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月28日，著名散文家、翻译家、编辑家、《十月》杂志原副主编张守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本网重发2022年原刊于《中国作家》的张守仁先生访谈，以示缅怀。

——编者

曹斌：作家、评论家、编辑是文学的三驾马车，但在我们当代文学里面很少提到编辑，您认为编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是什么？

张守仁：文坛一流的编辑才能编出一流的刊物，一流的刊物，是思想坚冰的破坏者，人民情绪的表达者，文艺新潮的引领者。五四以来先辈编辑家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从自发来稿中发现推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作家。如：叶圣陶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巴金、丁玲；巴金发现了曹禺、艾青；鲁迅发现萧红、萧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名编，如萧也牧、萧殷、江晓天、龙世辉、吕震岳、李清泉、周雁如、周介人等。《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就是龙世辉发现并帮他精心修改作品，从而使他走上文坛的。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是《陕西日报》“秦岭”副刊资深编辑吕震岳老师从来稿中发现并经过多年帮助，把他扶植起来推上文坛的。陈忠实在悼念吕震岳先生的深情文章中说：“我遇上了世界上最好的编辑。”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则是《北京文学》周雁如女士在三十年多前从大量没贴邮票的来稿中寻觅出来的。余华在《机遇让我走上文学道路》中说：如果没有周雁如，“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其他如李清泉发现、推出了张洁，《十月》发现了陈世旭，《人民文学》发现了蒋子龙、刘心武等，这些都是文学界的佳话。这些发现者就是伯乐。是他们觅到了能驰骋文场的骏马，既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又给中国文坛补充了精英力量。

李国文复出后，他的作品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诸多奖项。成为获奖专业户的李国文认定：编辑是把作家从此岸送到彼岸的摆渡人，是让小说胎儿顺生到人间的助产士。几十年之后，他把著名编辑崔道怡最初写给他、且保存完好的信函，复印一份，回赠写信者，作为彼此永志纪念、永恒友谊的物证。李国文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作家的劳动，不致付诸东流……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者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作家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编辑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人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幕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因此，我对《中国作家》杂志社能在2022年开设“中国名编访谈录”专栏表示赞同和祝贺，这将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补充和延续。

曹斌：通常情况下，编辑和作家的一些大作之间有着割不断的甘苦，但再优秀的编辑，也只是在那些煌煌大作的结尾处的括弧中署上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名字。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守仁：编辑实乃园丁，干着浇“花”锄“草”、剪“枝”修“叶”的活儿。我这个老园丁，从事文学园地里的劳作，已经整整半个多世纪了。我挥锄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洒汗在这里。每当倚锄休息，抬头看见园子里绽放出了新花，枝头高挂起硕果，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说。这时我愿变成一株树根，让鲜花接受蜂蝶的包围，愿果实沐浴着亮丽的阳光，任鸟儿在枝叶间跳跃欢唱，自己只趴伏在不显眼的底层默默输送养分。那园中的花团锦簇、果实累累，就是我诚实劳动的报偿。

曹斌：您的童年对您后来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张守仁：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是个赤脚到河沟里捞鱼摸虾，到野坟上打柴草的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失业的人，我的母亲贩卖一些小东西来挣一点钱养活我们。当我8岁的时候，我睡在床上突然感觉到不对，马上睁开眼，我看见我的母亲在梳理她的头发，穿好衣服，我知道她要去寻死了，就是因为穷得活不下去了。然后一种本能的我立刻站起来抱住我妈。我说：“妈，你要相信我，我能改变我们张家的命运。”后来，我确实是改变了我们张家的命运。我出生的上海市郊区长江口崇明岛是祖国除台湾、海南之外的第三大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江河泥沙沉积岛。据崇明岛县志记载，唐初，淤积在长江口的泥沙渐渐露出水面，变成了沙洲。年深日久，崇明岛长出了茂密的水草。于是江南、江北的渔民驾着小舟到岛上捕鱼、打柴，开始了第一代祖先在岛上艰苦的生活。因家穷无藏书，即使是上小学的课本，念完后就积攒起来跟收旧货的人换“懒汉糖”吃。我不像书香门第的子弟从小就受到文化熏陶。我一穷二白，并无家学渊源。当然，因为这种穷苦的童年，也锻炼了我勤奋、刻苦好学的品质。那个时候，我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篇，为我后来走上编辑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总的来说，我对童年的印象是奋发图强、勤俭、勤恳、勤劳的样子，还有就是父母给了我一个好脑子。

