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三苏与宝月大师惟简
苏东坡兄弟与成都大慈寺的佛源甚深。究其根底，除了他们自幼受苏洵影响，雅好佛画艺术以及青年时代在青神中岩寺读书之余耳濡目染，加之母亲程夫人本就是虔诚的佛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苏轼兄弟与大慈寺胜相院的住持惟简（1012—1095年）堪称为生死莫逆之交。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是苏轼的宗兄。古人称之“无服兄”。“无服”，古丧制，五服外无服丧关系者称“无服”。他9岁出家，19岁得度，29岁被宋仁宗赐紫袈裟。唐宋时，三品以上官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官为绯色，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或赐绯，以示尊宠。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
到36岁时，惟简又被赐号“宝月”大师，直到84岁圆寂，从未离开过大慈寺。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苏轼和父亲、弟弟，到成都拜谒益州知州张方平，利用机会又拜会了大慈寺的文雅大师惟度和惟简，他们均为同门。
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在眉州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他离开成都返回汴京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
后来，苏轼、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与惟简相约在嘉州（今乐山市）相会，“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苏轼《与宝川大师三首》）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1816年《华阳县志》所绘成都大慈寺
几年后，苏轼应惟简之请，为大慧寺胜相院（原名中和院）写了一篇《中和胜相院记》。记中回忆说，苏轼游历成都大慈寺，见到他所爱戴的两位高僧：文雅大师惟度，气质高尚，纯朴忠厚，他还能回忆唐末、五代史书没有记载的许多史事；宝月大师惟简，精明敏锐，礼敬佛祖，管理僧众严厉谨慎而颇具威望。记中又说，胜相院壁上，有唐僖宗和陪同他西迁而来的文臣武将共75人的画像，画中人物精妙绝伦，栩栩如生，令人神往。这里最早的住持，是京兆长安人广寂大师希让。希让传了六代衣钵，传到惟度和惟简。惟度圆寂后，惟简担任大慈寺胜相院住持。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二十八日，苏轼与弟弟苏辙再游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这次成都之行是观赏壁画，苏轼对唐代著名佛画家卢楞伽的绝作备加赞赏，称其为“精妙冠世”。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恰遇到苏辙出示唐人摹本《兰亭》，惟简大喜过望。九月十五日，苏轼为苏辙送给惟简的唐人摹本《兰亭》书写了一篇跋语《书摹本兰亭后》。苏轼早对《兰亭》烂熟于心，对唐代书法基本持否定态度，是指盛唐以来重“法”的风气。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曾指出：“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这一唐人摹本，系苏辙从河北带回蜀中。惟简见后爱不释手，持归成都，特请绵州僧人意祖摹刻于石碑。同年，苏洵逝世，苏轼、苏辙自开封扶父以及苏轼妻子王弗灵柩归眉山可龙里安葬。丧事完毕，兄弟二人专程到成都大慈寺拜谒惟简，捐赠苏洵视为至宝的四菩萨门板像。
对这一稀世之宝，惟简许诺：“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若是，足以守之欤？”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有大慈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轼撰《四菩萨阁记》，叙述了四菩萨像的来历和建阁的曲折：长安有唐明皇时建造的藏经龛，经龛四方开门，八扇门板上都是吴道子的亲笔画作，正面画菩萨，背面画天王，一共16幅。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广明之乱”之际，藏经龛毁于兵燹。
当时有一位僧人，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在乱兵大火中拆下4块门板出逃。门板木料厚重，他背不动，又怕贼兵追上，于是将门板挖孔做成一副担子，最终流落到陕西凤翔府。这个僧人在乌牙僧舍（南山又名乌牙山，亦名南乌崖。山上建有峰顶寺，又名灵峰寺，是圆证祖师手建的说法道场）圆寂。180年后，有一位古董商人花10万钱将门板画买下，并以原价转卖给苏轼。苏轼知道父亲深爱古画，就把板画献给父亲。苏洵大喜，在他收藏的上百幅古画里，这4块板画无疑是他的最爱。
苏轼把板画捐给大慈寺后，惟简大师筹集了100万钱，还不够，苏轼又捐了5万钱，才建造了一座楼阁，特意绘苏洵像于其上，名之为“四菩萨阁”，专藏四菩萨像。
苏轼与惟简，在俗家为同乡宗族，在佛门为度诚信徒，族谊深厚，志趣相投。苏轼宦海沉浮，无论官居礼部尚书，还是被贬为琼州别驾，都与惟简长期保持书信往还。苏轼给惟简送去吴道子所绘的四菩萨像后不久，又慨然相送出吴道子的另外一幅绝作：绢画释迦佛像。这是他在黄州期间得到的宝贝。
苏轼在致惟简的信中写道：“某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虽破烂，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养。如欲得之，请示一书，即为作记，并求的便附去。可装在板子上，仍作一龛子。此画与前来菩萨、天王无异，但人物小而多尔。”
苏轼《宝月帖》行书 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为惟简撰《胜相院经藏记》。当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之罪，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因此，苏轼在此记中隐去了名字，说：“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指惟简），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准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尤其是“求可舍者，了无一物”一句，极为形象地叙述了当时的生活处境以及心情。
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此文一向被学界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也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批评伪劣之僧，而非一般意义的“辟佛”。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六月二十二日，宝月大师惟简在成都大慈寺圆寂，享寿84岁，戒腊（受具足戒以后之年数）六十五夏。六月二十六日，惟简的灵骨被奉入成都城东智福院之寿塔中（现在的塔子山公园区域内）。当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派他们的徒孙法舟、法荣，不远万里从成都赴岭南惠州，请苏轼为惟简撰写塔铭。
此刻，苏轼已年近花甲，连续遭到贬谪，亲友遽亡，倍感悲伤。乃用当时最名贵的纸、笔、墨书写《宝月大师塔铭》。苏轼《题所书<宝月塔铭>》曰：“予摄《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选也。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子亦不孤其意。绍圣三年正月十一日，东坡老人书。”
《宝月大师塔铭》撰写完成，苏轼又请法舟、法荣给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带回《慰疏》。疏中有云：“某谪居辽琼，无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怆不已。惟昆仲节哀自重，以副远诚。谨奉疏慰。”
同时，他再致书一封。书云：“舟、荣二大士远来，极感至意。舟又冒涉岭海，尤为愧荷也。宝月塔铭，本以罪废流落、悲玷高风，不敢辄作，而舟师哀请诚切，故勉为之也。海隅漂泊，无得归望，追怀畴昔，永望凄断。”
绍圣二年（1095年），惟简被葬于成都城之东塔子山。苏东坡为之作《宝月塔铭》，其中有“锦城之东，松柏森森”之句。这也证明，塔子山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东郊佛门重地。2003年，在成都塔子山公园地界相继出土“三苏”残碑三通，即苏洵《提举监臣帖》、苏辙《雪甚帖》和苏轼《中山松醪赋》，勾起人们对“三苏”的无尽缅怀。经有关专家考证，石碑约雕刻于清代，属于“三苏”的刻贴，字迹也属于原帖临摹。虽是残碑，也属罕见之物。
绍圣三年（1096年），61岁的苏轼再被贬崖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方获赦罪，得以北归。同年七月二十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推算起来，他比惟简多活了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