要归功于我的博士生导师林非先生。林非先生还是著名的散文研究专家，曾为散文学会会长，在散文理论上有开拓和建构之功。同时，林非先生还出版大量的散文集，散文作品以高屋建瓴和富有思想深度见长，以学者散文家享有盛誉。在我研究林语堂时，林非先生希望我多花些时间研究散文，最好能动笔写散文，以避免学院派研究的枯涩生硬。这一面让我能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升自己的鉴赏眼光，另一面也能在散文创作实践中有所体会。我不知道林非老师这样要求，是不是看到我性情中有散文般促膝闲谈的一面，但他的指点确实打开了我的胸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这是我要特别感谢林非先生的地方。正因为林非先生的高见，多年来，除了研究林语堂，我还能在散文研究与创作上不断推进，并多有创获。至今，我已出版多本散文研究著作，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有多本散文随笔集问世。如果说林语堂研究是我的一只翅膀，散文研究与创作就是另一只，双翅合力才能离开地面，向天际飞去。

黎保荣：您也写过散文，出版了《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情之一字》《给精神留一条回家的路》《阳光心房》等多本散文随笔集，作品多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散文选本。其中《与姐姐永别》《大爱无边》等尤为感人，还有《诗化人生》《高山积雪》《老村与老屋》影响广远。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您的散文研究，有什么影响或启发呢？

王兆胜：当下，学界存在着非常突出的一种怪现象：不少文学研究变成知识生产，有的甚至没有了文学性和审美性，充斥着大量的资料堆积、理论堆砌、概念兜售、强制阐释，让人难以卒读。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散文写作，这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至于枯燥乏味，也有了审美参与和生命的全身心投入。具体说来，散文创作在以下方面大大丰富、补充、提升了我的散文研究和学术人生。

首先，增加了敏锐性与发现之美。散文写作重在细节，特别是能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灵光，这有助于克服概念化与理论先行式研究带来的感觉迟钝与循规蹈矩。以郁达夫散文《故都的秋》为例，以往我们总是从“人的文学”“现代性”等观念入手，进行强制阐释，往往很难奏效；但是，从阅读感受和发现之美中则会获得一种新意，即郁达夫对“物”非常敏感，这超出了“人的文学”观，进入“物性”与“天地之道”。这也是为什么郁达夫能将故都的秋写得那样充满生命的质感，也能在悲感中获得一种潇洒自然、了然与超然。其次，重视性灵、审美与文学性。在论文中，坚守学术规范与理性逻辑力量固然重要，但我尽量摆脱时下文章的八股气，以“性灵”“文学性”与“美”为内驱力，充分显示汉语的诗性灵光。如谈到“大文化散文”的不足，我用“思想之累与心灵之蔽”来概括，形象的比喻也常使论文充满生机活力。最后，强化心灵的巨大力量。与西方文化相对重理性逻辑不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学人往往更推崇“心灵”，是一种关于“心”的学问。王阳明的“心学”就很有代表性。散文创作最益于修心养性，是关于心灵的艺术表达，也是一种心语，即心灵的对语。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的文章有同情之理解，是“心”的张扬与舒放，即使他在学术文章中也能“动情”“走意”，让“心灵”开花。我的散文研究有情有意，也有“心灵”的舒放，就像是被阳光照亮了一样。比如在《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一书中，我用“心灵”的维度作为研究的一个透视点，于是许多理论难题迎刃而解。

黎保荣：您母亲非常重视您的读书，也正是母亲的这种鞭策，促成了您后来对读书、研究的孜孜不倦。您写有《母亲的光辉》《母亲的遗物》《母亲的细节》等散文，而且，我发现，您第一篇关于母亲的论文就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 年第6 期，题目是《贤妻良母：一个古典的审美文化模式》，后来您又发表《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寒夜〉的爱情悲剧根源》《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母爱叙事”》等与母亲有关的学术论文。您是感怀母亲，还是有意为之？

