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朋友圈”
老舍先生平易近人，爱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有政治精英、学界名流，也有贩夫走卒、寻常百姓，可以说五行八作，没有老舍不交的朋友。
在他的“朋友圈”中，既能看到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许地山、赵家璧，也能看到有齐白石、梅兰芳、郝寿臣、焦菊隐，还能看到朱家溍、金受申、于是之……
从这个“朋友圈”中，能看到老舍先生多元的兴趣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也能体察到他的性情与志趣。本文介绍几位跟他互动频繁的人物。
一生挚友：罗常培
罗常培，1899年8月9日出生于北京，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满族。他是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是老舍的小学同学。老舍记得很清楚，自己从私塾转入学堂，编入初小三年级，与罗常培同班。他们的学校是西直门大街路南的两等小学堂。小学毕业后，虽然两人的人生轨迹并不相同，但罗常培自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不管是做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还是任京师第一中学国文教师、总务长、代理校长，他一直跟老舍都还有交集。
老舍与罗常培既是发小，又是志同道合的挚友。老舍这样回忆他们的交往：
在同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出钱总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穷，我的手里没有零钱。
不久，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我就转入南草厂的第十四小学，莘田转到报子胡同第四小学。我们不大见面了。到入中学的时候，我们俩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学，他比我小一岁，而级次高一班。他常常跃级，因为他既聪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门功课都很好，不像我那样对喜爱的就多用点心，不喜爱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没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师范，为的是师范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从此，我与莘田又不常见了。
师范毕业后，我即去办小学，莘田一方面在参议院作速记员，一方面在北大读书。这就更难相见了。我们虽不大见面，但未相忘。此后许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终彼此关切。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见面，高高兴兴地谈心道故。
……
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可是，他正闹肠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视苦笑者久之。
罗常培在治学与为人上，都很严格，学生们也都敬爱他。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学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们教通了，能够去独当一面，独立思考。罗常培做事认真负责，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张字条，也要写得字正文清，一丝不苟。
学者朋友：朱家溍
朱家溍，字季黄，浙江萧山人，生于1914年。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朱翼庵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朱家溍从小就耳濡目染，对这方面非常了解。
朱家溍这样回忆自己与老舍先生见面的场景：
《茶馆》重演了，很自然的想起老舍先生。我在学生时代就非常爱读老舍先生的小说，并且在同学之间常常喜欢用“老张”“赵子曰”“马裤先生”等人的语汇来形容某些人和事。解放后在文联座谈会上认识了这位老前辈，于是成为朋友，每次见面总爱谈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根据朱家溍的回忆文章，可以知道当时他们交往的诸多细节。
有一次看完《茶馆》，朱家溍对老舍送上祝福：“《茶馆》，真好”。
老舍不放过朱家溍：“好！难道就没有一点褒贬吗？你比我岁数小得多，可是老北京的陈谷子、烂芝麻知道的并不少，你瞧还得添点什么作料儿？”
朱家溍说：“作料儿，倒没什么可添的，剧本最好能作一点小修改。就是那个太监，应该在情节里规定他是被放出的、不当差的太监，就符合历史背景了。因为清代制度对于太监不论上至总管，下至无品级太监，除被差遣到某些官员家里赏赐物品一类的差事之外，一概不准出去，如果有太监到戏馆茶馆闲逛，步军统领衙门会立即锁拿交内务府慎刑司治罪的。所以正在当差的太监绝不可能上茶馆。但到一定的年限也有放出的制度，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不愿意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则安置他们到田庄。在城里有北长街的万寿寺（注——全名万寿兴隆寺，非海淀区万寿寺），鼓楼东的宏恩观都是给太监养老的庙宇，像这种住庙的太监是可以上茶馆的，只要把剧本里说这个太监昨天正在伺候太后的几句台词改为‘侍候过太后，如今享清福’就可以了。”
老舍听完频频点头：“有理，有理。这点改起来不费什么，还有哪？也说说我听听。”
朱家溍进一步说：“这出戏里两个兵说山东话，说明这出戏的演法要借助方言来渲染角色形象，我觉得这个太监按说得讲京南话。因为清代的太监都是京南任丘、河间、肃宁、衡水等县的人，他们都不会说北京话，说北京话也带很重的乡音，所以像茶馆剧中的太监说那样干脆流利的北京话是没有的。”