曹斌：听说《陕西日报》“秦岭”副刊资深编辑吕震岳算是您走上编辑之路的启蒙老师，能谈一谈他对您的帮助和影响吗？

张守仁：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1961年我到《陕西日报》实习，“秦岭”副刊资深编辑吕震岳是我的指导老师。他教我怎么样看稿，处理来稿，手把手的教，同时他还跟我说：“小张，你不仅要当好编辑，你还要学习写作，你如果不会写作，你怎么能帮助人鉴别来稿？你如果不会写作，你怎么能写出一篇推荐作品的精彩审读意见，你如果不会写作，你怎么知道创作的甘苦。”所以我写作、搞翻译什么的，那都是我老师的教导。

有一次，他带着我去到西安边上一个大队采访，回来叫我写一篇东西，我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稿，拿给他看，他就瞟了几眼拿起毛笔给我修改，一边修改，一边跟我说，不要穿西装戴草帽，不要这些废话……。这样也就三分钟，他说：“小张，拿去明天见报。”当时我就傻了眼，一个3000字的文稿处理，就几分钟，那是人干的事吗？我现在还像做梦一样，我怎么会碰到这样一个魔术师一样的老师？我这个老师处理文稿的水平如此之高，有魔术师的速度，测量师的精准，老鹰般的眼力，慈母般的关怀。在我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一直受到老师的影响，每天不管收到多少来稿，但到我下班的时候，办公桌上已经是一扫而空了。

我的老师去世后，我到他家发现他把我写给他的信，我在很多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都剪贴起来装订成册。我如果不好好工作，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我当时特别感动，现在想起我的老师来经常都还会泪流满面，感动不已。

曹斌：张老师，您大量阅读并翻译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能和我们谈一谈您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吗？

张守仁：追本溯源，我所以爱上了文学，当上了文学编辑，和我年轻时学外语、用原文研读经典作品有关。当时北京出版社的总编，知道了我的外语能力，看到了我的译著，曾试图想把我从《十月》编辑部调到编译室工作。要我离开梦寐以求的文学编辑岗位，我当然采取了婉拒的态度。对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翻译，开阔了我的国际视野，提高了我的欣赏水平，增强了我鉴别作品质量的能力，帮助我对作家的作品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我感谢外国文学对我的熏陶和启迪。

1978年《十月》创刊之初，曾设有“学习与借鉴”栏目，试图刊登一些中外经典作品及其分析，供文学写作者参考之用。刚刚创刊，稿源不多，负责发稿的黎汀同志编1978年第2期时，要求我写一篇“学习与借鉴”的文章。我赶写了一篇《〈牛虻〉是怎样写成的?》登在第2期上。想不到此文发表后，许多爱读《牛虻》的文学青年互相传阅，还被收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汇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集》，供大学师生们参考。当时东京的《文艺生活》竟报道说我是研究《牛虻》和伏尼契的专家。我听了甚感惭愧：我不是《牛虻》专家，只是《牛虻》和外国文学的爱好者。

曹斌：守仁老师既是名编辑，又是作家和翻译家，您的散文作品《林中速写》、《老船》被收入教科书，并编辑过《世界美文观止》、《当代散文选粹》等重要散文集。您又精通俄语、英语，亲自操刀，译有《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散文选》等作品。能和我们谈谈您对散文的见解和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吗？

