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和他的儿女
这世上做父母的，对儿女总是千般关心、百般呵护，与此同时也希望他们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虽然艺术大师丰子恺对儿女十分宠爱，但更希望他们成为有文化修养、有生活情趣的堂堂正正的人。
一
丰子恺对儿童非常崇拜，他曾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够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丰子恺之所以这么说，与他对儿女的爱有很大关系。他育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在和儿女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真切体味到他们内心的纯洁、思想的无邪、性情的真挚。
丰子恺早年创作的那些儿童漫画，大都以儿女的生活为原型，熟悉丰子恺家庭生活的人可以对号入座。如《花生米不满足》的原型是丰奇伟，可惜丰奇伟在四岁时去世了。《取苹果》的原型是丰华瞻，《十二岁与五岁》的原型是丰陈宝和丰元草，《小梦》的原型是丰新枚，《纳凉》的原型是丰陈宝和丰华瞻。一次，丰子恺带丰陈宝和丰华瞻去江湾观摩通车典礼，回家后，两个孩子学着火车站售票员的样子玩游戏，丰子恺立刻把他们游戏的场景画出来，即《买票》。还有一次，丰华瞻套上父亲的西装背心，一副小大人模样，不久，《穿了爸爸的衣服》便在丰子恺的笔下诞生。
丰子恺画过一幅《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当时，丰陈宝把自己的鞋子给凳子穿上了，丰子恺的夫人徐力民见状赶忙阻止，丰子恺却向夫人连连摇手，让她不要干扰女儿的兴致，自己又拿起笔速写，一幅经典作品就此诞生。后来丰陈宝回忆道：“妈妈为我洗好脚，穿好袜子，让我自己去穿鞋子，鞋子在凳脚边。我看到凳子光着四只脚怪难看的，便把自己的鞋子给它穿上，又把妹妹的一双新鞋也给凳子穿了，站起身来一看，真有趣！不由得叫起来：‘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一叫，惊动了妈妈，她边喊边跑过来：‘软软的新鞋给你弄脏了！呀！你怎么没穿鞋子站在地上？龌龊了袜子！’”
对儿女的调皮举动，丰子恺多抱有欣赏的态度。孩子拿“美孚灯”测算火苗的大小，把钢笔水挤在书上、把牙膏挤出来、把手伸到痰盂里一探究竟……这组“研究”意味浓厚的漫画，便是真实的写照。各种各样在大人看来不能玩的游戏，以至于孩子间的拌嘴吵架、休息日的横枪竖棒闹翻天，都成了丰子恺的漫画主题，足见他的忍耐和宽容。
二
丰子恺儿女成长的关键阶段，正逢中国社会最不太平的一个时期。其实连丰子恺自己的生活也动荡不安，为了生计，他在上海、绍兴、嘉兴、石门湾之间奔波，直到1933年缘缘堂落成，他才过上安定、自由的生活。有时候丰子恺去外地办事，回家时，看见孩子们在门口等候，听见“爸爸回来了”的叫喊声在缘缘堂响起，身心便彻底放松下来。到了春天，丰子恺带孩子们去田野看油菜花，再捉几尾蝌蚪回家，养在水盆里，大家能围着看半天。夏天的午后，尽管室外有阳光炙烤，室内却很凉快，货郎担在缘缘堂门外的小路上拉着长调喊“水蜜桃——香瓜——”或“卖西瓜——卖香瓜——”，丰子恺悄悄出门买个西瓜，回来喊一声：“吃西瓜了！”孩子们就从各处跑来，围着桌子吃西瓜。孩子们一边吃西瓜，一边听丰子恺讲音乐故事。
丰子恺对学校缺乏爱的教育不满意，认为这会限制孩子的思维发展，使他们丧失艺术想象力，所以当儿女到了上学的年龄后，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学校，他就自己教或者请家庭教师来家里上课。丰陈宝上小学时，总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经了解，原来是这所学校存在体罚现象，犯错误要“立壁角”、打手心、“罚一个铜板买笤帚”，丰子恺得知此事后，叫丰陈宝不要去学校了，先在家学习。
丰子恺寓居嘉兴时，请嘉兴的鲍慧和先生来家里上课。据丰陈宝回忆，数学课和常识课是鲍慧和先生教的，国文课是丰子恺自己教的，他选了夏丏尊的《爱的教育》作为教材：“父亲选中《爱的教育》作为教材，是因为它的内容丰富、故事有趣，而且文章好。有的章节，译文特别精湛洗练，父亲会要求我们背诵。我们总是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在把门板搁在门槛上作跷跷板玩儿时，大家一边玩儿一边齐声背诵，好像唱歌一样。”
