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着“抗战圣地”和“民主圣地”美称的延安，逐渐成为另一政治文化中心，受到海内外瞩目。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乃至国内外记者、旅行家都对它心生向往，不惜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也要一探真容。旅行者纷纷用文字记述行旅所见，大量的“陕北游记”便应运而生。“游记”作为旅行者记录见闻感受的文体，必然难免对“所见”的筛选与加工，这与主体的写作意图及期待读者密切相关。对陕北游记而言，相同的题材，相似的内容，其背后却可能潜藏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陕北”游记的写作直接关联着时局变化与政治认同，实用性与功利性显而易见，其风格与此时因现代交通的发达、旅游业的繁盛而兴起的游记散文迥然相异。有意思的是，在众多政治意图鲜明、实用性颇强的陕北游记中，“风景”却成为写作者目光之所聚，构成文本最不容忽视的内容之一。对“陕北游记”中感性存在的“风景”进行探究，不仅使我们丰富和加强对“风景”作为“认识装置”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揭示实用性非虚构文体与文学想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一、“陕北游记”热与“风景”的发现

1939年，陈约克（Jack Chen）在《良友》第140期发表《去延安途中》，介绍了自己奔赴延安的旅途见闻，并配有大量照片，图文并茂，引人注目。他自称赴陕的前提是“在几千个候补者的名单中，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足见当时知识青年争相奔赴延安的热情。在文章开篇，陈约克强调“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到了新中国的圣地——延安去了……他们都是到延安来追求拯救中国的真理的”[1]，称延安为“新中国的圣地”乃时人的共识。即使如陈约克一般的域外记者或游人也对此心向往之，想要一探究竟，遑论正处于“中国往何处去”的困惑之中的青年们，“到西北去”“到延安去”等口号以其强大的感召力流传甚广。

延安由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到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这一过程其来有自。1935年10月，中国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逐渐成为一个和国统区相对立的对中国时局有着根本性影响的政治地域和文化地域，“陕北”也正日益成为中外政治家、文学家、记者、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所关注的焦点，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延安政治地位的合法性。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2]，作为“革命圣地”和“民主圣地”的延安，成了进步知识分子倾心向往之地。他们纷纷奔向陕北、奔向延安，或为窥探真相，或为实现抱负，或为投身抗战，或为拥抱民主，一时间赴陕路上人群络绎不绝，即使路途遥远、交通阻塞，依然不能减损他们的热情。何其芳在日记中记录了从成都到延安的细节，“我们走了十八天，走了三千华里”[3]，途中转换多种交通工具，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已过了十五天。同样是从蜀地出发，一位建国后任地方县委书记的老党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早年奔赴延安的原由和过程，他在老师的劝勉下辨清了国共两党孰是孰非，于是“下决心要去延安陕北公学，找共产党，参加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4]，“跋涉艰辛，行程曲折”是他对旅途的概括。有赖于延安强大的向心力，知识分子们陆续冲破自然地理以及人为的政治阻碍而奔向万众瞩目的“圣地”一探究竟。他们有的来去匆匆，有的从此扎根于这片热土。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是和是战的抉择，又使“陕北”成为海内外的焦点。正是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中，大量的陕北游记纷纷面世。1944年5月17日-7月25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陕北参观考察，更掀起了举国上下的“延安热”，同时也掀起了陕北游记热。其中不少游记再版达十数次之多，流布甚广、影响甚巨。本文所谓“陕北游记”，是指1936-1949年间海内外政治界、文化界人士到解放区（主要是陕北延安）游览、考察后所写下的纪行、观感类文字。陕北游记往往出现在“延安”成为国内外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之际，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文体主要有报告文学、散文、日记、书信等，其中影响巨大者如李藜初的《陕北印象记》（1937）、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楚云的《陕行纪实》（1938）、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1940）、梁漱溟的《访问延安》（1941）、张文伯的《陕北纪行》（1944）、黄炎培的《延安归来》（1945）、赵超构的《延安一月》（1946）、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1946）、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等；也包括国民党有关部门为了歪曲、污蔑延安而直接或间接支持出版的以“纪行”为名目的陕北游记，如景原信的《陕北剪影》（1938）、马季铃的《陕北鸟瞰》（1941）、齐世杰的《延安内幕》（1943）等。

