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继先：随王朝闻先生采风
众人在黄山采风时的留影
龚继先（左一）跟随王朝闻先生（右一）采访昆剧名家王传淞
1978年，我随王朝闻先生外出采风，这是我第一次与王老直接接触，在此之前，我对他也有一定的了解。
北平和平解放后，王老参与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接收工作。不久，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院，王老不仅是中央美院最早的教授之一，还出任副教务长，负责全校文艺理论创作方法课和雕塑系的教学。1952年，他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参与组织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当然，人们还是习惯称王老为文艺理论家，他对艺术和美学的研究系统而深入。
我在中央美院读大二时，买了王老的论文集《一以当十》，这本书是我艺术理论的启蒙读物、艺术思想的基础构成，由此，我接触到艺术辩证法，对创作有了新的认知。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王老的著作，《一以当十》第一版就印了两万多本，后来再版时，我又买了一本。
1978年9月的一天，社长李槐之对我说：“给你个任务，陪王老上黄山和雁荡山。”王老是谁？一听是王朝闻，我很高兴。王老和李槐之都是四川人，相互熟悉，他告诉李槐之自己要去黄山采风，李槐之就说派两个编辑跟着，在向王老学习、请教的同时，有事还能照应一下。
当时，王老正在酝酿一本新著作——通过赏石谈美学。他之所以去黄山，是因为被那些奇峰怪石吸引了，“松鼠跳天都”“童子拜观音”“猴子观海”等，都是知名景观。这些石头千奇百怪，角度不同、想象不同，观者的感受也不同，正所谓“似是而非”。后来王老在书中专门提到石头“似与不似”的问题。
陪同王老采风的共四人，由李槐之领队，加上我和邵传谷，还有一位摄影记者张祖麟。李槐之特别交代，王老平时讲的话要记录下来，我提前准备好本子，从上海出发后就开始记，所以还能据此回忆一些细节。
我们乘火车到芜湖，次日抵达黄山山脚的温泉宾馆，在那里休息了一晚，王老从北京赶来与我们会合。当时王老已近七十岁，正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还是美术理论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虽然他年纪大了，人却精神，讲起话来旁征博引，逻辑清晰，而且滔滔不绝。
我们在黄山上住了几天。当时山上还未开发，游人不多，宾馆也简陋，特别是路难行，没有缆车，更不通汽车，上山下山都要靠两条腿。想不到王老用一根拾来的棍子做拐杖，从头到尾不需任何人帮忙，而且一直没掉队。山路崎岖，走着走着，他会停下来休息片刻，顺便看看风景。他边走边说，我们则忙着记录。
9月28日，下雨，雨量中等，我们无法外出，就待在宾馆里研究工作，安排后面的行程，一有空就抄抄《黄山志》。
29日，我们改住文殊院，那是一座很小的院落，游人罕至。后来，我们又住过西海宾馆、北海宾馆和玉屏楼，住玉屏楼时还赶上停电。山里的昼夜温差大，每个人都租了件大棉袄，早晚穿上。
30日，我们攀登莲花峰。山峰险峻，岩石上凿出来的台阶高低不平，要时刻紧握两侧的铁链。我在前面攀登，后面的人只能看见我的脚后跟。王老和我们一起登上莲花峰，山顶果然是另一番景致，不同凡响。
作为王老的助手，我一边紧跟王老，一边拿着本子不停记录。那时候没有手机，我真是手忙脚乱，不光要记录王老讲话的内容，还要标注沿途拍摄照片的地点。走着走着，王老渴了，回过头说：“给我点水。”我背着军用水壶，他干脆躺在地上，让我直接往他的嘴里倒水。王老性情率真，就像小孩子一样。
在天都峰，我们碰到一个小孩儿，七岁。七十岁的王老说：“这挺好，来，爷爷抱抱，照个相吧！”就这样，一老一少拍了张合影。
黄山有三险：天都峰、莲花峰，还有鲫鱼背。当时我年轻，血气方刚，但一看鲫鱼背无遮无拦，只有很低的铁链，窄路之下便是万丈深渊，挺害怕，不由得猫着腰过去。王老胆子大，他两只脚搭在铁链上，两个胳膊也搭着，在上面荡秋千，人显得特别突出，于天地间自由自在。风很大，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吓得不轻，劝他快下来。毕竟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王老练就了一身胆量。