张守仁：我花了二十年时间编辑、翻译了一本《世界美文观止》，我看了有上百个国家的优秀散文，大概有一两万篇，从古希腊开始，包括英、美、法、德、日，也有小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的。中国作家协会曾经委托我编一本散文集，翻译到国外，让外国人看我们的散文，我也翻译了许多外国优秀的散文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编辑、翻译了《世界美文观止》，这本已经成为很多作家的工具书了。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易写难工。因为要写出真正优秀的散文，至少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中的某些部分，如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独特的识见、真挚的情感、隽永的思想、纯熟的语言、新颖的构思，等等。散文是心灵体验、智慧的结晶，它属于有难度的文体。大家都可以用笔记下或用电脑敲出散文来，但要创作出思想深邃、情感真挚、品格高雅、境界超拔、感动人且能启迪人的佳作，绝非易事。

写散文，我是有自己的散文理论的，九个字，“要有我，写独特，独特写。”要写独特的题材，用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细节。我和贾平凹详细研究过怎么把散文写好。因为这个原因，我收集的散文集子很多很多。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散文文体的革命、散文文体的改革，明显滞后于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等其他文艺样式。但从1985年起，散文不再仅仅是反思伤痕、回忆痛苦、歌唱时代，有了变异的萌芽，即出现了新的、个性化的艺术散文。解放后，散文中长期被蒙蔽、被深藏的“我”，鲜明地突现出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新的风格、新的视角、新的语言、新的题材、新的写法。散文从传统走向开放。

曹斌：您对文学的热爱及对编辑工作的执着来源于什么？

张守仁：六十多年前，也就是1953年春天，当我二十岁的时候，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艾·丽·伏尼契的《牛虻》之后，便产生了一个梦想，梦想将来成为读作家书稿的第一个读者。要成为作家书稿的第一个读者，必须当编辑。我还梦想着编出第一流的作品贡献给广大读者，让他们读了之后像我读了好书那样，生活更充实，精神更丰富，思想上更强烈地追求真、善、美的境界。经过多年努力，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文学编辑，而且编出了像《高山下的花环》、《公开的情书》、《相见时难》、《开拓者》、《三生石》、《大雁情》、《白马》等许多在全国获奖并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

编辑工作是我早年的梦想，所以一旦真正从事这种职业之后，我就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我进入养老院之前，亲友觉得我还整天趴在桌子上看稿、编稿还经常在家接待年轻朋友谈稿，毫无业余爱好，过的是一种单调、枯燥的苦行僧生活。其实，他们不知道，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曹斌：编辑与作者有着天然的永恒的亲缘关系。您与中国当代数百位名作家都有接触，您是怎样与作家们共同探讨、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

张守仁：我经历了从《十月》创刊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和众多作家都有接触。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史铁生、苇岸、胡冬林……这些新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烁熠的名字，都曾与我推心置腹、促膝长谈过。像汪曾祺、徐迟，谈过一次两次后，就会和我经常在一起交谈。为什么如此信任我？他们会认为我知道的也不少。比如说汪曾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在我看来，新时期以后，《北京文学》推出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亮点。他的作品，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还会有人欢迎。而现在很红的一些作品，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就没人看了。我跟汪曾祺无话不谈，这是有原因的，一开始我们也是互不了解的。当时我有点名气，每次出去讲课，每次旅游采风，他都拉着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交谈中我说：“人们都说，您是沈从文的弟子，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教过您，但你的创作风格可不是从沈从文来的，你的创作风格是从西班牙作家阿索林那里来的。阿索林的小说是没有故事情节的，是一幅一幅画面，是一段一段对话，是一个一个意识的流动，他的散文也清淡如水，这个风格和你是一样的。你是学习他而成为今天的汪曾祺的”。汪曾祺说：“小张，中国只有你说了这样的话”。我还说：“肯定你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读过阿索林的书”。汪曾祺说：“对、对、对”。当时阿索林的作品是由中国的两个诗人翻译的，一个是戴望舒，一个是卞之琳。汪曾祺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崇拜阿索林”。我们交谈后，汪曾祺很惊讶，对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中国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位作家。我说，因为我也做翻译，对国外文学不是很生疏。

