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妖故事要有好趣味
由网红漫画改编、演员杨幂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已近尾声，该剧开播第二天曾达10.3%的播放率高点，此后一路下滑，不少网友对它提出尖锐批评。
一方面，与原作相比，该剧改动较大，被网友称为“面目全非”。
另一方面，情节套路化、低幼化，主角涂山红红被演绎成“女狐版萧峰”。
传统狐妖文化博大精深，远比美女、谈恋爱、两派决斗之类高级，但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才能体会出其中的滋味。
大禹没见过九尾白狐
狐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狐妖、狐神、狐仙三个阶段。
有学者认为，大禹遇九尾白狐，是狐文化之始。据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今属安徽省蚌埠市），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大禹遂娶涂山氏（古族名）之女（名女娇），九尾白狐成祥瑞。
这段记载可疑。《山海经》中确记九尾狐，即“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并非神兽。青丘国在今山东巨野县一带（黄帝杀蚩尤于青丘，蚩尤墓在巨野县），距安徽蚌埠470多公里，九尾狐怎会跑这么远？
《吴越春秋》近于小说，且赵晔晚大禹2000多年，何以知之？《艺文类聚》等引了类似内容，称是《吕氏春秋》佚文。学者胡堃认为，从词句看，明显抄自《吴越春秋》。故“大禹遇九尾白狐”是汉代才有的说法，战国时尚无。
学者王守亮在《九尾白狐与禹娶涂山女神话》中钩沉出原因：
神话九尾白狐，始于战国的阴阳学派。该派据五行相生，创五德终始说，由此确定王朝替代的合法性。该派认为，商朝是金德，尚白，为它编出“商汤遇九尾白狐而得天下”的神话。大禹是木德王，尚青，与九尾白狐无关。
西汉末，刘歆等修改了五德系统，以为王莽篡位造舆论。结果，大禹又被定为金德，据纬书（汉代方士和儒生依托今文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尚书中候》：“金兴，则白狐九尾。”大禹必须遇上九尾白狐，赵晔等放手瞎编……
王充指路 狐狸变人
为了看上去像真的，汉儒编出一整套“瑞应”。《白虎通义》（东汉班固等编）称：“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鸟下。”学者胡堃指出，汉画像砖中，九尾狐、不死树、三足乌、玉兔常与西王母相伴。
瞎编也有困境。时人将宇宙分为三层，即天神、地祇、人鬼，狐该算什么？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狐，（通妖，许慎称‘地反物为 ’，反常的东西即妖）兽也，鬼所乘之。”是鬼的坐骑。态度含混。
从春秋起，国人论狐便有分歧：既赞“狐死正首丘（传说狐狸死在外面，必头朝洞穴，表示不忘本），仁也”；又不满于“心犹豫而狐疑”，过于狡诈，即《淮南子》所说“禽兽之诈记”。陈胜起义前，假装狐鸣“大楚兴，陈胜王”，致“卒皆夜惊恐”，可见狐鸣被公认为不详。
难以分类，只好模糊处理，称狐狸是鬽（通魅），介于神鬼之间。鬽分三种：一是魑鬽，人兽合体，来自远方，有具体形象；二是鬼鬽，没具体形象，在偏僻处活动；三是精鬽，万物都可变成它，随处可见。
汉武帝崇神仙道，“元鼎、元封（前116年至前105年）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掔（通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受此影响，汉人日渐迷信，崇信精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则其物与之交。”
东西老，会自然成精，这在理论上，打通了狐变人的可能。
从狐妖一跃成狐神
魏晋时，狐狸终于变成了人。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最早记录了一批这样的“人”，比如：
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狐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
言虽简，却开后世文风。直到清末，男狐狸仍多以老者形象示人，住在墓穴中，姓狐（或胡），喜欢读书。
东晋郭璞只是机械地延续了王充的论点，把时间积累放在首位：“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世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干宝比王充更进一步。他提出，让狐变人的根本力量是“气”，“气”作为世界本质，主导一切变迁：“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把握了“气”，狐狸就比人类还厉害，可一跃成为狐神。
在北魏杨衒之在《洛阳珈蓝记》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孙岩娶妻三年，妻子睡觉从不脱衣，孙岩奇怪，就趁她睡着，偷偷解开她的衣服，发现竟长着三尺长的尾巴，吓得孙岩把妻子赶走。妻子走之前，剪下孙岩的一片头发。邻居齐出动，妻子变成狐狸逃跑。后来京城竟有130多人被剪发，皆因狐狸变成美女在路上走，人们想接近她，结果被剪发……人们将类似打扮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虽属猎奇，但狐狸第一次有了个性——喜欢恶作剧。
