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让赵树理“走出”文学界
无论是将赵树理作为农民作家，还是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抑或是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他的作家身份似乎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对他的研究也顺理成章地基本上在文学界展开，这似乎也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却对此总是有些疑惑。
古今中国，除了民国黄金十年，以及新时期之后市场经济汹涌的年代，基本上可以说，是未脱乡土中国的本色，因之，也就有了对这乡土中国进行种种改革的努力。对这乡土中国，如果说，费孝通是以社会学对它的社会结构作了精准的剖析，梁漱溟是从文化形态对它给以新的认识，晏阳初是通过教育试图对它给以改造，卢作孚试图以现代生产来促进它的转型，那么，我觉得，与他们可以相比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他们有所超越的，是赵树理以文学为手段，对这历史行进中的乡土中国给以应对。所以，赵树理与其说是乡土作家，毋宁说是这乡土中国之子。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我从有限的对赵树理相关文献的阅读中，注意到他似乎很少主动以作家自居；他对文学的理解，似乎也与新文学界不一致，即他的“进‘文摊’而不入‘文坛’”说。他把他心目中的文学写作，作为对乡土中国的改造手段，作为解决乡亲们生存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手段——他就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问题小说”。在晚年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他系统地谈到了自己一生的小说写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之所以写小说，完全是为着解决当时中国乡村存在的“问题”，如：《李有才板话》是为了“配合减租斗争”、解决乡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该小说甚至成了乡村工作队员的工作手册），《李家庄的变迁》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催粮差》是“恐我们有些新同志不清楚”旧日衙门的人员，《福贵》是为了打通基层干部不能正确对待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人的思想，《地板》是为了帮助农民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邪不压正》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土改时流氓无产者会捷足先登”，《登记》是为了配合婚姻法，《老定额》《锻炼锻炼》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实干家潘永福》是提倡“千方百计认真做事精神”，《互作鉴定》是“反对知识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从这些说法中，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赵树理写小说，重心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用文学解决农村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设想不尽一致，但这仍不妨碍我们以此去认知赵树理的创作动机，以及这动机下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
赵树理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有着异常清楚的定位：“我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够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这也就难怪，当人们打开赵树理的笔记本时，会惊奇地发现，那里面没有什么创作设想，有的只是农村现实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作家刘长安曾经在赵树理文学馆讨得一本百余页的赵树理的笔记本，并用了几十天时间辨析考证，发现它主要包括乡民的日常生活、田间生产、工作学习三大部分，其认真细致的程度，令人咂舌。
于是，我们也就约略能够明白，赵树理不惮于同行、专家的讥讽，而在小说中平添许多过渡、说明性的文字，是为了让乡民读者看得懂。他熟知现代小说技法，但仍采用大众化的写法，那实在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用文学改进乡民们的生存境况。
岂止是小说创作，赵树理还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创作了众多的地方小戏、曲艺等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只能传播于一时而不能流传久远，且不入文学大家们的法眼，但赵树理却乐此不疲。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说自己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在他眼里，他文学创作生涯中最值得珍视的作品，是这些地方性小戏种作品，而非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
综上种种，都是不能用作家这一身份所能给以充分地说明的，我宁愿把这些视为赵树理介入乡土中国的一种方式。这一介入的深度、广度以及辐射力，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它并不仅仅是文学范畴的事，值得与乡土中国相关的各行各业借鉴。就此而言，我宁愿将赵树理称为“乡土中国之子”，而不愿称他是“作家”，无论附加多少修饰语；并以为，这才是赵树理研究长期忽视的问题。
这一介入方式，我们可以用“赵树理精神”来命名，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概念；这不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是，找寻、明晰、确立这一介入方式的要素、构成。
我以为，以下几点是最为基本的、不能被忽略的：
第一，以乡村乡民生存现状为载体的对乡土中国的直面关注与忠实呈现。文学是人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相较费孝通从社会学、梁漱溟从文化形态、晏阳初从教育、卢作孚从生产方式介入乡土中国，赵树理以文学为方式的这一关注与呈现是整体的、形象的、感性的，并因之给各种学说以再解释的可能与空间，或者成为检验或调整各种学说是否适合乡土中国的标尺。这样的一种关注与呈现，可以通过文学形态，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事实形态，从而成为介入乡土中国的一种方式。
第二，坚定的民间价值谱系的价值站位。中国文化向来有三种价值谱系：以治理社会为标准的庙堂文化，以价值召唤为标准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广场文化，以私己性的个体生命生存需求为标准的民间文化。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三种价值谱系的“张力”中绵延数千年而不衰。赵树理介入乡土中国的价值站位则是民间价值谱系。他一向惜墨如金，且对西方大段的、静态的景物描写或心理描写颇多诟病。但一旦进入对乡民个体物质生存状态的描写，却会大段大段地罗列各种数字。这就会让读者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赵树理立足的根本，就是建筑在这些数字上的乡民个体的物质或精神的生存需求。学界公认赵树理有三重写作身份：农民、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其实，这三种身份并不是均等地体现的。赵树理立足于民间价值谱系，根据这一谱系的现实需求，来决定对庙堂、广场价值谱系的汲取程度。同时，乡民们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是在时代的变动中不断地变动着的，这种变动也决定了民间价值谱系与庙堂、广场价值谱系相互关系的变动程度。
第三，行进中的开放与兼容的品格。乡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是不断发展着的，民间价值谱系也需要不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以调整自身内在矛盾、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赵树理所持的民间价值谱系，在古代中国，以《诗经》为源头，终结于《红楼梦》，但在现代中国的起跑线上，则与五四时代“拓人荒”、批判“吃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相遇合、相融合。赵树理所持的民间价值谱系正是这一遇合融合的产物，并将这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从知识界拓展到了乡民个体生命的物质生存、精神生存之中。赵树理将民间价值谱系与五四时代的广场价值谱系相遇合、相融合后，再与延安的革命价值谱系相遇合、相融合，从而进一步使乡民个体生命的物质生存、精神生存需求得以切实的落实。这样的在行进中的开放与兼容的品格，使赵树理不仅是“乡土中国之子”，也是“五四之子”，是“中国现代革命之子”。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转型之中。在这种转型中，无论是应对乡土中国基质深厚的村治、县治，还是时代性的乡村振兴，赵树理介入乡土中国的方式，都是急需汲取的积极的践行资源。只是这前提，首先是要让赵树理“走出”文学界，走向社会，成为变革乡土中国的践行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