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6年11月，王火先生尚未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还只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便在上海的《大公报》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这三位幸存者分别是南京保卫战的担架队队长国军上尉梁廷芳、十几岁的孩子陈福宝、被日本兵强奸并毁容的姑娘李秀英。可以说，王火是第一位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

那时，我还没出生。

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在北京首都机场，我第一次见到前辈王火先生。那时他73岁，但我一点看不出他已是古稀之年。他身材瘦削，身着一套干练的西装，更显俊朗挺拔。一看就是一介书生，温文尔雅，岁月的霜雪，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丝痕迹。

那一年秋天，我们一起去欧洲访问，王火先生是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的三卷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但在他身上感觉不出一丝春风得意。他是一位极谦和平易的长者，我们一见如故，他待我是那样亲切，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友人。

那一次，我们一起访问了捷克、南联盟和奥地利。一路上，他步履敏捷，谈吐优雅，颇具朝气。我和他一直同居一室，他夜晚熟睡时打呼噜，我有些睡不着，便悄悄到客厅去睡。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很不好意思，他却不怪我，立即道歉说自己确实呼噜震天，吵着我了。我连忙对他说：“您身体好，像年轻人，才会这样呼噜震天。”他听后指着我呵呵直笑。

最有意思的是在塞尔维亚，那时常有诗歌朗诵会，最隆重的一次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共和国广场，四围是成百上千的群众。来自25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团都要派一个代表登台朗诵，王火赶鸭子上架，派出了我。我根本不写诗，当时儿子正读高二，爱写诗，我只好临时朗诵了儿子的一首小诗。下台后，他夸奖我朗诵得不错，我觉得只是鼓励，他比画着手势，说：“真的，刚才一位日本诗人夸你朗诵得韵律起伏呢。”

在捷克，我和他说很想到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故居看看。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便向捷克作协主席安东尼先生提起此事，希望满足我的这个愿望。于是，年过七旬的安东尼先生亲自开车，带我们到离布拉格三十公里的尼拉霍柴维斯村。那里有德沃夏克的故居，房前是伏尔塔瓦河，房后是绵延的波希米亚森林，林间树叶火红金黄翠绿杂陈，如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是我见到的捷克最漂亮的地方。

在布拉格，王火先生向我们提议，去看看丹娜，为她扫扫墓。我学识浅陋，不知道丹娜。他告诉我捷克和我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鲁迅有过交往并得到鲁迅赞扬的普实克，是捷克的第一代汉学家；丹娜是捷克的第二代汉学家，对中国非常有感情，编写了捷克的第一部《捷华大词典》，翻译过袁静和孔厥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艾青的诗歌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可惜，1976年丹娜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王火先生说：“这21年以来，一直没有中国作家看望过她，咱们是这些年里来到捷克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不能忘记老朋友，应该去为她扫扫墓。”

那一天，布拉格秋雨霏霏，我们跟着他倒了几次地铁，来到布拉格郊外的公墓，找到被茂密林木和荒草掩盖的丹娜墓地。由于有雨有风，他点了好几次火柴，才点着祭奠的蜡烛。我看见顺着他的脸庞滴落的雨滴，还有他的泪滴。他是极其重情重义的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丹娜，也心怀真挚的情感。

回国之后，我读到了王火先生写的一首诗，记录这次祭拜丹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从十月的北京飞到金色的布拉格，

我们带来了中国作家对你的怀念。

我们点燃了一支凭吊你的蜡烛，

这美丽的烛光就是献给你的无声的诗篇。

我知道，他只写小说，从不写诗。这首朴素的诗，可见他心地的真诚，以及对文学、对友情、对人的深情。

去公墓那天，在地铁站下滚梯的时候，他一脚没有踩稳，整个身子突然向后倒下。我正好站在他的身后，自然赶紧扶住了他。就是这样一件无论谁都会做的小事，他不住地对我表达感谢，后来每一次见面，他总要说起，还写进了文章，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这就是他的为人——对他人，不拘细流，犹记点滴。

后来，我听成都的朋友讲起王火先生的一件往事：他曾经奋不顾身地跳进水中，救起一个落水的孩子，却使得自己的一只眼睛失明。这样舍己救人的事，他从来没有对我透露。以后，再见到他时，我仔细看过他的眼睛，我一点儿都没有看出其中一只是假眼，觉得两只眼睛都是那样的明亮，如同年轻人。老话说“心明眼亮”，心明，就是内心洁净，不存一点渣滓。