丰陈宝小学毕业后，由于崇德县城（现崇福镇）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杭州、嘉兴或湖州，丰子恺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外地读书，就让她在家里自学一年，等妹妹小学毕业了再一起去杭州。丰子恺不仅关心女儿的学业，还十分注意女儿的学习情绪，他教丰陈宝弹风琴时，丰陈宝必须弹得滚瓜烂熟了才能学新课，而且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一次，丰子恺上完音乐课，告诉丰陈宝门外有一只兔子死了，丰陈宝非常喜欢那只兔子，眼泪马上流下来，埋怨起父亲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丰子恺说：“如果早点告诉你，会影响你的情绪，今天的音乐课就上不好了。”后来，丰子恺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考上了杭州的中学。因丰宁馨查出肺弱，省立中学不肯录取，她只好读市立中学；为了和妹妹在一起读书，丰陈宝也到市立中学就读。丰宛音考取了杭州私立行素女子中学，丰华瞻考取了杭州宗文中学。初抵杭州，他们还不大适应，心里总想着缘缘堂那其乐融融、满是书香的生活。
其实，丰子恺也放心不下在杭州读书的儿女。一次他要去上海办事，特地提前出发，星期六从石门湾到杭州，星期日带孩子们到西湖边游玩，还给他们买了点心和糖果。下午准备赴上海时，丰陈宝流泪了，她舍不得父亲离开，丰子恺也于心不忍，决定再陪他们在杭州玩一天。后来，丰子恺干脆在杭州租了屋子陪伴儿女，到寒暑假才回石门湾的缘缘堂。
三
1937年11月，丰子恺带领全家老小十多口人，开始了长达九年的逃难生活。这期间，他除了在桂林师范学校担任国文课和图画课教师，还到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担任副教授，到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逃难途中，丰子恺的儿女渐渐长大，相继考入中学、大学，所以丰子恺又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家庭文化使他们健康成长。在遵义的罗庄暂居时，他进城买了五块钱的零食，等星期天晚上所有人在家里聚齐，一边吃零食，一边开展文化活动。有时候是丰子恺出题，其他人来背诵诗词；有时候是丰子恺讲故事，其他人以此为题作文，家里洋溢着求知、向上的氛围。一开始，丰子恺将这项活动称为“五元会”，用石门湾土话叫“和谐会”，后来物价上涨，十块钱开一次，他便改称“慈贤会”了。
到重庆后，除了小儿子丰新枚，其他儿女都上大学了，丰子恺又组织起“鸰原诗社”，“鸰原”是兄弟的代称。鸰原诗社经常开展文化活动，有时候是丰子恺出上联，其他人来对下联；有时候是丰子恺出题，其他人据此作诗、填词，并且定期把作品装订成册，互相品评。丰子恺以自己独特的人格力量温暖儿女的成长，儿女也没有辜负父亲的良苦用心，均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在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
当儿女各自成家，丰子恺对孙辈也是如此，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人格的力量，感受到文化的力量，给他们树立一个认认真真做人的榜样。丰子恺的外孙杨子耘说：“外公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不是漫画和文章，而是做人，认认真真做人。”丰子恺的“日月楼”成了孙辈玩乐的天堂，尽管晚年不再搞“和谐会”“慈贤会”，但每逢寒暑假，“日月楼”里都流淌着欢声笑语，尤其是大年三十，据杨子耘回忆：“大人小孩一起做各种游戏，如猜谜、唱戏、朗诵、唱歌等。最让人激动的还是互送‘除夜福物’，人人都想抽到外公的‘除夜福物’，因为外公每年准备的都是最好、最特别的。记得有一年，外公用报纸包了一个特大的礼物，大家猜不出是什么，最后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把扫帚，所有人都笑弯了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