王兆胜：母亲，是人的生命之源。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直接取决于他或她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一个人有个好母亲，他就不会坏到哪里去。母亲像船帆，也像指南针，她会导引子女向着正确、善良的方向行进。相反，一个恶母的子女恐怕就堪忧了，很难想象“恶之花”能结出善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关注母亲，并对贤妻良母与恶劣之母进行研究。苏东坡的母亲让儿子看到了充盈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所以在教儿子读《范沱传》时，她才能说出要做“范沱母亲”那样的人，苏东坡也是立志要做范沱那样的人。我的母亲识字不多，但善良、美丽、仁爱，并有见识，在我十多岁她就去世了，但给予我很多。我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后面一直有母亲的眼睛，也有母亲的光辉。林语堂也有一位慈母，在他笔下，母亲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然则，他却说：母亲的爱无法形容，它却忽焉在前、忽焉在后，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心田。因此，像所有天下的好男儿一样，我敬爱自己的母亲，也尊重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慈母。

黎保荣：我在拜读您的散文研究论著时，发现您很有问题意识，很有会心，有一些观念是与中小学语文教材不同的。如您认为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就与语文教材的散文“形散神不散”存在着较大差异。您对此的具体见解是什么？这是您专门对语文教材提出异议，还是基于散文研究与创作的自然而然的结晶？您还有哪些散文观念是与中小学教参的说法存在差异的？

王兆胜：散文的“形”即形体，主要是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散文的“神”可理解为“精神”“神韵”甚至是主旨，这两方面都不能散，要做到“形聚神凝”，这就是我所说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那么，散文之“散”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心散”，换言之，散文要有一颗宁静、自然、自由、散淡、超然、温润的心灵。这是基于散文研究与创作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我还有些散文观与中小学教参或文学史的说法不同，如针对“散文诗”的概念，我提出它是“诗”，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散文”。我认为，散文诗、诗化散文、诗的散文这三个概念是不同的，其诗性是逐渐减少的。散文写作在借鉴“诗”时，一定要有“度”，否则极容易使散文文体异化。如杨朔说，他的散文写作秘诀，是“拿散文当诗写”，这一观点一直被包括杨朔在内的人们奉为散文写作之圭臬；其实，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它是造成其散文容易伤情、滥情的内因，也是散文中过度用“诗”的必然结果，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均有此弊。

黎保荣：您曾研究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艺术家散文、女性散文、游记散文、忆旧散文等不同类型的散文，对散文的类型与特征颇有心得。从1990 年代以来，学界、作家圈就对“散文能否虚构”颇有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兆胜：我认为，散文的精神是真诚与自由，如散文都可以虚构，那它与小说、戏剧就没什么差异了。所以，一般意义上说，我是反对散文虚构的。但是，有的散文家以奇特的想象进行独具个性、艺术性的书写，展示了一个类似虚构的世界，如鲁迅《野草》中的离形之影（《影的告别》）、死而复燃的火（《死火》）、狗对人的反驳（《狗的驳诘》）、亡灵自噬其身（《墓碣文》）、死后重新看世界（《死后》）、地狱中鬼魂的反抗（《失掉的好地狱》）、无物之阵中举起投枪的战士（《这样的战士》），想象都是非常奇特独异的。也有作家用梦境虚幻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使散文进入一个自由境界的，如鲁迅《野草》中多次出现“我梦见”，何其芳《画梦录》、巴金《梦》、斯妤《旅行袋里的故事》等都是如此。当然，有时作者因记忆遗漏导致散文中有事实错漏，这却是情有可原的。有时，出于一种真诚或遗憾，在散文中假设回到过去，或幻想将来，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但有一个界限不能僭越：艺术的虚构与胡编乱造的虚构是有本质不同的，我反对后者，却赞成前者。

黎保荣：您近年来对散文文体也颇有会心的研究，出版专著《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发表诸如《活力与障力——大众传媒对散文文体的深度影响》《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散文文体的失衡及其平衡》《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散文的文体价值及其魅力》等论文，请谈一下您最有心得的看法。