在文坛上，资历深厚的王火先生，一直低调为文，淡泊为人，尘务经心却不染尘埃，荣誉加身却不逐名利。他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2014年10月他的上下两卷新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出版。这一年，他90岁。近70年前，尚未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良知，采写了南京大屠杀以及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新闻报道。近70年漫长的岁月中，他经历了多少事，见识了多少人，走过了多少地方，写过了多少文章，“涧深松老忘荣谢，天阔云闲任卷舒”。《九十回眸》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与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双星并重。

流年似水，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在北京开会时我见过王火先生，他还专门请我吃西餐，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年，我们偶尔通信，打电话，彼此问候，更多的是他读到我写的一点单薄的东西之后给予我鼓励。

王火先生的夫人凌起凤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他的夫人是辛亥革命元老凌铁庵之女，名门闺秀。他们的爱情，在《九十回眸》一书中有专门的描述，可谓乱世传奇。当年，夫人在香港，为和他结婚，佯装自杀，才得以逃离香港，回到家乡，算得上是蹈海而归。此后，夫人跟着他颠沛流离，辛苦尝尽，对他支持很大，他称夫人是自己的“大后方”。在他的信中，在他的文章中，我都体味到他对相濡以沫的夫人的那一份缱绻思绪，情意弥深，琴瑟甚笃。

这些年，读他的信，信笺上的字体流畅潇洒；和他交谈，更觉得他思维敏捷，像个年轻人。没有想到，今年他居然到了百岁高龄！

2014年初，曾经寄给王火先生两本我新出版的小书，其中一本《蓉城十八拍》，是2012年春天应朋友之约，专门写成都的断章。在成都赶写这本书时，因订好了机票马上要去美国，行色匆匆，心想下次再去看望他吧。他收到书后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责备我道：“惠赠的两本书里，出我意外的是《蓉城十八拍》。看来您是到过成都的，在2012年。您怎么没来看看我或打个电话给我呢？我可能无法陪您游玩，但聚一聚，谈一谈，总是高兴的。您说是不？”

他还在信中说：“匆匆写上此信，表示一点想念。我身体不太好，但比起同龄人似乎还好一些。如今，看看书报，时日倒也好消磨，但人生这个历程，在我已经是快到目的地不远了。”读到这里，忍不住想起暮年的孙犁先生抄录同样暮年的老杜诗中的一联：“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文人老时的心情是相似的：回忆自己的文字，想念远方的老友。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愧疚未能看望他。总想着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成都的，谁想一晃王火先生已经百岁，我也奔八十去了，竟然再也没有一次机会相见。有些事，很容易在时光流逝中错过。

还有一件事很难忘，只要想起王火先生，便会忍不住想起。

那一年在维也纳，大使馆的人员接我们出了机场，已是夜幕垂落时分，他们知道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也纳，于是特意让车子在美泉宫绕了一个弯，让我们看看那里美丽的夜景，然后驶向前面的一条小街。碰上堵车，车子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只好隔着车窗看夜景。这时候，王火先生一眼看见车前一家商店闪亮的橱窗，情不自禁地喊道：“我女儿也来过这里！”这让我有些吃惊，吃惊于平常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如此激动；也吃惊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维也纳，他怎么就这么肯定，这是女儿来过的地方。他对我说：“我女儿去年来过维也纳，就是在这个橱窗前拍过一张照片，寄给了我！”我知道，他的小女儿在英国。橱窗明亮的灯光，在他的眼镜镜片上辉映。那一刻，一个父亲对女儿无限的情思，毫不遮掩地在他的眸子里涌动。

维也纳的那一幕情景，如同一枚经年不化的琥珀，至今依然恍若眼前，晶亮而充满温情。做一个好作家，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丈夫，以及做一个好朋友，也许都不难，但能将四者兼而合一，且能像王火先生做得那样好，不容易。“仁者寿”，此言不虚。

2014年，读过《九十回眸》后，我曾经写下一首小诗致王火先生：

九十回眸雨后晴，当年挥笔在南京。

白头痛说忠和义，碧血惊书战与争。

老树已随双凤舞，大山犹见一江横。

蓉城春色来天地，依旧文章火样情。

诗中的“双凤”，指的就是他的两个女儿。重新翻检旧诗，谨此贺王火先生百岁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