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日前清理办公室，纠结于一套自1986年创刊至2022年改版前的《古典文学知识》合订本去留，犹豫之间，又逐一翻阅这份留有自己职业记忆的刊物，看到许多熟悉的作者名字、文章题目，特别还意外发现夹在其中几封前辈学者的来信，如吴小如先生1998年3月5日来信：

小青同志：你好！

来信收悉。原拟于春节后将旧稿木兰诗讲义整理成文，寄奉备用。以诸事纷蝟迄今未能写完。嘱谈《水浒》，勉强写成小文，请酌定是否可用。倘不用，请即掷还。其它文字，容俟异日有所得，当写以呈教也。最近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委调整，有革新意图，想贵刊亦有所察及，窃以为《古典文学知识》亦无妨试作改动，以新读者耳目也。专此，即颂。文祺！ 吴小如

金启华2005年5月10日来信：

小青同志：您好。

《古典文学知识》收到，谢谢。兹寄上追忆胡小石师乙文，乞正刊出。中大两个大师级教授，我们来纪念他们，以勉来者，真是太应该了。

你除工作外，有何写作计划？希望能成编问世。时日匆匆，稍纵即逝，愿为勉之也。匆此，即颂。撰祺。启华

我与两位前辈学者都未曾谋面，因《古典文学知识》，有了一段文字缘，金先生除应约撰稿外，还主动书“掬月水在手，弄花香满衣”相赠。非常惭愧，两位先生来信中都留下地址与电话，特别是与金先生同城，竟一次也没有登门拜谢。由此，又想起自己与这份古典文学普及刊物三十多年的缘分以及留下的遗憾。

《古典文学知识》创刊于1986年，最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办，后由出版社独立主办，宗旨是“只想扎扎实实地为普及和提高读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而尽绵薄之力”。第一次见到这份刊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在已故学长王小舒兄的书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呢，因为当时急于发表论文，然又屡次投稿不中，不免沮丧，忽见刊名中“知识”二字，想其用稿要求不会太高，就准备将刚被其他刊物退回的一篇稿件转投过去。后来在图书馆查阅刊物地址时才发现，上面作者多为著名学者，至今还记得有臧克家、萧涤非、李希凡这几位与本校有关的先生，让刚刚鼓起的自信和勇气，一下子全没了。那时的信件，由系里指定一位同学派送，每每从同学手中接过印有刊名的退稿信，心虚得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这篇题为《情感与理智——谈古代作家“作文”与“论文”》的文章，终究没有勇气投递出去，但还是记住了刊物的主办单位：江苏古籍出版社。本以为“相见即是分别”，不想三年后研究生毕业，到了这家出版社工作，而且还被安排任《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一想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心底不免窃喜。在最初半年校对实习期间，白天不时留意老编辑对稿件是否录用的裁定标准，晚间则利用住在办公室的机会，把书架上的样刊全部翻了一遍，发文的欲望又蠢蠢欲动了，并针对相关栏目，一下子拟了三四个题目，有的还写了提纲，诸如《说“作文害道”》《身不由己的感叹——苏轼〈游金山寺〉》《清代四大诗说》等。正准备“伸手大干”之时，我的顶头上司、文学编辑室主任，也是刊物首任责任编辑吴小平先生，不知是不是看出了“苗头”，在一次很随意、很自然的交谈中说到，社里领导规定，本社编辑是不可以在自办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兴冲冲拟就的几个题目，从此“胎死腹中”，一直在笔记本上“躺”到现在，前几天向年轻同事出示当年的笔记本，还引出了一些感慨。

一旦写稿的念头暂时放下，倒也能全身心投入组稿、编稿，看到自己组来的稿件刊发出来，特别是敬仰已久的前辈大家的文章，如徐中玉先生《坚持下去，大有可为》、吴小如先生《说薛道衡〈人日思归〉与〈夏晚〉》（1993年第5期）、王运熙先生《我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金性尧《嵇康为管蔡翻案》（1994年第1期）、何满子先生《释“有意为小说”》（1994年第5期）、曹道衡先生《略论〈文选〉与“选学”》（1995年第1期）、程千帆先生《闲堂自述》（1996年第1期）等，内心有了一种别样的成就感。随着不少师友或寄来文稿，或题赠著作，或写信勉励，自己写稿的想法，似乎渐渐淡忘了，有时见到一句“《古典文学知识》办得成绩斐然，造福士林，深感钦佩”的鼓励（钱仲联先生1995年10月21日来信），喜悦甚至有点超过自己刊文了。几年后，自己成了实际掌管刊物事务的副主编，有了稿件签发权，但毕竟上面还有社领导兼任主编，规矩还是懂的，不但自己没有在刊物上发文，对新来的编辑，总会复述这条从未见诸文字的规定。又过了几年，自己担任了出版社主事者，理所当然也成了社办刊物主编，照理说，“规矩是人定的”，但为避“利用手中的权力”之嫌，自己还是“萧规曹随”了，但对他人，就再也没有提及上述的所谓规定了。