我跟汪老是不可比的，我做他的学生也都不够格，但是他每次老是拉着我聊天，因为我们是互补的。他各方面的学养比我好，他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课讲的都是中国语言。他的语言清淡如水，他的清淡是由浓变淡美到极致。他跟我说，好的语言就像水一样，是不可以切割的，互相连在一起，前后涌动的。他说，小张你知道，我以前在写《沙家浜》的时候，当时没有复印机，演员传阅的过程中，有一份原稿弄丢了。大家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我说，别着急，我坐到打字员身边，把那出戏从头到尾背给她听。我问，汪老，你怎么能背出来？他说，我年轻时候写的作品，半年之内都能背诵。因为我的语言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不可以切断。我牢记着南方旅途中和汪曾祺共居一室时他对我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如水，波涌推动，前后相连，不可切割。

曹斌：您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品质，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读者的传世佳作？

张守仁：一个文人，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写好文。正如鲁迅所说：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历史的经验要认真汲取。综观人类五六千年的历史，一切动乱、争战起义，莫不和如何分配和占有财富有关，莫不和利益的角逐、争夺有关切，人间烦恼、纠葛，大都可归咎于自私自利。对于金钱，对于财富，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圣经》里说得好：贪婪的财主进天堂，要比骆驼钻过针眼还困难。一个人如能力戒追名逐利之念，不再只为自己活着，能尽量舍弃自我，那他的生活就能变得轻松、泰然，他的目光就明激，心胸就开朗，视野就广阔，腰板就会挺直，脚跟就能站稳，就能摒弃种种腐败、邪恶、置不义的诱惑于身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想，具有如此品质的人，再加上他的艺术才华，就能写出有益于人民、长留于历史的作品。

曹斌：做了60多年的编辑，有没有让您感动的人和事？

张守仁：有一件事情，现在提起来，连我自己都感动得不行。导演彭小莲，78年就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当时她给我寄来一篇稿子，我认为她有才华，但不够在《十月》发表。本来“不用”两个字就可以打发，但我给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指出她的不足和长处。40年后，他通过章德宁找到我，让我看我40年前写给她的这封信，她把这封信像画一样装裱好挂在家里。她说：“张老师，没有你这封信，就没有我今天”。我一看，我40年前写的信，怎么写得那么好，这是绝对不夸张的，就像我写《牵风记》推荐信那样，我是有感而发的，完全可以在文艺报上去发表。看了这封信，我当时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了。

另外，我编《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没有哭，看读者来信，哭了。太感人了，原来好的精神食粮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一个小偷偷了人家736块钱，看了《高山下的花环》，他赶紧告诉父母，把钱还掉，要向小说里的人物学习。东北佳木斯听众来信告诉我，当地许多人在露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下，呵着冷气、跺着脚，围着电线杆的大喇叭听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高山下的花环》。想到这些，我常常暗自流泪，感叹一部文学作品能改变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人的灵魂。

曹斌：《十月》杂志在中国伟大历史转折和文学的蓬勃复兴时创刊，创刊后所刊登的一篇篇佳作，在当时文坛引起了极大轰动，让读者激动不已、热议不止，《十月》这一本影响一个时代的刊物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张守仁：1976年10月，是当代历文学史的一个分水岭。自从那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冰融化，春水融融，解放思想，已成大潮。十年动乱中经历了曲折遭遇和深重磨难的作家们、知青们，从他们被迫下放、插队劳动的外省、边远地方，纷纷回到北京。他们迫切想把积累多年的生活感受熔铸成文学作品宣泄出来，喷发出来，以打破当时文坛上荒芜、沉闷的冷落局面。形势要求开辟一个大型文学园地，以满足广大作家们的需要。1977年夏，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带着我和章仲锷去山东济南组稿，并参加山东文联的一个会议。有一天，山东文联在南郊宾馆开大会，听取当时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报告。因为天气炎热，会议中间，我和王世敏、章仲锷躲到会场外的树荫下纳凉。三个人站在树下随便交谈，便谈起了以书代刊，出一本大型文学杂志。三个人一起想了好多刊名，有提议叫《东方》的，有提议叫《东风》的，有提议叫《首都文学》的，最后王世敏提议叫《十月》吧，《十月》叫起来响亮，有意义。我立即附和，说：“对，就叫《十月》，取名《十月》，不仅这个月份，在本世纪编年史上屡次闪耀着令世人瞩目的光辉，还可反映人们在扫去满天阴霾之后的丽日晴空下渴望创作丰收的喜悦心情。”章仲锷也表示赞成这个刊名，说：“金秋十月，硕果累累，这个刊名会有好兆头。”于是我们三人怀揣着由出版社办刊的兴奋，急冲冲回到北京。王世敏办事果断，说干就干。他是室主任，有权调动人员。他让黎汀牵头筹备，整个文艺编辑室立即行动起来。经过一年时间奔波，稿子凑齐了，第一期以书代刊的《十月》，终于在1978年8月与读者见面了。

