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冷落的《日下旧闻》
这两年在地安门内的雁翅楼搞北京中轴线和“旧书新知”的讲座，邻近的几条胡同也就顺带着多走了几趟：油漆作胡同、米粮库胡同、慈慧殿胡同、黄化门胡同……从黄化门胡同进西口往东行，不禁想起了约三十年前，随大个子郑尔康（郑振铎公子）串胡同听他讲的事。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的宿舍就在胡同中间路北，他记得最清楚的是爸爸的书房，老木头的书架子高近屋顶，书架前一小梯供登上取书。文物局的几位老人如谢辰生、罗哲文等都在这院。郑振铎的大书架，前些年已送往他家乡福建长乐的纪念馆了，让北京爱书人少了一点儿念想。
我们再往东走，东板桥、酒醋局，再往前就临近东黄城根了，知道康熙时的大文士朱彝尊的赐居就在这一区域的，但一时竟寻不到，地面上似乎也没有什么标示。黄化门（当年叫黄瓦门，从地安门东、西的皇城墙护卫着地安门内大街，往南直抵景山后街一线，曾筑有红墙黄瓦的皇城墙，墙上开豁口通胡同，则曰黄瓦门）地段北边是地安门往东、西延出的旧皇城之北墙，东边是旧皇城的东墙，玉河南流的水道都揽在东皇城墙内，即嵩祝寺、骑河楼、东安门这一拉溜。得赐居（皇上安排的住所）黄瓦门内，这绝不简单。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朱彝尊任《明史》纂修官，记皇上起居注，入直乾清门里的南书房……那是他仕途上的高光时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迁居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至五条南侧的海波寺（后称海北寺、海柏寺，谐音耳）静心著书，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书《日下旧闻》出版。
海波寺的住处叫“古藤书屋”，朱彝尊在自作诗《腾笑集》的序中称这里“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是读书人最惬意的样子。他在书屋的后面建一凉亭，因为后来他在家乡建的“曝书亭”闻名于世，官家和民间也往往移名于古藤书屋，干脆也把这凉亭统称曝书亭。
在黄化门找不到朱彝尊的旧迹，我后来也曾到宣武门外香炉营一带去寻找。香炉营头条还在，但它南边的二条……五条没有了；香炉营东巷还在，但它的西巷（那里曾有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黎锦熙的家）没有了。香炉营地段南边曾有著名的永光寺（民国闻人夏仁虎居所，他是大家都知道的林海音的岳父）仅剩下一个永光东街的地名了。从香炉营头条到永光东街这一大块地域内，巍巍然匍匐着一个巨大的楼盘，康熙时期的什么海波寺啊，古藤书屋啊，都被环绕在这个楼盘的心脏部位，外有森严的保安阻挡，内有红色的建筑围挡隔绝，你是断断到不得其近稍稍一睹的！我不禁动念，如果打算借着古藤书屋的旧址，开一个全国性的朱彝尊研讨会，大房产商能够“网开一面”吗？
他经手编的书为《日下旧闻》：日下，即日头之下、天子脚下，是京师之地域；旧闻，往昔之闻见，见之于历史记录、旧书典籍。朱彝尊是具有这个条件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家下旨在各地征求版本、始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就点名说“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天下藏书最富之家。有人记录古藤书屋时期朱氏藏书三万余册，等他归乡曝书亭则坐拥书城八万册。如此丰赡的藏储，是他辑录“旧闻”的信息基础、物质条件。还需要人的气质类型、智力条件。与朱彝尊同在翰墨院任职的大学者高士奇为《日下旧闻》写序，称赞道：“竹垞博极群书，昼则历郊野，摩碑碣，问父老……夕则篝灯散佚，驰骋古今……故其书大无不该，细无不析”，留下这么高的评价。