游记这一文体古已有之，但多是模山范水、怡情悦性之作。自晚清始，游记所“记”的社会世相、民风民俗、政治制度等内容增多，实用性的考察报告、总结报告、新闻报道等也常冠以“游记”之名，其实用性明显增强。陕北游记与晚清的域外游记相似，写作者多是带着主观意图或政治目的前往陕北，其“记”的重点不在自然风物，不在个人情性；而在于社会风貌、政治环境、民主制度等等。国民党长期的封锁已使陕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隔绝的“新世界”，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外界欲知究竟的好奇心。尤其是政治时局转变的重要关头，“陕北”的神秘就愈加具有招引的力量。因此，与晚清域外的旅行者一样，考察者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展示”，即最大限度地将“陕北”展现在世人面前。似乎对陕北了解的越深，对时局走向的疑惑就越少，判断就越准。这种强烈的目的性使陕北游记的内容和风格与传统游记迥然相异，它需要尽量抑制个人性情的渗入和主观认识的显露，达致“客观性”的实现。

但值得深思的是，“风景”描写却在陕北游记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一方面固然是陕北独特的地理风光引发的惊奇所致，另方面也是书写者建构的产物。在陕北游记中，游者多是带着好奇与打量的眼光去观看延安“风景”的，诸如《良友》之类的杂志，不仅把纪游者描写风景的文字刊印出版，同时还配以实地照片，边地稀见的风景由此借助大众传媒而流传开来。面对旅途所见，游者多做速写式的记录，“第一印象”显得犹为重要。在东北大学学生孙翰文的印象中，“陕北虽是地大物博，但民生却极贫困”，这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直接相关，自从进入陕北地界后，一路上多是些盘旋曲折、怪石嶙峋的行道，“公路两旁的悬崖绝壁，高数十丈，隔离天日”，即使是人群聚居的生活区域，街道状况也尤其不佳，“高低不平，没有石头，完全是土质，天雨则到处泥泞，天晴则尘土飞扬”。[5]除了对自然风景的注视外，延安城特有的社会景观也往往能引发游者的关注。记者俞颂华在1937年赴陕北采访，一入延安，他首先注意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的标语。城里面相当的热闹，墙壁上有油印的壁报，有许多标语，标语亦无甚特别，如‘实行国难教育’等。”[6]“标语”和“壁报”能够作为景观进入视野，实则与观看者对此地的期待有关，或者说与其生活经验不同的一切都可成为“风景”而值得被记录。也许在纪游者眼中，比起风沙扑面、破败不堪的 “旧貌”，具有宣传和动员功能的标语及壁报更能代表延安的“新颜”。值得注意的是，奔赴延安的来客不仅有冷静的记者、考察者，还有大批热情洋溢、心潮澎湃的青年，即使是间接的文字叙述，也难掩他们对“圣地”的热烈崇拜，他人眼中沉滞的、单调的风景于是变得灵动、缤纷起来。以流金《延安的街——陕行杂记之二》为例：

这是会使任何一个初来延安人感到惊奇的事：在和其他西北的城市丝毫不显得有什么不同的街上走着，会有一种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不曾有过的情感深刻的快乐；这并不是那些歌声引起来的，也不是墙壁上花花绿绿的标语引起来的；这不是那来来往往的秩序井然的行人所引起来的，也不是他们所穿的一律的服装——军装，不论战士，学生，公务员，都穿军服；这是一种亲切的面孔所引起来的，这是他们给你的一种热情的友爱所引起来的；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能使你感到温暖的了……[7]

