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被视为点燃“京海之争”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对其文学史意义的关注或多或少遮蔽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还原。沈从文在同一时期的多篇文章、序言中反复提及“诚实”“虚心”“忍耐”“刻苦”等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品质，从不同角度构成对“文学者态度”的补充及强化。而沈从文与青年的关系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者态度”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青年”的崛起包含着“代际”传承的意味。沈从文是在“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走向成熟后又影响到新一代青年。他与青年间的师承关系缘起于前辈作家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不遗余力的扶持，熟稔于编辑、创作、生活和教学等主体经验的不断累积，最终融入“文学者态度”的倡导与传承。

一、“情感”的接续

沈从文在教学和编刊过程中多与青年互动交往，形成了颇为亲密的关系。卞之琳曾在回忆中说：“从文晚年仍关心和寄希望于文艺青年”，“从30年代初就开始一贯热心扶植文艺青年，不论在分内(例如在教室内)在分外(例如在编辑外)，一样认真。在他直接间接严格要求的扶植下茁壮成长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1。这种交往既源于工作需要，也离不开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

沈从文的“从文”之路颇多坎坷，自1923年来到北京，先是求学未果，又因陈渠珍在湘西失势，失去了经济来源，而比生活无依更让人痛苦的，是在创作上无人赏识。从四处投稿不得刊用，到逐步在文坛站稳脚跟，沈从文得以成名，离不开前辈作家学者的提携与扶持，而他与青年之间的交往就是将自己收获的师友情谊传递下去，因此更像对自我成长之路的一种复现。

1936年，沈从文在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时写了一篇序言，当中提到了几个值得记忆和感谢的人，即徐志摩、胡适、林宰平、郁达夫、陈源和杨振声。他说“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的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并特别感谢徐志摩，“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 2。这部文集、这篇序言是沈从文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和纪念。回首过往，沈从文褪去了初至北京和初登文坛的青涩，无骄傲也无自卑地剖析着自己“乡下人”的性情，满怀感激地追念着从亦师亦友的诸多前辈那里收获的帮助和鼓励。这些帮助和鼓励包括很多方面：

首先是经济上的援助。在失去陈渠珍的资助后，沈从文面临的紧要难题便是生计问题。1925 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遥夜》一文，引起学者林宰平的关注。林宰平误以为他是一名颓丧愤世的大学生，由此指责北京大学生自命不凡而忘却了对社会的责任，放任自己沉迷于饮食、恋爱等不良风气——“《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3，对《遥夜》消极的生活态度表示不解，并进一步表达了对大学教育的批评与大学生颓废生活的痛惜。面对这样的误解和指责，沈从文在《致唯刚先生》一文中予以回应。他说，自己不是大学生，甚至连中学生都不是，“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在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几句呓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外，实在找不出人类夸大幸福美满的梦来了！” 4 沈从文只身一人漂泊在北京，每日撰文投稿最直接的目的是换取生存的钱粮，故而态度颓丧，颇多负气与抱怨。林宰平读后主动找到沈从文， 并托梁启超出面，请熊希龄为沈从文找一份工作5。在林宰平和梁启超的努力下，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馆办事员， 生计问题得以解决。

此外是对文学创作的赏识。在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报纸杂志逐渐成为文化权力的象征，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很难得到发表文章的机会，若在此时能够获得知名作家的赏识，不仅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而且更容易在今后的创作中收获认同与发展的机会。沈从文多次表示自己的作品是经由徐志摩推荐，才有机会不断发表。但徐志摩对沈从文的帮助并不仅仅停留在推荐作品的层面，他很赏识沈从文， 并将他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1925年， 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时曾写作《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来声明自己的办刊原则，文中罗列了约请撰稿的各路朋友，包括赵元任、梁任公、张奚若、金龙荪、傅孟真、闻一多、郭沫若、郁达夫等等，皆是鼎鼎大名的学者、教授、作家，而沈从文也名列其中，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而言是莫大的荣誉，足以表明徐志摩对其非同一般的赏识和重视。1925年11月1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登载了沈从文的散文《市集》（署名沈从文），并在文后写作《志摩的欣赏》，对沈从文自然、生动、朴实的乡村文风大加赞扬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 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6。尽管后来发现这篇散文已是第三次见报，沈从文惴惴不安地向徐志摩解释，但徐并不在意，反而宽慰沈从文，说这篇散文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作品，再转载一次也未尝不可。