关于剧本台词，朱家溍以一个老北京的身份，与老舍进行了具体的交流，比如，他认为“王掌柜”一词在戏里出现多次，按照老北京习惯，常四爷，松二爷等熟主顾，对王利发当面的称呼应叫“掌柜的”，以不带姓最为合适。
第二幕里，松二爷的台词是“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朱家溍认为可改为：“掌柜的，您好？内掌柜的好？少掌柜的好？买卖好？”因为在从前，老北京都是这么说的。
事业好伙伴：赵家璧
老舍和赵家璧是好朋友，也是事业上的好伙伴。
1946年3月老舍赴美讲学前夕，路过上海，他专门把赵家璧找来，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这次谈话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赵家璧在1985年写的回忆录《老舍和我》中，记述了1946年2月19日老舍在王景康家中对赵家璧说的一番话：
家璧，你目前的处境，我从各方面都了解到了。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良友”的名誉卓著从30年代起直至现在，文艺界朋友都知道你曾出了不少力，做出过贡献。但是事业主要靠人去做，牌子仅起小小的作用。现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来合办一个新的……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一点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然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多出好书,要为作家好好服务。
1946年10月后，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了他所得到的部分版税，总计约2000美元。赵家璧为了取信于他，用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去登记公司，取名“晨光出版公司”。
老舍和赵家璧商量好，晨光出版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出《老舍全集》。其次，同时出版其他当代作家的原创作品。再次，出版翻译作品系列，定出选题请大翻译家来翻译，向读者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
赵家璧是出版界的老手，这些任务后来都一一实现了，包括老舍自己的《四世同堂》（分三部出版：《惶惑》《偷生》《饥荒》）、巴金的《第四病室》《憩园》、钱锺书的《围城》等等，后来“晨光文学丛书”三十九种，以及“晨光外国文学丛书”“美国文学丛书”系列和一大批美术书刊，包括《新中国木刻选》等在内都问世了，这些书的装帧都很漂亮，有自己的风格，颇受读者喜爱和欢迎。“晨光”最终在当时的出版园地里成长为一棵大树，影响相当深远。
学生兼同事：金受申
金受申1906年出生，比老舍小7岁，是著名的曲艺史家，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是老北京掌故的“活字典”。金受申是北京人，满族，生于满族镶黄旗家庭，6岁丧父，10岁丧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抚养。17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用。
金受申上的小学叫“京师第十七国民及高等小学校”，当时的校长就是舒庆春，所以金受申一辈子都称老舍为“舒先生”，即使后来他们成了同事，依然这么叫。后来还管胡絜青先生叫“舒师母”。
小学之后，金受申升入北京市第一中学，校长是罗常培（莘田），罗先生约老舍先生去一中教国文，于是老舍又成了金受申中学时代的老师。
1953年，老舍费了很大的周折，把他调进了北京市文联，并说：这可是个顶有用的人！金受申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直至1968年病逝。
金受申是北京民俗掌故专家，北京犄角旮旯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后来金受申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北京话语汇》，把《红楼梦》《骆驼祥子》里的北京话当作词例都编入到里面去了，让人一看就明白。1964年再版时，还请老舍作序，成了一部畅销书。
就在出版《北京话语汇》之际，老舍开始写《正红旗下》。因为《正红旗下》写的是满族人的事，他需要金受申在民俗掌故方面为他把关。
老舍先生写东西喜欢朗诵。每写几段，必约几个好友相聚，香片茶伺候。然后，进房去取稿子，坐下来开始朗诵。写话剧的时候，老舍先生的朗诵对象是“人艺”“青艺”“儿艺”三大话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们。写《正红旗下》时，朗诵对象是他的作家朋友们，听得最多的，便是金受申。他把金受申当成自己的民俗顾问。常常是只朗诵给他一个人听。念完了，两个人久久地讨论，聊起来没完。
发小：卢嵩庵
卢嵩庵原名荣林，字松安。他是老舍在北京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毕业后，卢嵩庵在北师附小任教。他还与任小学校长的老舍一起帮助刘寿绵行善放赈，办贫儿学校等，投身慈善事业。
抗战中，卢嵩庵困留北平。在此期间，他对老舍的母亲予以照顾，在老人家过世后又帮助安葬。1943年支持女儿甘英（前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夫人）参加革命，积极配合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春，正是他介绍老舍购买了丰富胡同19号住宅（即今天的“老舍纪念馆”）。1955年，他带领工人完成辽金1万多方石经的拓本，著有《房山石经整理记录》（手稿）。1958年在修建北京西山灵光寺佛牙塔时留下《督建佛牙塔日志》（手稿）。卢嵩庵藏书万卷，尤以易学藏书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