曹斌：《十月》发表了哪些作家有影响力的作品，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守仁：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播岀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第一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好稿数不胜数、好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人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以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

当时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常能听到人们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珍贵的奖品竟是一本《十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

曹斌：《十月》这本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张守仁：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曹斌：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月》杂志能编发出像《大雁情》、《小镇上的将军》、《张铁匠的罗曼史》、《北方的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高山下的花环》等那么多反映现实、脍炙人口、深受读者喜爱的获奖作品，在这方面有何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张守仁：那时我们十分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心态、情绪和需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兴趣，熟悉他们的爱恨和好恶。我们把群众的心情、心愿仔细汇聚起来，经过梳理，储存、牢记在心里，然后和作家们商量，请他们写反映群众这种心愿的作品，或者想方设法在作家来稿中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请他们有针对性地反复修改，通过修改把群众心声突出地、强调地、集中地表现出来。凡是这样编发出来的作品，大都能感动读者，和群众心心相印，并迅速流传开来。这种搜集民间情绪和心声的做法，就是采风，古已有之，我们只不过是继承先人的好传统罢了。

曹斌：能和我们谈一谈您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吗？

张守仁：在一次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车上，与会的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个题材，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在交谈中，存葆讲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当地卖鸡蛋的妇女们听说伤员需要鸡蛋补养身体，便排着队拎着整篮整篮的鸡蛋送到医院，分文不取。有个战士出征前叫护士抽自己的血输给受伤的战友，自己上了前线，不多久他又被抬回来了，原来他受了重伤，流了大量的血，牺牲了。几个护士流着眼泪，烧了水，替他洗净伤口，揩净身子，把他掩埋了。护士们还跪在战士坟前磕头…他还讲了后来在《高山下的花环》中详细描写的三个细节(雷军长因为在战前有上级领导擅自把儿子撤向后方而甩帽骂娘、梁三喜留下的血染的账单、两发没有发出的臭弹)。我听了眼睛发亮，深感这三个精彩的细节内涵丰富。把这三个细节加以开掘、延伸、纠结、呼应、推进，将会给这部小说展示一个宏大、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建议存葆，写军事文学作品，除了大力歌颂军队丰功伟绩、英勇献身的同时，要敢于如实揭示军队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冲破精神枷锁，摆脱清规戒律，跨越好人好事的写作水平，把严酷的战争真相、鲜活的战土心灵，淋滴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存葆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高山下的花环》，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5日至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里，希望我尽快处理。当晚我连夜审读，翻完最后一页稿纸，我如同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喜悦之情，难以抑制。我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和作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三天之后，我就通知李存葆，《十月》决定采用《高山下的花环》，感谢他写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1982年8月10日，我躲在家里编《高山下的花环》尽管我是第二遍细看全稿，看到后半部梁大娘和韩玉秀在梁三喜牺牲之后来部队的情节，仍禁不住潸然泪下，有时激动得编不下去，便站起来在卧室兼书房里来回踱步。第十五节末尾，当梁大娘和韩玉秀还清了梁三喜生前的欠账回山东沂蒙时，李存葆的原稿是这样写的：“从沂蒙山来的三代人，就这样走了！”编到这儿，我觉得意犹未尽，感情不够强烈，便在稿边上做了加工，改成：“走了！从沂蒙山来的祖孙三代人！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上帝！”我加上的这小段，后来成了话剧、电视剧、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面对观众时的最后一段感情强烈的台词，每当雷军长说这段话时，观众总是感动不已，泪流满面。我和李存葆到全国政协礼堂看李默然率领的辽宁省话剧团演到雷军长说这段话时，存葆轻撞我的肩膀，带着谢意说：“经您这么改动，帮我升华了，升华了，感情充沛了！稿子编完，送给熟悉军事文学的评论家冯牧写评论。冯牧读完，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稿，很快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交给我们。冯牧的评论稿是1982年8月30日写的。我收到评论稿后于9月初让编务把那期稿子送到西城车公庄新华印刷厂排字、印刷。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此稿发往新华印刷厂不到十天，就有北影一位姓张的导演找到我家里，提出要把《高下的花环》改编成电影。我感到纳闷，那期刊物要到11月初才出版，我作为责任编辑，还未拿到初校，那位导演是怎么知道作品内容的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因受了作品情节的感染，一边流泪一边偷偷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校样又经过多次复印，于是此稿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那位导演看到的就是工人偷印的校样。

