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约稿”
我拜读完孙郁大作《闲话汪曾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想写点东西，却四顾茫然，无从下笔，于是翻出箧藏《百年曾祺：1920-20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找灵感，不知不觉翻到林斤澜的《纪终年》——
有天，来电话说，当天《北京日报》副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见经传。我说我家没有《北京日报》，他说他寄给我，又说太慢，有点着急的样子。我说我下楼到报摊上买一张。接着我转了两个报摊，都没有“进”这个报。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从办公室借一张回来。第二天，他又约了邵燕祥三人各写一篇短评一起发表。
如果林斤澜简单交代下时间、作者或标题，顺藤摸瓜或许能写出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我特意在这段文字旁批注“谁？”心想哪天找到“线索”再去拷贝这两期副刊电子版，打印出来仔细端详，好好咀嚼咀嚼汪曾祺的散文观：“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我继续翻箧藏《汪曾祺自选集》（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汪曾祺自述》（大众出版社2017年9月）、汪曾祺《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后十年集·小说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无意中从“散文随笔卷”发现“新大陆”——《花溅泪》。1997年3月7日，汪曾祺从《北京日报》副刊《生活》读到业余作者车军900字的短文，颇为感动，主动写下500字短评，导语开门见山：“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
这是汪曾祺去世前两个月留下的文字。他从这篇令他的“眼睛湿了”的文章中，影影绰绰看到一个42岁的中年妇女的影子，一个平常、善良而美丽的灵魂。她忍让宽容地对待生活，从不抱怨，从不倾诉。但是多么让人不平啊：早些年家里不富裕，摆不出做女孩子的娇羞；工作了，搞建筑，扮不出当女工的美丽；结婚有了孩子，又为住房奔走了十几年，没有过做女人的恬静和迷人。而今，乳腺癌又剥夺了做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机会，命运不曾让她舒舒心心地做一回女人。可面对白发的双亲，面对未成年的女儿，面对为工作而劳累的丈夫，她不敢也不能哭。这种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到。这太不公平。姐儿仨的姊妹之情是很感人的。二妹没有号啕大哭，姐姐和小妹也没有泣不成声，倒是姐姐给二妹唱了一支歌，“七个调唱走了六个半”，二妹破涕为笑。姐姐把二妹送进手术室，在冰天雪地中为二妹买了一束她从没有接受过的鲜花，踏着积雪归来。
汪曾祺饱含深情，由衷赞美——
我不知道车军是谁，似乎不是个作家，这篇文章也并没有当一个文学作品来写，只是随笔写去，然而至情流露，自然成文。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怎样结构，然而这种朴素自然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结尾也极好：
“我呢，则和小妹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着你醒来。”
这是真实的、美的。
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了），会使人恺悌之情，油然而生。
谢谢你，车军！
汪曾祺不仅自己写，还邀请好友林斤澜、邵燕祥一起写。
林斤澜《隔河看柳——〈爱是一束花〉读后》400字。他说：“写作的事说到底，还是依靠真情实感。”如果“写起来总觉得不够东西，就添南添北。添得好了，烘托金子分外耀眼。添得不好，叫做黄土埋没真金。索性不增不删，原汤原汁，有几句算几句，只求一吐为快，往往出来感人文章”。可是，“职业写家的难处也不少，以写为业，好比一日三餐，还要写必感人！岂可原料交易？要求展开，要求深入，要求完整，要求变化，还有职业中人也说不清的升华这样的事”。林斤澜结尾吐槽并点题——
目前刚进入市场经济，市场上“水货”不少：洒水、浸水、掺水，还有注射水云云。期刊上的白纸黑字，也嫌水分过多，看起来已经形成通病了。
忽然一篇“纯情”文字，醒了眼目。正当“隔河看柳”的日子，厌了黄恹恹，不期而期，一丝新绿，飘飘拂拂。
汪曾祺并非“第二天”跟邵燕祥约稿。邵燕祥“中午一进家门，就接到汪老电话”，他“急忙上街买了份报”，当天写下1100字的《不止因为真情》。他坦陈：“若不是曾祺老人提醒，这篇题为‘爱是一束花’的千字文，我多半会忽略过去。报刊上什么‘爱’这‘爱’那的文字太多了，真有点像嚼来嚼去的口香糖，沾到哪儿都嫌污染。”邵燕祥联想起和林贤治主编《散文与人》丛刊，刊出徐晓《永远的五月》被《天涯》转载后，他又重读这篇万字长文，掩卷之余，还是不能把这篇散文打动人的原因弄清楚。可“今天遇到这篇短文，翻过来掉过去没多少字，是寻常的白描，绝没有刻意的修辞功夫，几乎一眼就可以从字面看到纸背了，是什么使人感动呢？”他自问自答——
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感动，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咀嚼以至炫耀自己富贵中的幸福或不幸的女士，作者即姐姐向我们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年职业妇女，在我们习见的一些日常的不如意之外，又遭到了既来之就无法避免的病痛。牵动我们的心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命运。当我看到作者即姐姐竟从梁凤仪的书里得到启发（“没有收到过鲜花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而去买花的时候，一边为梁女士的小说有此歪打正着的效应不禁发笑，但又为文中的主人感到几分辛酸，终于被那姐姐孩子气的心情所感染，化为或有的慰安与鼓舞了。
我们常常说一篇抒情文章好，就好在所抒之情真。这大概不错。此文就不是为“作文”而硬“作”出来的。不过，我又想，常见有些讨厌的文章，其实倒跟作者“表里如一”，并不像是“假情”，可为什么我们不敢恭维呢？这倒是值得认真琢磨一下的问题。
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共同为车军摇旗呐喊，这是车军之幸、副刊之幸、文学之幸。那时主政副刊《流杯亭》的编辑孙毅（笔名孙郁），像民国“副刊大王”孙伏园一样精心打理着这块园地，名家与新秀之作百花齐放。3月19日，他加“编者按”隆重推出：“……三位作家，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作品写评论，且情真意切，编者不禁也感慨万分。文坛虚情假意之作可谓多矣，车军的文章所以牵动人心，乃是用生命的光和热写出的。不矫情，不卖弄，那均是从灵魂深处流出的声音。文艺是生活的写真，《爱是一束花》，便是这样动人的图景。我们希望能以此为契机，使本报副刊多一些这类的作品。同时也感谢汪老等光临《流杯亭》，一觞一咏之间，不也可看出纯真文人博大的爱意？”
我从尘封二十六年的往事中，依稀看到郁达夫奖掖沈从文、沈从文提携汪曾祺的身影。汪曾祺《文集自序》说：“我知道年轻作家要想脱颖而出，引起注意，坚定写作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斜着眼睛看青年作家的作品，专门找‘问题’，挑鼻子挑眼。‘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的胸襟他们是没有的。才华，是脆弱的。因此，我要为他们说说话。”他视“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议论而不顾，满腔热情地为专业和业余作者写序言、写书评，生前绝笔《铁凝印象》即是他的内心独白：“我并不是那样好为人序，因为写起来很费劲。要看作品，还要想问题。但是花一点工夫，为年轻人写序，为他们鸣锣开道，我以为是应该的，值得的。”多么古道热肠的一位老头儿，难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2024年2月13日，下午送儿子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