在作者的叙述中，延安的街道洋溢着快乐祥和的氛围，一连数个“这不是”“也不是”，实际却是肯定的说法，饱满的热情几乎要抑制不住奔涌而出。“歌声”“标语”“行人”“军装”等视听景观呈现了一个热闹的、进步的、和谐的，甚至“乌托邦”式的延安。

二、“风景”的政治“想象”

“风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常常被视为文人纪游时的主要描写对象。无论是山川风物还是民情风俗，天文地理还是人文景观，古人以畅达的“文心”行走于天地之间，交感于耳目所及之物所形成。这种书写看重的与其说是景物自身，不如说是由外部景物触发的灵魂与景物交融共振的过程，所谓“物我一体”者也。而在柄谷行人看来：“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8]“风景”作为一种颠倒了的现代性的认识装置，对于人们认识并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自然景观，或是民俗状貌，甚而是某类特定的人群，在现代性眼光的凝视之下，皆可成为风景。风景的产生即意味着主体与客体已经产生了叙述上的距离，而主体正是以这样一种距离感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可以说，风景”是“主体”进入“他者”的世界之后，以自己的眼光“发现”的，带着主体的倾向、情绪和思想的景观。这就决定了风景决不是客观的记述，也不是简单的材料搜集，而是带着某种选择的刻意性、阐释的主观性与叙述的虚构性的“想象的生产”[9]因此，纪游者也绝非风景的简单记录者，而是某种意义上的风景的创造者。

对于初访陕北的旅人而言，“山河”景观可能最先触动他们的情思。河山，或者山河，在古典诗词中常常作为表征国族意识的固定意象。作为国土的代名词，凝结着“家国”记忆，于是有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等一系列千古名句。当然，这里的山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概念”，而非实有其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战以来的大迁徙，让许多书斋里和校园里的中国文人第一次走出象牙塔，在奔波流离中，从古典诗词中习得的“山河”意象，第一次获得了真实可感的具体形貌。《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在奔赴陕北采访时，途经黄河，发出了如下感慨：

“就在那桥上，俯视黄水，滚滚东流。仰观两岸，雄山对峙。大风吹来，桥身动荡，我心中忽然也动荡起来。我一向只见过江南的山明水秀，从未实地体味过如此的高山大河，‘泱泱大邦’的境界，到今天才能领会。国土是可爱的，不必翻历史，只要从地理上领略也就够了。”[10]

文化上的、文字里的黄河，如今已成为地理上的、风景中的黄河；而与前者相对应的、带着“忠君”意识的“国土”观念，也已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所取代。“山河”这样一个古典文学资源，遂迎来了向“风景”转化的契机。宋之的的《长子风景线》就更具体而微地表现出了风景中的“现代意识”：

山，是荒漠了几千年的。除了天上的鸟和山里的豹，没人窥探过他们的踪迹。连剪径的强盗和迷路的牧羊童都不曾走到的。炮响着，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都难分辨，也没有人去分辨。

由于山的辽阔广大，我渺视着那十公里外的仇人。

我尽着自己的思想随着那辽阔的山，奇瑰的云去飘逸，飘逸。

山，被人征服了。电话兵小心的循着山头铺设了紫色线，而人和马，就以自己的脚在紫色线旁边留下了杂踏的痕迹。

人，在山弯里躲着风，搭下了草棚，草棚周围，把荒瘠的山野垦殖成肥美的土地。

现在，山野里开遍了淡红色的荞麦花，也开遍了嫩黄色的野菊花，和一些腥红色的小朵的花。蟋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鸟，躲在花丛里，细着声音寻觅着侣伴，当马蹄子踏在它的身边，却突然停止，从花丛闪出，吃惊的逃走了。而居然有一对蝴蝶，带着春季里的闲情，在鲜嫩的花丛里飞舞着。

我闻到了一种淡薄的春季里的气息。

秋天里，我想着春天。不是荒漠，乃是瑰丽。[11]

