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文所记的五位老先生，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卒于2009年；其他四位先生生于上世纪一〇年代，谢世于上世纪末，冥寿悉已过百。

一九八三年，是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的第二年，彼时的南开中文系只有三名教授，还没有资格独立评审晋升正教授。系里拟拔擢几位副教授升职，遂印制资料，委派讲师李剑国赴京拜谒几位同行专家审核鉴定。李剑国是我的师兄，长我八岁，山西灵丘人，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因为他不熟悉北京的道路交通，而我是个老北京人，故系领导命我陪同前往。

正是初冬的十一月下旬，那天近午，我们俩在北京站下了火车，考虑到距离建国门外的社科院不远，而鉴定专家有文学所的范宁先生，便步行前往路南的社科院宿舍。事有凑巧，行至社科院对面的路边，恰遇范宁先生独步而来。范先生是李剑国硕士论文答辩的主持，故晤面颇为亲切。我俩呈上南开某副教授的资料，范先生略事翻阅，即娓娓言道：这位先生我很熟悉，他的研究主要是搜集罗列资料，但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相关的论述，我认为还不适合晋升教授。

范先生谈了约三分钟，我们便在路边分袂。寒舍在建国门内，距此不过一箭之地。便与剑国兄同至家中见了母亲，草草午膳。旋即乘公交至海淀北京大学拜谒周祖谟教授，周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语言学家，还是我叔父陶麐（1946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老师。不过那个年代电话尚属稀有之物，大学教授家里也没有电话。系里只是给了我们需要拜访的各位专家的居处地址，我俩循此先入北大中文系院内，询知燕南园方位，乃出校门，择路寻访。很快便步入了一个小区，即燕南园，乃北大教职工宿舍集中地。说是小区，易生误解，实际更像是一个整饬的村落。每户一个小院，可种菜植花，篱笆门，红砖砌成平房两间，水泥铺地，垩粉涂墙。我俩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周宅。排栅而入，一位老先生启门迎进。望之面色清癯，仪态隽雅。心想必是周先生，寒暄之后，果如所料。屋内仅有简单的桌椅，我俩落座，见周先生不时用铁箸调理屋内的蜂窝煤炉。询知来意，稍事翻阅我们带来的一位语言学副教授的材料，便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了解他的水平。我也从来不做这种评审鉴定的事。南开有邢公（邢公畹，著名语言学家，教授，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让邢公来评。”

时隔四十年，周先生当时掷地有声的言谈犹历历在耳，没齿难忘。他说完之后，气氛确实有些尴尬，我们也只得告辞离去。不过，老先生那种孤介清贞、傲然阅世的风神却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际。

翌日，天气骤变，大风扬尘。白天，我俩冒着漫天的沙尘先后到和平里和劲松拜谒了两位专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日薄西山，风势未减，很快便暮色沉沉。我们又乘公交至玉渊潭附近新建的高层楼房访谒王利器先生。王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兼文献学家，著作等身，曾在北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我经常翻阅他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早就期待亲聆謦欬。那时候的北京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还没有二环线，遑论三环、四环，九层以上的高楼寥寥无几。我们来到王先生所居的楼下，但见周边正大兴土木，数十辆铲车、大吊车在昏黄的路灯下轰轰作业，震耳欲聋。我们乘电梯至六层王宅，叩门而入。时王先生已年过七旬，退休居家，而精神矍铄，温润亲和。引我俩步入一书房，不过七八平米，四壁图书至顶，一套台湾版的《道藏》几乎占了一面墙。他告诉我们：这是单位新分的房子，比以前大有改善，就是书多的没地方放。听说我俩是为了朱一玄先生晋升之事来京拜谒，十分高兴。说与朱先生弱冠即相识，且曾同窗，极力推许朱先生之人品学问，认为早该升教授了。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俩起身告辞。王先生执意送出，却不乘电梯，沿阶步行而下，说是要锻炼身体。