更深层次的还有在互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信任。1929年8月，胡适正式聘任沈从文为中国公学国文系的讲师。沈从文仅有小学学历，虽是成名作家，但聘任其为大学讲师，不能不说是一种“破格”。当然，胡适此举并不完全出于与沈从文的私谊或是徐志摩的推荐，他有自己的办学思路。根据胡适1934年2月14日日记所载，“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7。胡适想要纠正当时大学国文系普遍存在的偏重历史、偏重古代文学的办学风气，主张 “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三者并重。请沈从文到中国公学教书，正是对国文系教学中创作和批评力量的补充，所以即便沈初上讲台闹了笑话、引起不满，胡适仍坚持留其任教，而就其日记中的评价来看，聘任沈从文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除了“谋教书事” ，沈从文还有诸多麻烦琐碎的事请胡适帮忙，例如为《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文学杂志》约稿，为学生、朋友的事情求胡适帮忙，甚至经济上的拮据、请求预支薪水、想让妹妹到中国公学旁听等诸多生活上的难题等等。此外，沈从文会主动向胡适汇报思想及生活上的变动，或是随信寄上自己的成果，也会就生活、工作中的一些情绪进行交流，例如教书时缺乏自信、代课压力太大等。由此足见这种深度的互动所建构起来的信任和依赖。

正是在诸多前辈作家、学者的指导和扶持下，沈从文才得以发表作品、走上文坛，进而不断在创作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经验。沈从文不只是将这份温情和感谢传递给青年，同样也模仿着收获师友情谊的方式——在经济上援助、 在创作中扶持、在交往中信任，特别是在态度上引领。他一直强调“乡下人”的写作态度，告诫青年作家不要相信天才，“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8。沈从文与青年之间的种种互动，正像他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我想我当好好振作做一点事，来作为感谢对于我帮助太多的先生”9。

二、“经验”的积累

沈从文与青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始于中国公学。沈从文仅高小毕业，大学于他而言，是尚未实现的梦想，而他作为知名作家被胡适引入大学教书，最被看重的教学资源也是他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自己的经验，是过往生活经历和写作实践的积累与沉淀。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时常与美国的王际真通信。沈从文不懂英文，每次寄信用的信封都是王际真在美国写好寄过来的，即便如此，他每有新书出版都会给王际真寄去一本。或许正因为相距较远又性情相投，更易吐露真心，沈从文在这些信件中有着非常浓郁的情绪表达和对生活感受的点滴书写，尤其谈到了很多与青年学生交往的细节以及对他们的评价。

大多数时候，沈从文都在用自己成长的经历和经验引导学生。他告诉学生“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但学生往往难以理解， 也不愿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10。这其中对 “苦写”、“苦思索”的倡导，对 “忍耐”、“耐心” 的强调，显然源于他自身的写作经验，而在劝告学生时他又经常联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际，认为 “学生一个也不知道我是这样情形活到世界上的”。如何活到这世界上、如何做学问写文章，在沈从文的讲述中时常并举，似乎二者就是同一个问题。这或许正是因为沈从文会把过往写作和生活的经验打通。

此时沈从文尚不足30岁，与青年学生的年岁相差不远。他既是施教者，也是观察者，对学生多有一种平等的审视和批评，偶尔也会委屈抱怨。他曾提及学校有学生自杀，周围看热闹的有数百人，便批评大学生“毫无人性” ，“把看死人为天朗气清消遣事”11。他又说“大学生全是怪可怜的一种东西”，如何“可怜”？他却是指责他们买书只听信广告，依样买来的书若不成功，就认定中国作家糟糕，从此便不再买书。沈从文的委屈抱怨则常常指向学生思想单纯、经历不多，无法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学生天真烂漫的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大胆的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 他接着又坦诚地告白：“我是单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12 一个自怜自哀、手足无措的年轻教师形象跃然纸上。沈从文此时似乎并未开始追求张兆和，但书信之中多有提及女学生的态度，很是顾忌围绕在身边的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女性，她们越是欢快，沈从文越是苦闷。