在我六十多年编辑生涯中，《高山下的花环》所引起的全国性的轰动，是绝无仅有的。1982年第6期《十月》发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大量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全国先后有74家报纸连载此小说。不少大、中学生下了课，市民下了班，就齐聚在报栏前阅读报上的连载。中央台、各地电台立即连播。存葆所在的济南军区政治部迅速作出决定，要把作品印成单行本下发至班组学习。新华社不断发出关于《高山下的花环》如何激励全军指战员的消息，并报道说据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公演后，中央领导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陆定一等看后均置好评。《解放日报》刊登消息说上海作家协会组织座谈，盛赞《高山下的花环》取得的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文艺报》发表多篇评论，并要求编者介绍组稿经验。教育部、团中央联合通知，建议中学生寒假期间读《高山下的花环》。北京出版社的《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一印再印，到第8次印数已达158万册。当时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尚未公布版权法即著作权法，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印)。全国有近60家剧团把《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曲剧演出。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均获全国大奖。后来《高山下的花环》还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十多种外语。在参观了美国芝加哥橡树路海明威文学馆内的展品后，我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于1952年在《生活》杂志发表之后，几个月内发行了500万册之多，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30年之后的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在《十月》发表后的很短几个月内发行了1100万册，还未算众多报纸的连载，更是大大突破世界纪录了。

我认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

静夜里展读麻袋里的大堆来信，常常感动得默默流泪，既感恩于《高山下的花环》作者，也感恩于千万读者。我深悟优秀的作品，确能净化人们的心灵。我暗暗叮嘱自己，文学编辑工作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应该全心全意地、兢兢业业地把它做好。