王兆胜：散文文体比较复杂，认识也多有分歧。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跨文体的倡导，这既有助于散文文体的解放，但也是一种散文在不断“破体”后的放肆无忌。在我看来，散文文体的平衡与有度最为重要，即在保持散文张力时，不能忽略节制的问题。诗歌可以炫张夸大，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小说可以虚构，不要说神界，就是虚拟空间也可自由进入。散文则有所不同，它无论怎样夸张变形、进行艺术虚构，最后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大地，即那个平衡、宁静与和谐之所，就像欧阳修《秋声赋》所表现得那样，由走马之秋声到寂静无声，这颇似走钢丝。好的散文当然离不开偏于极端的张力效果，但在张力之下所包含的互补、对话、融通和再造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离不开其间所包含的均衡、平衡、弹性与优雅。以“陌生化与心灵对语”为例，在“陌生化”中，散文可以摆脱过于“熟悉”的路径依赖，获得一种探索性、超越性和创新性，尤其是形而上的哲思；但散文毕竟是一种絮语体、对话体，其陌生化不是为了追求“隔膜”和“晦涩”，而是更好地沟通交流。因此，我们要了解散文的两种风格：一是“独语体”，二是“闲话风”，它们之间不能绝对分开，是散文文体的两面一体。当然，当前的散文文体还存在着异化问题：一是对散文之真的消解，缺乏事实之真，也缺乏心灵之真；二是冗长散漫的散文积劳成疾，表现为宣泄体、散珠结构、语言的拉杂和题目的随意不经；三是偏爱形式技巧的表演。总之，散文应该是一种在不断破体的过程中，寻求中正、平衡和优雅的文体。

跨界思维与天地之道

黎保荣：您身兼编辑、学者、作家三种身份，可谓跨界学人。您的主业是编辑，身为《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文学批评》的编辑，也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编辑，从1996 年到《中国社会科学》至今，您从事编辑工作已长达二十七年。但同时您又一直在做学术研究，这种编辑的身份对您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影响？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要求我们成为“学者型编辑”，所以一进单位，我就将“编辑”和“学术”相结合，即所谓的“编研结合”。从这个方面说，称我是“编辑型学者”也未尝不可。我在《“正途”与“异路”——我的学术研究方式与路径》一文中，曾具体谈到编辑工作对我的学术研究有着深刻影响与重要意义。

一是编辑的“眼高”有助于提高学术研究的理解力与辨别力。常言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二十多年来，我到底读过和编过多少稿件，已无从计数，在编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过程中，看过的文章更多。通过阅读他人的文章，尤其是第一时间读到知名学者的优秀之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学术的动态、热点与焦点问题、发展及其困境。通过海量的淘金式阅读，编辑的心中就会有一杆秤，一双鉴别文章优劣高下的“慧眼”。用这样的眼光审视学术，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就能避免重复研究和伪命题研究。

二是编辑的时间观念有助于惜时如金和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的潜质。繁忙的编辑工作逼着我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多年来，我没有节假日，来北京多年还没去过长城。在家与单位之间进行往返的数小时内，不论是坐车还是步行，我都没有浪费时间，许多文章的腹稿都是在此形成的。我还自创了一种立体思维法，即“一脑多用”，同时做几件事。在编辑过程中，我也常会受到启示，发现研究的新问题。我还运用交互映照的研究法，同时进行几篇文章的构思和写作，其效率是非常高的。

三是编辑的“品质”会点亮学术的长路，并为研究镀上金色。编辑工作默默无闻，但要专心、耐心、恒心、虚心，也要有奉献精神，这直接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源。本质上说，学术研究也要有编辑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近现代以来不少学人同时也是编辑家。

四是编辑将学术研究视为“副业”，有利于更自由自主地开展研究。以学术为主业有个缺点，那就是规范太多，压力太大，容易外在化地理解学术。作为编辑，应该写什么文章，怎样写文章，我可以不管，完全按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由表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研究不跟风，也无“急就章”，更没有成为八股文，这都是编辑工作给我带来的“腾挪”空间。

