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入职文学研究所是在1999年6月29日。那天是星期二，文学所的返所日。上午，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到院人事局办理了最后一道入职手续，然后到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去见室主任周发祥老师。当时，比较室并不在院部大楼七层，而是在八层的821室。周老师领着我到文学所人事处打了招呼，见了党委书记包明德先生和其他研究室的几位老师，回到比较室，又和李聃老师一起为我收拾了一张办公桌，给了我一把研究室的钥匙。我在文学所二十一年的工作，就那样开始了。光阴荏苒，韶华易逝，现在，二十四年已经过去，我从文学所退休也已经是第三个年头。

入职文学研究所，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正确的选择。不过，求职过程曲折漫长，有几分戏剧色彩，进比较文学室有几分偶然。

我是作为留学归国人员（所谓“海归”）被文学所引进的。1994年2月去日本留学之前，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了近七年，1992年就评上了副研究员。出国留学之后，文学馆保留着我的公职，而且任命我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吴福辉先生）。那是希望我回国后继续在文学馆工作。我很感谢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先生对我的关照与信任，但为了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我还是决定换个工作单位。留学回国之前，我联系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1月底就给了我一个博士后指标，但是，权衡之后，我决定还是进文学所。进文学所可以省略博士后这个环节，直接就职，更重要的是，文学所符合我潜心学术研究的职业规划。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名家云集，学术积累丰厚；不用讲课，不用坐班，时间自由。——这样的工作单位，除了文学研究所哪里还有？而且，文学所有樊骏老师在！

樊骏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家，因为致力于学科建设而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硕的时候，就开始仰视他。幸运的是，1987年我硕士毕业之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1990年开始参与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樊骏老师相识，得到他的指教与提携，偶尔被他敲打，有时他还会和我开玩笑。那时候，樊骏老师和文学馆馆长杨犁先生一起担任《丛刊》主编。对于我出国留学，樊骏老师本来就不以为然。我去东京一年之后，1995年3月下旬，他应伊藤虎丸先生之邀访问东京，住在吉祥寺的东急酒店，我去看他，他说我应尽早回国继续自己的研究。所以，1998年8月中旬，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等待教授会做最后审查的时候，我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进文学研究所。信寄到北京的时候他正在新疆参加考察活动（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回到北京看到我的信，急忙回复，让我与李葆琰老师联系，进现代文学研究室。当时，李葆琰老师是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我立即给李老师写了信。

自以为回国就可以到文学所上班，我1998年10月27日拿到博士学位证书，11月8日就回到了北京。剩余半年多的签证，可以再领一年半的文部省学习奖励费，都扔掉了。朋友们说我是“闪电回国”。但是，回到北京才知道，文学所因所长换届搁置了某些事情，引进人才环节又多，我的工作并未落实。怎么办呢？ 只好在家等待。等了四个多月，1999年3月18日，李葆琰老师终于通知我工作落实了，让我准备课题申请文学所的科研经费。又等了近两周，3月30日，李老师忽然通知我，说是因为人事变动，现代文学研究室不能接纳我！

愕然并且茫然。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出国近五年，已经忘了国内人事制度的繁琐与人际关系的复杂。虽然是“海归”，但人事档案、工资关系尚在中国作家协会，仅仅是走人事程序，就会让人焦头烂额。樊骏老师德高望重，但并无行政权力，我对他提出进文学所的要求实在是有些冒失了。文学所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进文学所的梦破灭，北大方面的博士后指标也早已放弃。无奈，我决定去普通高校教书，并开始联系。李葆琰老师劝阻了我，说：“还是进文学所。樊骏交代的事情，我一定要办好！ 进不了现代室，就进比较室。我去找所领导和周发祥。”就这样，又等了三个月，我得以到社科院报到，进了比较文学研究室。

进现代文学研究室受挫，当时我觉得是个悲剧。但是，进了比较文学研究室，我才知道那是喜剧，是命运的眷顾。因为那个小波折，我与多位前辈之间有了深入的互相了解，在文学研究所获得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来的许多美好相遇，都是以那个波折为起点的。