只是这些批评或抱怨更有些爱之深、 责之切的意味，沈从文并非真的对青年学生有意见，反而满含着呵护，甚至是羡慕。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时住在校园之中，虽然有不便之处，“不过因为从不曾经过学校生活，到此来看看胡闹的年轻人怎么胡闹，努力的又怎么努力，也未尝不是难得的”13。言语中不乏对缺失大学校园生活的怅惘和对青年学生能够在学校安心读书的歆羡。每当学生兴冲冲地来与他交流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沈从文看着这些青年“春天来发红的脸”，总会“告诉他们应当好好的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尽管学生总是不相信他，逼着他开列书单，沈从文仍是不无怜爱地指责他们“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14。

信中提及的种种经历想必都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我们可以想象沈从文与学生的相处：在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之中，沈从文感觉到格格不入却又真诚努力地试图融入。他知道，青年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成熟，但这些不成熟恰恰是他们最富吸引力的资本。沈从文曾说：“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15这种想法当然仅停留在“打主意”的阶段，但身体和精神的强健、年轻又顽强的生命、原始而蛮性的力量，正是青年所独有的宝贵财富，也是沈从文在创作和生活中不断追求的律动。

随着沈从文创作的逐渐成熟，教学、办刊等诸多经验不断累积，沈从文与青年的交往更加走向深入：

首先，不遗余力，促成青年作家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萧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篱下集》的出版是他促成的，王西彦的第一本小说集《夜宿集》从选编到接洽出版都是他一手操办，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也是他资助出版的。萧乾曾回忆道：“住在文艺刊物如林、文艺朋友如林的大都市里，有那么多师友指导诱进，又遇到肯为你抠着字看，挨着行改的一个‘好朋友’（算算你有多少别字讹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几份的耐性）。”16 这个“抠着字看、挨着行改”的好朋友正是沈从文。1933年，卞之琳曾至青岛拜访沈从文，因《群鸦集》出版无期17，沈从文赠其30元，嘱他回北平后自印一本新作诗集。彼时沈从文自己手头也不宽裕，卞之琳就曾看到沈抽屉中还放着当票，但他还是把30元钱赠予卞之琳。卞之琳4月游历青岛，5月即以此款印成了《三秋草》300本，交由新月书店代售。

其次，联络感情，组织青年作家见面聚谈。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时常邀请一些在京的青年作家出席聚会，同时也会邀请朱自清、凌叔华等前辈作家共同参加。这是沈从文有意扶植年轻人的一种方式。除在达子营28号接待来访青年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仿膳、五龙亭，都是他和青年聚在一起随意交谈的地点。在这样的交谈和交往中，沈从文时常接济年轻人的生活，并热切地为他们谋求发展的机会。据王西彦回忆，他第一次参加沈从文的聚会时，坐中青年有杨刚、芦焚、刘祖春、严文井、李威深、屈曲夫、田涛等人，唯一一位长者便是沈从文。这是王西彦第一次接触到沈从文本人，此后便开始多次登门拜访、见面聚谈。当时沈从文经常邀约一些青年作家聚会谈话，“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18。这样的聚谈既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固定议题，谈话多是你一句我一句，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会兼及时局和人生的内容，“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19。

此外，“沙里淘金”，致力于培养无名的青年作家。依托《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平台，沈从文迅速扶植了一批青年作家。以《〈大公报文艺选刊〉小说选》的编辑出版为例。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萧乾策划编一本在文艺副刊上已刊小说的选集，请林徽因做主编。这本小说集一共选了30篇作品，入选的杨振声、沈从文、李健吾、凌叔华、林徽因都是京派的骨干。左翼成员中只用了张天翼、沙汀两人的作品，当时两人作品的左翼色彩还不是那么明显。除此以外，还有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如崭露头角的李同愈曾说：“无论如何，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年青的读者，照亮了通到文学之园的途径。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20刘祖春是沈从文的湘西同乡，由沈从文资助于1934年来到北京求学，受沈从文的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李辉英是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的学生，沈从文一度对他赞赏有加。程万孚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和弟弟程朱溪与沈从文书信交往颇多，友谊深厚。隽闻（王林）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旁听了沈从文小说习作课，1932年在《现代》杂志第2卷第2期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岁暮》，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鼓励。徐转蓬是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虽在上海读书，但他常把文章寄给沈从文，很多稿子是经沈从文仔细修改过的。

沈从文初为人师，逐步养成了育人的心态和姿态。在师承关系的场域中，他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青年学生、青年作家的问题或缺陷，也愿意真诚且有针对性地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青年，关注并在意他们的反馈，进而以这些反馈构筑起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对青年的认知以及与青年相处的态度。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传递和互动更新中，沈从文表现出鲜明的务实风格，从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从自身的实际经验出发，以实际行动培养青年作家的写作态度。