曹斌：能和我们谈谈您是怎样帮肖亦农结构《红橄榄》的？

张守仁：1987年我去内蒙古约稿。我和后任内蒙古作协副主席的肖亦农住在呼和浩特交通厅的招待所里，彻夜长谈。我问他，你在兵团插队那几年里最使你难忘、最使你感动的是哪些事。他跟我讲了那个船老大的一生，讲了会算命的瞎老明，讲了房东老夫妇的养女对他的爱，还讲了黄河滩上捡鸟蛋、黄河结冰后踏冰道、汽车从冰上开到对岸去，讲了船过跌浪崖的惊险故事。我说这些都是你储存在脑子里的“好货”，写你最熟悉、最难忘的生活积累，必能出佳作。他说：我想写一部叫《河路汉》的小说，但酝酿多年，总是写不下来，揪扯得我要死。我的难处是以上这些人和事，好比一堆零乱的山药蛋，没法串起来，组不成互相推进的、有机的情节。我听到这儿，站起来望着窗外广场上蒙古马腾蹄跃起的雕塑，陷入久久的思索。突然眼前一亮，转身对肖亦农说：“设想你因为亲人病重或其他事一定要离开这块土地回到故乡去，于是种种离情别绪萦绕在你心头。一会儿想起房东养女用自己的胸脯焐暖你的湿脚，一会儿想起船上伙计当你吐酸水时偷一把马料让你吃，一会儿又想起捡鸟蛋、过跌浪崖的惊险……让离别的情绪作为一条红线把这些互不关联的人、事串起来。这时候，一会儿想到这，一会儿想到那，思绪很乱反倒不需要所写的人事密切联系，越乱越能表达你离别时纷繁愁绪。”肖亦农听了我的建议，很快写出了《红橄榄》在《十月》上发表，结果获了许多奖，还被译成英文，并作为大学里文学课上分析小说结构的范例。当1988年第3期《小说选刊》转栽《红橄榄》时，肖亦农写了一篇创作谈《关于《红橄榄》的话》，其中说“有两个夜晚，张守仁同志帮我结构故事，设计框架，开头结尾的氛围都替我想到……临去机场前还叮咛我要把最后一章干漂亮，而且限期完稿……如果说《红橄榄》还有可取之处，值得向读者推荐的话：第一感谢生活的赐予；第二感谢编辑的真诚扶植。”我在多年编辑工作中摸索到这样一个规律：如果一个作家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发扬他的长处和优势，动用他最深厚的生活储备和长期郁结在心中的感情积累，写他最熟悉、最难忘、最适合自己气质的素材，又能精心构思认真修改，则必有佳作。发表在《十月》头条位置的《红橄榄》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我之所以赞赏《红橄榄》，首先是因为它另辟蹊径，把知青题材写出了新意。作者不写知青们的狂热、艰困、迷惘、挣扎、醒悟、回城的历程，而是写知青遇到的人民。他从种子和土壤的角度，写土壤对种子的培育以及种子对土壤的爱恋，因此这个作品视野比较开阔，它散发着黄河的气息，写出了黄河的魂魄。

曹斌：能和我们谈一谈徐怀中的《牵风记》吗？

张守仁：2019年3月23日凌晨，我读完徐怀中的《牵风记》，立即给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徐坤写了一封信。满腔热情地赞赏《牵风记》，我认为“从文学艺术品位上，从人物形象塑造上，从意境渲染上，从语言文字锤炼上，《牵风记》至少高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档次。它无疑是我国军事文学开出的一朵奇葩。它完全可和国际上经典军事文学作品媲美。当然，它应是2019年新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首选之作。” 末了，我说：“因为十分激动，‘今夜无眠’，便半夜起来，写了这封语无伦次、不成体统的信给你……”

我认为《牵风记》，他一个徐怀忠，一个90岁的老人，把作品写得如此青春、老练、有激情。这是中国军事文学由高原走向高峰的标志，我认为当代文学可以留给后代的，有三部作品，长篇小说最看好的是《白鹿原》、还有汪曾祺的《受戒》、徐怀忠的《牵风记》。

2019年8月，《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相信很多熟悉我的朋友，都记得我当时为《牵风记》叫好并奔走相告的热情。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今夜无眠”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情。汪曾祺曾送了我一首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归来多幸蒙闺宠，削得生梨浸齿凉。”

曹斌：能和我们谈谈刘心武的《班主任》吗？

张守仁：有一天，崔道怡兴奋地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在北京地区来稿中，发现一个叫刘心武的中学教师寄来一篇小说《班主任》，揭露“四人帮’在精神上对年轻学生的奴役和戕害。作者眼光敏锐，思想领先，写法别致，便拿去送审。我和主编光年同志力争让它发表于今年11月号。因刊物拖期，直到12月才出版。你回去看看，我预测这篇小说会引起很大反响。”我回单位后，到图书室借了《人民文学》11月份那一期，仔细阅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我感到在揭批“四人帮”高潮中，这篇小说描写了谢惠敏、宋宝琦两个中学生在“文革”中受到了疯狂思潮的恶劣影响，故班主任张俊石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文章合为时而著。因它切合时宜，故作品显得重要。但又觉得它文学性稍差，语言直白，概念大于形象，随着时间推移，会显露它在艺术上的不足。