李葆琰与周发祥两位老师长我一辈，与我素昧平生，那种无私的帮助（应当说是“救助”）一方面是提携后进，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文学所的科研力量——他们轻信了几位老师对我的礼节性、鼓励性评价，误以为我真是什么人才。李老师身材高大，儒雅、温和，却又心性纯粹、原则性强。为了我的入职，他甚至要“以党员的名义”给社科院领导写报告。周发祥老师为了接收我同样是竭尽全力。1999年4月14日我才第一次与他见面，那天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开会，是李老师介绍我去找他的。我在漫长的等待中疑虑重重，有一天对他诉苦，他让我放心，甚至说：“如果不能把你调进来，这个室主任我就不当了！”后来他告诉我，李老师把我推荐给他之后，他曾给多位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并给我讲起1978年他报考社科院研究生（他是人们常说的社科院“黄埔一期”）复试的故事。1978年还是通信、交通不便的年代，他远在黑龙江，接到复试通知很晚，好像又误了火车，赶到北京时复试时间已过，复试已经结束。但是，文学所的领导和老师破例安排他单独复试，给了他读研的机会，因而他后来才能留在文学所。我觉得，他热情地帮助我，也与他曾经得到文学所前辈领导和老师的帮助有关。那是一种善与爱心的传递。我后来以“能帮人处且帮人”为处世原则，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周老师复试故事的感化。李老师和周老师最终能够把我调进文学所，与文学所领导的支持密不可分。我入职文学所前后，包明德先生是书记，杨义老师是所长，两位都是知轻重、敢负责、胸襟开阔的领导。移交人事档案之后，包书记对我说：“保留你在文学馆的职称，还是副研究员。”因此我后来的各种晋级才能跟上节奏。大概是2003年，文学所第一次进行科研津贴分级的时候，给我定的级别偏低。还没等我提意见，包书记就到上级主管部门为我另要了一个指标，给我定了恰当的级别。当时的室主任叶舒宪告诉我此事，我很欣慰。包书记是评论家、诗人、领导，但从不摆架子，对所里的许多男士（包括我）常以“老弟”相称。杨义老师我早就认识，等待入职期间我给他打电话，他给了我安慰与教诲。我入职后的第二个返所日即7月6日，他领我到楼下的吸烟室，抽着烟（他的烟瘾太大了）与我谈了四十多分钟。他谈文学所的情况，谈把文学所建成一流研究机构、推动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宏大构想，并对我说“该为你争取的我会主动为你争取”。那时候他刚当所长不到一年。后来我发现，他的为人和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很有包容性，真正的“有容乃大”。

二十多年过去，现在，李葆琰老师和周发祥老师都已不在人世。我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大概是在2010年初夏，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多年。那天，他来院部医务室取药，我在后院的路上遇到他。聊了一会儿，他忽然问：“当初我费那么大力气把你调进来，现在社科院这么穷，你没有后悔吧？ 不会怪我吧？”我有些吃惊，忙说：“怎么会？没有比文学所更适合我的单位！”他欣慰地一笑，说“那就好”，转身慢慢地走了。当时他已经生病，平日以游泳作为体育锻炼。2012年8月7日上午，我在京郊参加一个课题论证会的时候，得到了李老师病逝的消息。心情无法平静，便离开会场，站在楼梯间，对着李老师家的方向，合掌祈祷，为李老师送行。周发祥老师去世比李老师早五年多。我入职不久周老师就退休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6年5月23日在同仁医院，那时他正生病住院。当年九月我就去东京访学了。翌年春节，初四（2007年2月 21日）那天我从东京给他打电话拜年，聊了许久，他说他的病治不好了。5月14日，妻子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周老师已在两天前去世。电话里说起周老师的善良、仗义，我十分难过。身在国外，连他的葬礼也无法参加。