10月2日，我们回到山脚的温泉宾馆，联系汽车，准备去杭州。其间，我在宾馆整理游览时的文字，也看了记者拍摄的照片。摄影记者随身带着器材和药水，就在宾馆的房间里冲洗，关上灯不透光了，即为“暗房”。我们之所以急着冲洗照片，是担心拍摄的效果不理想，一旦出问题，还有补救的机会，不至于留下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平时出差拍摄书画时也是就地冲洗。
4日一早我们启程，抵达杭州时已是傍晚，恰逢入秋的好时节，一路风光旖旎。离开黄山，我们考察的对象不再是奇峰怪石，而是当地艺术发展的情况，为此，我们拜访了在昆剧《十五贯》中扮演娄阿鼠的名丑王传淞老师。
正因为王传淞老师的娄阿鼠演得好，《十五贯》才会多次上演，成为一部响当当的名剧，诚如媒体报道时说的：“王传淞用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那会儿，昆剧已然没落，多数人不大了解。在杭州的一个公园里，王老师给我们讲述表演心得，他边说边表演，我们边听边看，机会真难得。
下一站是绍兴，我们观看了六龄童的演出。六龄童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人称“南派猴王”，毛主席、周总理、陈毅都看过他的戏，并大加赞赏。
离开绍兴，我们过慈溪至天台山，游览了国清寺。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历史悠久，声名远播，是中国佛教最早宗派天台宗一脉的发源地。圣地灵境，山门外天生法相，一条溪水，淙淙西流。院内尚存一株隋梅贴墙生长，尽管岁月久远，每年冬天照旧盛开。我们去国清寺时人不多，环境清幽，意境盎然。
游览完国清寺，我们到雁荡山停留了一段时间，山间的景致多变，真称得上移步换景。王老不愧为老顽童，好动，在溪边和我们一起捉小娃娃鱼，装到瓶子里，将其带回北京。这种鱼不好养，对水质要求高，他就养在自家的水缸里。后来通电话时，他告诉我那几条鱼活了好久。雁荡山的夜晚美得如同仙境，我们看“犀牛望月”、看夫妻峰，造化神功，让人称奇。
考察中，还有两个小插曲。去黄山前，我们先到出产宣纸的泾县看了看。中午入住泾川宾馆、吃过午饭后，竟遇到出版社的赵宏本、韩和平、颜梅华、赵仁年、沈兆伦等人，他们是一个创作组，正在黄山体验生活。能在异乡碰到熟人，大家又惊又喜，相互打招呼。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创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创作传统，坚持实地采风、写生，尽管条件艰苦，画家们依然身体力行，这也是当年进行艺术创作的普遍做法。对艺术创作来说，这很有必要，不少经典作品都是多次深入生活后才画出来的。贺友直为了创作《山乡巨变》，韩和平为了创作《铁道游击队》、汪观清为了创作《红日》、顾炳鑫为了创作《渡江侦察记》，都曾赴故事发生地进行细致考察。
采风时，我们坐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得久了，也没地方洗，变成一辆土黄色的车。那时浙江的基础设施很差，公路上尘土飞扬，开车如同“腾云驾雾”。现在不要说浙江，即使全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路都整修得又阔又平。
王老回到北京后，根据平素积累与实地考察所得，出版了《黄山石》一书，从美学的视角描摹了黄山怪石的姿态、传说和审美。本书封面的一块石头是他自己珍藏的，他说像海豹。在序言《黄山观石》里，他写道：“当我在北京闹市区准备写有关黄山石的笔记，看看寄居在玻璃缸里的黄山石、雁荡山的娃娃鱼，思路不免开小差，不由自主地设想黄山杜鹃花开放时的景象……”
他还在文中提到了“长期生活在黄山的业余画家朱峰”。朱峰是黄山风景区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能画，主攻黄山题材。在山上，他与王老相识，为王老忙前跑后。王老回到北京后，他们俩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可见王老对有才华晚辈的提携。
王老博学多闻，幽默睿智，令我获益颇多。去黄山时，我特意带了早年购买的《一以当十》，在路上跟他谈起这本书，他就用随身带的原子笔在扉页题写：“提高警惕，以防中毒。”开玩笑的同时，也是留有余地。
经过此次采风，我与王老常有联系。一次他来上海，特意带了个潘天寿的手卷给我看，还借给我临摹。他喜欢看戏，我就陪他听评弹，他听不懂，让我翻译。评弹的字句本就有变音，还夹杂很多市井俚语，我这个北方人也不能完全明白，只好听懂几句就翻译几句。尽管这般凑合，我们俩也听得兴致盎然，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