接着我又在1978年出版的《十月》创刊号上编发了他的《爱情的位置》，同样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刘心武的《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功不可没。它的出现，是万丈坚冰解冻的征兆，是伤痕文学最早的代表，更是预报新时期文学春天即将到来的信号。

一花引来万花开。1978年起，各地佳作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冒出来：上海有卢新华的《伤痕》、北京有宗璞的《弦上的梦》、西安有陈忠实的《信任》、广州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山西有郑义的《枫》、南京有张弦的《记忆》、河北有贾大山的《取经》、苏州有陆文夫的《献身》、西宁有余易木的《春雪》、天津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长沙有韩少功的《月兰》、保定有铁凝的《哦，香雪》、军旅文学则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

新时期文学井喷阶段，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崔道怡从自发来稿中敏锐地发现并勇敢地编辑了刘心武写的《班主任》这篇转折时期的发轫之作，因而他的特殊贡献，理应在当代文学史里记上一笔。

曹斌：您又搞编辑、又搞写作、又搞翻译、又热心辅导年轻人创作，哪来那么多时间?

张守仁：不断要求自己，勤奋、勤奋、再勤奋，充分利用一切点点滴滴、碎碎屑屑的时间。

我是用统筹学来支配我的人生的，时间就是生命。认真做编辑工作的人，总是很忙。这就需要统筹好时间，做到一时多用。如你外出开会，火车上、飞机上可以看书，到了当地除完成主要任务外，还可“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就地约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河南兰考采风，那部《张铁匠的罗曼史》就是“顺手牵羊”带回北京的。如你到市区约稿，作家因事外出，等他时可以看书、看报或到附近美术馆参观，或到新华书店买书，想法利用时间充实自己。如你正忙于编稿、写作，突有不速之客来敲门，不要皱眉、烦躁，要把烦恼变为热情接待。通过送上门来的客人，尽量了解他所在地区民情、世情，当地政经状况。经过交谈，你感到他有创作才能，可以当面向他约稿。这样把被客人占用的时间尽可能转化为自己利用客人的时间，达到宾、主皆欢的局面。

曹斌：编辑是一项平凡的职业，又是一项祟高的事业，要成一名优秀的编辑，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张守仁：优秀编辑要养成好学、多思的习惯，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汲取尽可能广博的知识。编辑应该是一个杂家，自己也从事一点创作，懂点古文、学点外文、学点史地，那就更好。这样才能和作家进行畅达的沟通，才能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们与你交流，才能打开他们的心扉，与你建立深厚的友谊。一个称职的编辑，头脑里应有个作家信息库。他要像开中药店的老板熟悉每个小抽屉里的药材那样，熟悉作家的档案。见到谁就能与之谈他的家乡、他的作品、他的嗜好。他会惊讶于你对他的了解，从而产生谈话的兴趣。熟记与作家有关的种种信息，是每个优秀编辑应有的基本功。

在我看来，偷懒的人，不能当编辑；守株待兔的人，不能当编辑；推一推动一动、领导提什么才干什么的人，不能当编辑；只想赚钱蠃利、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不能当编辑；没有爱才若渴的精神，不能当编辑；不了解广大读者当前想什么、爱读什么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如果你对工作不能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就不要去当编辑；即使你勤奋刻苦、工作认真，但没有创新意识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编辑。

做一个称职的编辑决不能守株待兔，要到处活动广交朋友。也决不能因循守旧走老路子，要不断出新点子，要有预见性。因为，一流的编辑才能编出一流的刊物，超一流的编辑才能编出超一流的刊物。1977年夏天，我们预见到一个文学高潮必将到来，便想起了由出版社办文学刊物的新点子。《十月》是新时期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在市场上捷足先登，占有了较大的份额。而跟随《十月》办起来的刊物，时间稍晚一步，占不到有利的位置。跟随者是很难赶上首创者的。

在今天，当一名好编辑，还必须掌握全国的文艺动态，要有敏锐的市场眼光，超前的策划能力，熟练的营销技巧，才能在同行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

曹 斌，男，汉族，80后，记者，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昭通市委宣传部，任昭通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本文原刊发于《中国作家》202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