此行最后谒见的一位专家是舒芜先生，地址在崇文门外的巾帽胡同，距寒舍亦不远。我对那里非常熟悉，因为先父的好友，多尔衮的十一世孙金寄水先生家便在此巷。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亦居此。舒芜先生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出自著名的安徽桐城世家，方氏文脉绵延数百年而不衰，故舒芜先生之学殖腹笥亦自不凡。我们循路找到巷内路北的一处小院，排闼而入。院子不大，四面平房，但不是四合院的格局。门窗都是新刷的红绿相间的油漆，很整洁，也很俗气。我们叩响西边的房门，一位身体微胖的先生笑容可掬，正是舒芜先生，迎我们进门。时方过午，但屋内阒黑，竟无一扇窗户取光，且进深不浅，看不到尽头，只能靠一盏昏黄的电灯视物。先生看到我俩惊讶的表情，哈哈笑道：“这就是我住了好多年的房子，我给他起了个名，叫蜘蛛洞。”又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包袱，说：“我马上就要搬家了，这回是楼房，不用白天开灯了。”得知我们带来的是罗宗强先生的代表作及相关资料，对罗先生评价甚高，说是功底扎实，论证深湛，欣然同意晋升。我们在舒府逗留也不足一小时。

本文所记的四位老先生皆已谢世多年，且与我仅一面之交，为时亦短，只能聊述梗概，略同剪影。与我同行的李剑国教授，今也已年过八旬，著作等身，是享誉宇内的著名学者了。

第五位记王达津先生（上图）。与前几位不同，王先生是八十年代前期南开中文系的三位教授之一，一九八五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便忝然成了他的同事。我的导师宁宗一先生称他王达老，我们这些晚辈遂也如此尊称老先生。王达老祖籍通州，武汉大学毕业，又在西南联大唐兰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学富五车，才气横溢，他的文章既可写《尚书》《庄子》，又可论《金瓶梅》《红楼梦》，信笔挥洒，卓荦不群，而身形瘦小，道骨仙风。我的母亲也出身通州王氏，还毕业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不过据说祖籍是浙江山阴，与王达老究竟是否一个家族，不能确认。我当然更不敢借此攀附王达老。

记忆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九八六年秋季，我当时很想学习老先生的授课经验，听说王达老在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便于下午两点按时来到主楼阶梯教室。里面已坐了一百多人，但都是三四十岁貌似公务员的人，一看就不是南开大学的学生。我便在前排落座，为的是仔细观摩王达老的风采。很快，王达老按时入场，听众鼓掌。彼时老先生已七十高龄，衣着简朴，精神矍铄，坐于讲台后，从裤兜里掏出薄薄一册线装书，似是《昭明文选》中的一册，内有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边看边讲。老先生的讲法似是自我陶醉于范晔之文，念一句说一句，全然是欣赏赞颂的声口。约半小时许，下面一位听者举手站起来说：“这个您上次讲过了。”老先生答曰：“哦？是这样？”听众都笑了。他便往下翻了几页，继续讲读。读到“吾书虽小小有意”一句，放下书，对众人说道：“吾书亦小小有意。你们谁想要我写的，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写一幅。”大家都热烈鼓掌。讲到一处，老先生起身转向黑板，脚下一滑，险些仰面跌倒，下面不禁一阵惊悚。幸而无事，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褻”字，果然十分好看。

第二件事已经是十年后的春天，某日在八里台校门口不期而遇，王达老看见我，便说：“你是陶慕宁吧。听说咱俩还是亲戚？”我只能唯唯寒暄，不敢确认。老先生忽然说道：“他们全错了。‘文不加点’就是‘文不加减’，既不加又不减，‘点’的意思是‘点’去，就是减去，根本不是文章不加标点的意思。”走出校门，便与老先生分手了。事后细忖，觉得王达老此说高屋建瓴，于训诂学大有裨益。

一九九七年我奉命客座韩国岭南大学，而王达老于是年驭鹤西行。未能亲临丧礼，至今引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