屈指算来，从1992年担任《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到2001年任副主编，再到2002年任主编一直至2021年退休，前后刚好三十年，虽然后来的工作以图书出版为主，但不管再忙，每期终审稿总是要看的，这大概就缘于当年“偶遇”所生发出的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结吧。我曾经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可以不当，但《古典文学知识》主编一定要做。2018年底，根据上级规定，我卸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退居二线，照惯例，所任刊物主编也是要一并卸任的，但继任社长倪培翔兄，曾与我一起担任过刊物责任编辑，知我心中情结，怕我失落，就让我继续担任主编一直到退休,他自己则成了出版社历史上唯一没有当过社办期刊主编的社长。

虽然“二线”中还有着一份“一线”工作，但自知与《古典文学知识》告别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许久未再有过的想法，不知怎么又冒了出来，想想自己与这份刊物结缘30年，竟没能留下一篇署名文章，如今学业荒废，已不能成文，心中不免有些怅然。2018年底，刊物迎来200期，我们编辑了“皕期纪念特刊”，许多学者题词勉励，我也在回忆中检出多年留存下来的百余封作者来信，感念之情油然而生，便以“主编的话”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这么一段：“三十多年过去了，看着二百期的刊物，我们有感慨，更有感恩：感恩光彩夺目的中华文化，魅力无限，从上古到明清，中国文学滋养着我们民族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诗和远方’成为我们民族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放弃的追求。感恩一路扶持的专家学者，他们始终遵循‘大家写小文’的原则，以责任、造诣和睿智，将古典的精深呈现为阅读的精彩，许多读者因此而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虽然不少作者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感恩始终不离不弃的广大读者，没有你们，这份刊物难以走过各种坎坷，你们以一颗纯洁的内心，坚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我们一起，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商品大潮。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从文化的力量中，更加感受和领悟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深邃和优雅。”文中所引欧阳修“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词句，多少带有个人的依依惜别，因此破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权作了却三十多年前的心愿吧。

《古典文学知识》创刊近40年了，看看林庚、丁玲、王朝闻、臧克家、萧涤非、端木蕻良、钱仲联、程千帆等这些作者的名字，你就能感受到它曾经有多么辉煌；而如今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大咖”，许多人便是由这份小小的刊物，开启了他们的学术征程。前辈学者赵逵夫先生为刊物200期题词时说：“三十三年来无数古代文学领域的名家、大家走进这个刊物，表现出他们对于古代文学与文化普及教育的重视；也由于此刊的滋养与引导，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深厚的感情，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学术新秀。《古典文学知识》的成就是巨大的。”记得1997年8月在黑龙江大学，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赵先生就对《古典文学知识》褒扬有加。2018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有一种核心期刊在学人心中》，作者是山东临沂读者孙建清先生，他写道：“也许有人不知道凤凰出版社，但在古典文学‘圈子’，《古典文学知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国有数以千计的期刊，办一个有品味、有影响、有温度接地气的核心期刊很难，但办一个能长久地在学者心目中的核心更难。在传统纸媒遇冷的今天，《古典文学知识》主办者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惟愿有更多的期刊成为学人心中的核心期刊，惟愿有更多的大学者写小文章，讲好中国故事，温暖千千万万阅读者。”作为曾经的编辑者，看到刊物在作者、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会有一些欣喜和宽慰。当然，今天的阅读环境，渐渐使它从“大众”变成了“小众”，这是我们不愿看到但又无法改变的，但反过来想想，“小而美”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刊物的追求。

除了遗憾，更有愧疚，由于自己一向保守，甚至为此还鼓吹出所谓“出版保守主义”谬论，吴小如先生提到的“无妨试作改动，以新读者耳目也”，在我掌刊20年间，除个别栏目“小改小革”外，一直延续创刊时面貌，甚至无视学术、阅读和出版环境变化，从而，治学门径、文学史话、学者列传、名作赏析、读书札记、要籍简介等被要求作为固定栏目始终保留，这多多少少束缚了后来编辑者的手脚，因为今天的学术发展和读者需求，毕竟已不同于30年前了，刊物订阅数也因此不断下滑。在创刊30年前夕，我们也有改刊设想，并专门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最终在改与不改的两种意见中，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有负了作者与读者期待。好在现今出版社主事者看到了问题所在，一接手便果断改刊，如今的《古典文学知识》，从栏目设置到装帧形式都有了全新面貌。

写下以上文字，最终决定，还是要在书架上为37册《古典文学知识》合订本，挤出一处安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