三、“态度”的传承

接续着前辈作家的温暖，沈从文对青年作家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从解决生计到未来规划，从默默扶持到热情鼓励，从修改文章到推荐作品，情感与经验的融合推动沈从文更加深人地认识青年、对话青年，也更加深人地理解文学、理解创作。在此基础之上，沈从文提出“文学者态度”的主张，指向当时文学创作的弊病和对作家的期许，并在与青年的交往中不断重提、深化。《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被视为引发“京海之争”的开端，长期以来学界多从京海对立的视域下进行探讨，而对其关涉的文学本质则重视不足。实际上，此文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随意、游戏的文学态度，不仅限于南北对立。沈从文指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有 “玩票白相的神气”21 ，魏晋以后，除了向帝王上书陈述政治得失时将文章看得比较重，其他时候大多不够严肃。文人只有在做官不如意时才会转向文学，如晋人、唐人的小说等，因而文学只能是一种随性而发的副业。沈从文在此强调“文学者的态度”即是指作家要“诚实”，保持写作的独立性和严肃态度。《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于1933年10月，但此前沈从文已有多篇文章流露出这一观点，尤其集中体现在沈从文为青年作家文集所写的序言中。

作序言也是沈从文扶持青年作家的一种方式，以知名作家的序言推荐无名作家的作品，以期吸引更多读者的目光。在这些推荐小文中，“诚实” 是他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凡是以“诚实”的态度去做的作品总有可取之处。如在《连萃创作一集序》 中指出，“戴南冠，高植，谢冰季，王坟，李同念，程一戎，李明核……莫不以最诚实的几乎也是严肃的态度，使整个的生命放在创作上，那种带着一点儿傻样子的努力，是我极其佩服的”22。《高植小说集序》称赞高植“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诚实可爱的方法来写作小说”23 ，是把文学当作事业，用诚实、严肃的态度创作的代表。《〈刘宇诗选〉序》多次提到刘宇的“诚实” —— “诚实的写，虚心的看，任劳耐苦的去生活，抱残守缺的固持到自己一点信仰”，“十分诚实，同时也十分谦逊”24。《〈群鸦集〉附记》中讲到年轻人的忧郁，认为诗人“一定得喊出那难受的苦处，吐出那闷在心上的一团，让我们明白，给我们领会，使我们动摇，要我们莫忘记，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更好的手段了”25。

在这些为青年作家撰写的序言当中，“诚实”并未形成条分缕析的固定规则，但大致指向了作家的创作态度，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创作态度的严肃性和创作方法的写实性。这种观念首先来自他的实践经验。沈从文是不大相信“天才”和“灵感”的。他认为天才和灵感容易让人失去理性，陷入懒惰，所写的文字要么异常奢侈，要么异常平凡，因而他“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26。此外，他不仅对自己心怀着这样的希望，对青年作家也饱含着这样的期待。他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写道：“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27 除了以序言的方式强调“诚实”的重要性，沈从文在与青年的日常交流中也不断渗透着这一观念。王西彦曾回忆与沈从文谈话的场景，时隔50多年仍能清晰地描绘沈从文的话语和神情，可见印象极为深刻。“谈到写作问题，他原来总是浮现着微笑的脸色变得稍稍严重了，很动情地说，一个人既然决心当作家，就应该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不能朝三暮四，左顾右盼，一定得把毕生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笔墨上：‘你化上一辈子的力量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不专心能行吗？’”28 沈从文强调对严肃态度的坚持，要专心写作，要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文字之上。王西彦还提到沈从文的文学功用观，即文学的本质和首要职能应该是为艺术的。“ 一个作家所追求的目标只能是艺术，不能是别的，这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艺术总必先是艺术！’ 他说这句话时，还翘起一个大拇指来加强语气。” 此外，沈从文还会从写作的具体技巧层面指点青年作家——“写作学习其实就是文字锻炼，就是试验驾驭文字的能力：‘使用文字时要有选择，有节制，做到恰到好处！’”29在这样一种纯粹严肃而又细致务实的文学交流中，王西彦也不知不觉地接受并传承着沈从文的文艺观。