既夸狐狸也骂狐狸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狐狸快速升级？学者王雨阳在《魏晋至唐以来狐故事的演变与民族关系之探讨》中认为，或与胡人大量进入中原有关。此前因偏见，人们常视胡人为另类，随着胡人们走进日常生活，不得不进行文化调整。
狐被封神，出现次数亦增多。据《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文献记载中，先秦时期九尾狐只出现在大禹、周文王的年代，汉代也只有在汉章帝时出现过一次，到了魏晋时期，却不断涌现出有关出现九尾狐的记载。究其原因，不过是九尾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视为政治上的祥瑞灵符。”
《宋书》称：“白狐，王者仁智则至。”意思是君王够智慧，白狐就会现身。
不过，夸狐狸的同时也骂狐狸。陈寅恪先生注意到，“狐”“胡”同音，所谓狐臭，初期可能写成胡臭。刘敬叔在《异苑载》中写道：“胡道洽，自云广陵人（今属江苏扬州），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戒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反映了双方关系另一面。
到了唐代，狐崇拜又至新高。据《朝野佥载》：“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唐代小说《任氏传》中，狐狸变成的美女任氏忠于爱情，用法术助韦金追到美女，并让他发了财。与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相比，狐狸的地位空前提升。
狐狸又跌下神坛
狐狸在神坛上没待多久，很快又转向狐仙。
据《宣室志》，唐代权臣李林甫上位后，退朝时见一玄狐，大如牛马，奔至庭中，李林甫命人射之，未及举箭，玄狐便跑了。这一年，李林甫被籍没（登记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受胡人内乱影响，唐朝衰落，连累狐狸也成噩运代表。宋代仍如此，据《宋史》：“宣和七年（1125年）秋，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据御榻而坐，（宋徽宗）诏毁狐王庙。”2年后，北宋灭亡。宋代江万认为：“胡犯阙之先兆也。”所以，朱熹注《诗经》时说：“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
狐狸失宠，除了与“胡”同音，还有一原因——社会影响太大。宋代长吏赴任，“皆先谒（狐仙）庙，然后视事”，清代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称：“闻官署必有狐仙。”清代各级衙门都供奉狐仙，称其为“守印大仙”。清末名臣薛福成初任宁波道台时，发现官署后“有小屋供财神，其旁塑白发而坐者三人，询之旧吏，乃云狐也”。
人人信狐狸，民间起义也假冒狐狸，据《通鉴纪事》：“天启二年（1622年），苏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后王森被藉于狱，徐鸿儒率众作乱。”狐狸对皇权构成威胁，自然要严控。狐狸从万能的神，变成不问世事的仙，即纪晓岚所说：“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
清代文人写了很多鬼狐传说，但“姑言妄听，记而存之”，不太当真。
好剧还需好趣味狐妖传说与老北京关系密切。
据学者鞠熙在《狐仙故事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中钩沉，明万历年间的《五杂俎》称：“齐、晋、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为患。北人往往习之，亦犹岭南人与蛇共处也。”明末《万历野获编》说：“狐之变幻，传纪最伙，然独盛于京师。”清乾嘉时成书的《夜谭随录》称：“京城敌楼，内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为狐鼠所栖。”
内城东北角楼有红姑娘，本是河北松亭关的狐狸，乾隆伐噶尔丹时被骁骑校尉赫色所救，为报恩来京，赫色之子娶妻，急需家具，红姑娘为他变出，“事毕，已皆失去矣”。
内城东南角楼（俗称东便门角楼）有狐总管，负责京师的“狐政”，专惩作恶狐妖。
正阳门城楼有天狐，“常幻作白衣老人，出而拜月”，平时戴“青金石顶冠”，据鞠熙考证，这是四品顶戴。
宣武门城楼有狐四太爷，学识渊博，喜欢与读书人聊天。
西南角楼（俗称西便门角楼）有大仙爷，以灵应著称，每月初一、十五香火极旺，1927年，角楼被拆除，仍有狐狸在此出没。
这些狐仙传说，让冷冰冰的建筑变得更亲切、更鲜活、更有韵味。稍下点功夫，就比坐在家里编三角恋强，可惜没人做。
实在有点遗憾，很多狐妖戏沉浸在战争、正义、生死恋、两极对话等宏大议题上，所谓生活趣味，只剩耍贫嘴、开低级玩笑、打打闹闹，观众怎能看下去？道理好不等于是好剧，好剧还要有好趣味，这就要深入生活去寻找、去表达，不能总抄别人用过的旧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