入职文学所的时候，周老师对我说：“你留学那么多年，懂日语，比较室更适合你。你一开始就该联系比较室！”他说得太对了。从学术环境、专业发展两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我入职前后，比较室尚未缩编（有十二个编制），处于鼎盛期，多名在职人员各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学术生态丰富、多元。周老师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也是苏珊·朗格名著《情感与形式》的译者之一，陈圣生老师研究现代诗学，且曾参与翻译韦勒克、沃伦的名著《文学理论》，李聃老师研究苏俄文学，程广林（程麻）老师研究以鲁迅为中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和当代日本的中国学，孙歌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学，陈燕谷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国左翼思想文化，曹卫东研究哈贝马斯，叶舒宪研究文化人类学，均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名家。置身于那个学术群体，视野会变得十分开阔。我入职的时候，周老师正做一个神话学方面的课题，让我帮助整理日本方面的资料。我开始阅读伊藤清司等学者的相关著作，立刻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对于我来说，置身比较室，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方向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研究现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文化、文学诸问题。后来，《“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和《“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两部专著的撰写，都与“比较文学”的自觉有关。即使是在鲁迅研究方面，我也是将鲁迅与日本的多重关系作为重点之一。

入职一年多，2000年10月28日我再次赴日。是为了更多地了解日本，也是为了再回一次国——留学回国回得不漂亮，想重新回一次。再次赴日停留了十九个月，深入了日本社会，搜集了大量资料，结识了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而且，那期间与正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林少阳兄相识，成为莫逆之交。以结识少阳为契机，日本思想史研究大家子安宣邦、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小森阳一进入了我的学术领域，我的知识空间进一步扩大。

在比较文学研究室，年长的程广林老师、年轻的孙歌与更年轻的我，实际上构成了日本研究梯队。入职第一天，程老师就与我谈起中日学术交流问题。当时他已经开始翻译竹内实文集，并准备写竹内实传记——竹内实是当代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大家。程老师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起步很早，1990年之前就出版了《鲁迅留学日本史》《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等重要著作。在文学研究所，比较室的成员之外，当代文学研究室的李兆忠兄、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赵京华兄，在日本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多种高质量的成果。文学研究所的日本研究影响广泛，多次引领学术界的话题。很荣幸，我能够成为这个研究团队中的一员，并且与京华兄一起促成了多项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与合作研究。

文学研究所的每个研究室都聚集着高水平的研究者，因此，不同专业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也颇具学术生产性。在这方面，我非常感谢古代文学研究室的杨镰先生——他生前我是一直以“老杨”相称的。2016年3月31日老杨因车祸在北疆离世，距今已近七年。2006年8月，我第一次参加他的绿洲文明考察队去新疆，从此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从2006年8月到2015年8月，十年间我十一次与他去新疆调研，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路上走了整整两周。新疆之行打开了我的视野，扩大了我的知识面，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中国观、人生观。受老杨的引导和启发，2010年我申请社科院重点课题“现代日本与西域文化”并获批，开始关注大谷探险队，翻译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研究现代日本探险家的西域汉诗。老杨经常去新疆，主要原因是他在做社科院的重大课题“绿洲文明调研”。2011年年底课题结项，我帮他在电脑上填了结项表，他说要从项目经费中支付一千元报酬给我。2012年2月28日上午，古代文学研究室为他举办荣休欢送会，中午在渝信艳阳楼设宴招待他。古代室领导知道我与老杨的关系，欢送会、午宴都邀我参加。午宴开始之前，老杨从包里拿出一块玉给我，认真地说：“一千块钱你也不在乎，没有什么用。给你块玉吧，留个念想。”那是一块纯正的和田玉，籽料，三色，雕工精湛，十分珍贵。而且，玉上雕刻的“钟馗嫁妹”故事是表达友情的。老杨去世之后，每当看到那块玉，我就想起他那句“留个念想”。也许当时他不该那样说。现在，斯人已逝，那块玉真的成了“念想”。

入职文学所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九岁，人到中年了。受惠于各种美好的相遇，受惠于文学所的学术环境，我中年之后还有多方面的成长。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感谢文学所，且以文学所为荣。永远。

2023年2月21日写于寒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