王西彦是左联作家，曾多次提及受到鲁迅和契诃夫等人的影响。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同时向读者传达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其现实主义原则正是来自这些作家的文学风格。但他同时也会思考：“怎样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原则下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同时，能使自己的作品稍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30 他认为，真正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就是艺术的美，就是包含在作品中可以导向永恒的诗的美”31。这一观点是与沈从文的文学观相吻合的。王西彦还进一步表示“诗的美就是无掩饰的真实，就是对历史和人生的最纯真无伪的理解，而且出之于一种最平易朴素的形式”、“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无所保留的真诚”32。这是王西彦20世纪80年代写下的文字，与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强调的“诚实”如出一辙。

此外，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授习作课时，曾多次重复一个原则，颇能体现他严肃诚实的“文学者态度” ，那就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一原则后来曾被汪曾祺反复提及。他认为，沈从文的意思应该是“作者的心里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33。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这一原则的影响。他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谈及写作习惯，说自己不是一边想一边写的那种风格，而是想得相当成熟之后，一气呵成，但在写的过程中也会涌出一些原本并未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34回忆至此，汪曾祺再次提到了沈从文。他认为自己对这个细节的补充恰能为“要贴到人物来写”这一创作原则作一注脚。“诚实”不是一句空话或是口号，而是能够具体落实为用心用情地贴近人物、感受人物，如此刻画的形象才足够真实、具体、令人信服。

沈从文回忆他在青岛大学教小说习作课时，往往最开始有很多人听讲，后来学生越来越少，到一学年结束后便只剩下5个学生，其中有两个还是旁听的。沈从文猜想，选课的学生想要获得的是写作的知识或“秘诀”，或“简要方法”35，而他无法传授这样的内容，因为写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没有秘诀也没有捷径，只有真实的感知、诚实的书写和勤奋的苦练、耐心的等待。综合来看，沈从文在与青年交往中反复提及“文学者态度”，至少包含了这样三个层面的深意：就文学的本质而言，文学应该是美的、纯粹的，因而也应该是独立的、不受外界事物干扰的；就作家的态度而言，作家应该是诚实的、严肃的、忍耐的，诚实地面对自我，严肃地对待文学，忍耐着逼近成功；而沟通作家与文学之间的恰恰是“文学者态度”，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如何能够写出更“完全”的作品？通过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中不断引导青年树立“文学者态度”，沈从文意在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建构新的希望。他以自身经验引导青年创作，并在与青年的交往、交流中不断总结，强调诚实、严肃的创作原则，传承“文学者态度”，在师承场域中凝聚起青年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 （18ZDA28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卞之琳：《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4页。

2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９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７页。

3 唯刚：《大学与学生》，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4 沈从文：《致唯刚先生》，《沈从文全集》（第11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5 1925年6月27曰梁启超致林宰平的信中说：“沈君事竟久忘却，愧甚，顷已致书秉三，并属直接向公处打听沈君住所矣。” 这里提到的沈君就是沈从文。

6 徐志摩：《〈市集〉志摩的欣赏》》，《 徐志摩全集》 （散文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页。

7 曹伯言整理：《胡适曰记全集》（第7册），台湾联经出版社2004年版，第61 页。

8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第326页。

9 沈从文：《19300918 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 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第105页 。

10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 21页。

11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2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3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4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5 沈从文：《19291019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6 萧乾：《给自己的信》，《萧乾全集》（第五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17 这本诗集原是1931年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时，向卞之琳索要的部分诗稿，带回上海与沈从文共赏之后选出《群鸦》、《噩梦》、《魔鬼的小夜曲》和《寒夜》四首刊登在《诗刊》第二期，并代为决定编成诗集，取名《群鸦集》，准备出版。沈从文还为该集写了一篇《附记》，发表在南京《创作月刊》上。后因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诗集并未出版。

18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长河不尽流 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19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长河不尽流 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20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小说》，《新中华》第3卷第7期，1935年4月10日。

21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2 沈从文：《连萃创作一集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23 沈从文：《高植小说集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24 沈从文：《〈刘宇诗选〉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25 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26 沈从文：《谈创作》，《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27 沈从文：《萧乾小说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28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长河不尽流 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7页。

29 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长河不尽流 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30 王西彦：《自序》，《悲凉的乡土 王西彦早期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31 王西彦：《自序》，《悲凉的乡土 王西彦早期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32 王西彦：《自序》，《悲凉的乡土 王西彦早期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33 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页。

34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棋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

35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