有研究北京古籍的学者称：高士奇倒是有编著《日下旧闻》这类综合性大书的雄心与能力，但是他整日价随侍皇帝左右，无数次地轿过金鳌玉蝀桥，他写《金鳌退食笔记》详记宫廷建筑、苑中景物足堪良任，但让他写郊坰、京畿，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了。同时代人顾炎武，学问也相当了得，他拒不受康熙之招抚，不仕新朝，所以难得入禁宫一窥真貌，他写出了《昌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是他一步步踏访所得弥足珍贵，然而他也不能成就《日下旧闻》这样的综合巨构。历史就是这样，朱彝尊学问上有能力，资料上有储备，又具有穷根究底、艰难考察的顽韧，所以《日下旧闻》只能由他出，而不是别个之手。
《日下旧闻》大体上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刊成面世的。书成之后，在读书人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涟漪效应，从皇帝佬儿到众臣百官，遇须查询即在《日下旧闻》中寻找比勘，几成读书人的时尚。这种情况岂能想当然漫说？请看我举一例。
故事是在《日下旧闻》面世的三百多年之后——2014年12月，北京的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拍出了一件惊世巨迹，清弘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御书《北海白塔山记》：应该是计有《白塔山总记》《塔山东面记》《塔山南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北面记》五卷的，原存北海白塔山永安寺内，在后来的变乱中散入社会。时光流逝了二百多年，2001年中国嘉德一次拍卖会上，某藏家购得了《塔山西面记》，200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他又购入《白塔山总记》，之后又在欧洲、日本买《南面记》、《北面记》（五卷手迹中尚缺《东面记》），结果这次在保利拍出1.1亿元的天价！
难道拍《北海白塔山记》与《日下旧闻》有关系吗？
有！
请看：
在《北海白塔山总记》中，乾隆说：“山四面皆有景”，“昔《春明梦馀录》《日下旧闻》所载”。
《塔山东面记》中写，“四面之景始毕成”，“视《春明梦馀录》《日下旧闻》所载有过之无不及矣”。
《南面记》中则留下了“考《日下旧闻》，山顶为广寒殿”的记录。
说明了什么？
《日下旧闻》印出在1688年，乾隆写《白塔山记》在1773年。即使书出在自己爷爷的辈儿上，即使准确算起来那已是85年前的出版物了，然而我们可以想见，《日下旧闻》仍是宫廷架几上的必置书，皇上每每寻索、查校的必读书。有人翻检过乾隆的诗集，说他写诗作注时，提起《日下旧闻》来是常见事。
但是，也可以这么说：当乾隆一再拿《日下旧闻》引用的时候，他心里也正纠结着呢。为什么？他1736年登基，二三十年后趁着国力强盛在京城内外到处大兴土木，竖碣立碑刻诗题词，他只憾自己的文采不得录入史籍啊。于是1773年——也即是他写《北海白塔山记》那一年，下谕开设《四库全书》修纂，对《日下旧闻》加了一个“考”字的“钦定”工程，由于敏中、英廉、刘墉、和珅等一众高官领衔宣布开工。大约十年辛苦经营，乾隆五十年（1785年）《日下旧闻考》印成，这一回乾隆自己的诗文尽得登入啦。
1981年10月，《日下旧闻考》以“五色斑斓”的点读本（见5月17日）排校出版，堪称是这部书面世二百年来一大蝶变。后来各种印本次第推出，一种说法逐渐为普遍接受：《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后是前的近四倍，后者自是大而全，“前浪”不屑看了。是这样的吗？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都有《日下旧闻》的康熙本，借起来读，终归不方便。2015年上海博古斋拍卖公司的秋拍上，“上海市图书馆”一部作“交换”用的“註销本”上拍，我把它买了回来，次年春，我拿着这部书去见当年主持《日下旧闻考》出版的原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赵洛先生。“说《日下旧闻考》出，《日下旧闻》则不值得出，未细究，想当然耳。”“咱社的资源库中，有乾隆版的《考》，无康熙版的《日下旧闻》啊。”“即使有《日下旧闻》一下子找瞿兑之、左笑鸿、于杰那样的标点者，也不容易！”这是赵老交谈的主要意思，他主张：《北京古籍丛书》是个大筐，其内的收储，不厌其多，只恐其少。有机会把《日下旧闻》也付之新印是件大好事情。赵老已经逝世五年了。我们期待着这一愿望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