黎保荣：您在参加肇庆作家杨芳的西江专题散文集《守河者》研讨会时，谈到该书摆脱了“人的文学”观念，书写“物的文学”，注重物性书写与博物观念，您也曾发表过《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中国生态散文中的石头意象》等论文。您能具体谈谈对物性书写或“物的文学”的看法吗？

王兆胜：“人的文学”观以人为主题，强调人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于是人变得至高无上，并可以主宰万物。按这一思路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很容易走偏，忽略天地的规则，不重视物的主体性，缺乏悲悯情怀，对自然万物也不会爱惜，更容易失了敬畏之心。我关注“物的世界”，主张“物的文学”，不是不要“人的文学”，而是为了避免陷入“人的文学”的绝对化陷阱。

目前，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感和针对性。“物性”是个重要抓手和突破点，对之进行分类研究很有意义。大致说来，可从三类来理解：一是生物与非生物。生物类又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比较而言，微生物的散文书写显得更薄弱。非生物类有自然物、人造物和介乎二者之间的类型。二是现代时空观下的物性书写。在时间维度，物性书写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方式展开；在空间维度，物性书写分为城乡、国内外、中心与边缘、世俗与非世俗。三是叙事风格策略的物性书写。这里有仰视、平视、主客体感应、密集式轰炸、物我两忘等，这对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特别是进行现代性转换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物性书写的类型划分，能打破当前对于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研究的碎片化与随意混乱的状态。

20 世纪以来，基本是受到“人的文学”观主导，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比较忽略物性的描写。然而，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中，“石头”意象有逐渐凸显之势，到新时期特别是21 世纪以来有所发展。中国生态散文加深了对于石文化的认知，有助于理解世道人心和人生智慧，强化了自我约束和生态意识。在叙述方式上，中国生态散文的石头书写注重辩证性，倾向虚实相生、正反相合、情理交融，有助于深入物性、人性和天地道心。目前，中国生态散文中的石头意象书写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作家的主体意识和生态意识不强，物性理解不够深入，经典性不足，这是今后需要努力加强和不断推进的。

黎保荣：您出版过散文集《天地人心》、学术著作《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发表过《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多维世界：以散文为中心》《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等论文，可以说您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是“天地”，如“天地之道”“天地情怀”“天地道心”“天地之心”“天地境界”“天地之宽”“逍遥境界”，这既是您作为学者的哲学领悟、宽厚性情、学术个性之体现，又反映了您对好散文或好作品的超越性境界的期盼。在现在这样注重头衔、项目、奖励等学术指标的年代，具有天地之道的学者是很少的，对此，您是否觉得遗憾？能具体谈谈您对文学研究中“天地之道”的见解吗？

王兆胜：对于这种现象，我确实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过于重视“人”，过于强调世俗生活，文学必然在平面爬行，难有超越性，更不能进入天地境界。至于天地之道，简言之，就是关于天地的法则、情怀与境界，这是“人之道”难以达到的。我的理解是，无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还是人生在世，真正的理解通道是通过“人”“物”“事”，进入“人之道”，特别是“天地大道”，这样才会有智慧生成，最后实现对于“人之道”的超越。如果一直停留于“人之道”，不能与“天地之道”融通，甚至与之背离，那就难免出现异化现象。老子曾说，“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正相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当一阵狂风吹过，它携带的沙土就会把坑洼填满，这是天地之道；人世间却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今天，不少批评家、作家、学者更愿听各种噪音，他们的内心像沸水一样蒸腾不止，以至于蒸发与枯竭。少有人愿做一个“听者”，以谦卑之心看万物的姿容，听大地发出的声响。其实，只有在这样的宁静安详里，才能得到一种难言的感动，以及从天地自然中发出的智慧灵光。

谢谢保荣，谢谢您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研究与创作，由于时间匆促，我的回答有不当之处，敬请海涵，也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