在这一段文字中，宋之的所描绘的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人山关系。现代人继承着祖先们的古老智慧，据山为险，利用“山的辽阔广大”，“渺视着那十公里外的仇人”。但是，现代的人已不满足于被动地“顺势而为”，而是以工业时代到来后突增猛进的生产力，将自然改造成合乎主体目的性的状态。于是，古人所仗之山，从自然造化的“神灵”变为人力驱使之下的仆从，“山，被人征服了。”与之相伴随的是客体自在性的被打破，以及主体性意识的扩张。山本来“是荒漠了几千年”的，但是到了作者所在的年代，他不再把这种客观存在的特征看作是固有的、不可改变的。随着科学的祛魅，“自然物”的神圣性不复存在，数千年无人踏足的历史并不能再为“鬼神”提供庇护所，而只能为已成长为“巨人”的人类自证其伟大提供实例。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无限可能性，这正是“崇高”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会有人在秋天里闻到“一种淡薄的春季的气息。”在这种现代性的关系中，风景的民族性获得了重塑。“山河”不再作为一种自然物，与作者物我合一，情景交融，而是作为人的力量的延伸物出现。民族意识在风景中的表达，也由文人自身的忧国忧民，转变成一种大众化的集体抒情。

陕北游记中的风景还常常提供一种制度想象，或者被视为制度实践的产物。对于陕北这样一个新型社会形态的试验场而言，其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必然会成为纪游者最感兴趣之处，而游记中的风景，则往往能在不言中透露出相关体制机制的效力、影响和作用。黄炎培1945年7月1日来延安访问，在安顿好之后，他和朋友们走出招待所，“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场”，[12]25他所见的景观，便具有某种未加矫饰的“偶遇”性质：

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类于合作社的组织。中间不少数量的商品，是公务员家庭所制造出来的，所种植出来的。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以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书店门外揭示着的广告，出售书籍和文具，在黑板上每一种用粉笔画一个图，标明价目，民众都在围观。还曾到理发店里去访谈，每一次理发流通券七十元。理发用凳的靠背，窄窄的木板一块，板向后方，人斜卧在上边，理毕，将木板竖直，回复原状，这个制度倒比一般流行的理发椅来得简单而省费。这边一般的木器，都是制造得非常坚致的。[12]7

在这一幅街景速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是如何延伸到日常生活的“风景”之中，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合作生产的普遍化，全民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通俗易懂的文化教育，降低成本的本土发明等等，为边区城市带来了一派粗糙、淳朴却不失新鲜与活力的景象。黄炎培之所以“逃”出招待所自由地散步街头，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通过对日常街景的捕捉，去评估隐藏其中的社会形态的真实状貌。

国民党文人笔下的陕北“风景”则将“风景政治”推向了极端和幽暗，他们笔下的“风景”往往传达一种绝望的想象。国民党文人们对陕北风景的描述，虽角度不一，但如出一辙。比如“荒凉”这个形容词，几乎在他们的笔下都会出现。确实，如果忽略“人”的要素，单纯只看到战争留下的废墟瓦砾，“荒凉”二字，将会是很多人来到延安之后的直接印象。然而，跟国民党记者同一批次随团参观的美国记者福尔曼，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然而这个城市建筑物的毁坏，既驱逐不了共产党政府，也驱逐不了人民。他们不过仅避到城外，在延安山谷的侧面，千尺悬崖的山壁下深深地凿了无数的窑洞，所以如今延安真的成了窑洞的城市，可以抵御飞机的轰炸。这些窑屋排成一行行用拱柱隔开来的弯拱的墙洞，层层叠叠严整地攀着山坡。”因此，他得出结论：“可以防御轰炸的延安的窑洞城市，今日正是边区人民的韧性与决心的非常的象征。”[13]51同样是这一团队中一员的赵超构也没有“荒凉”的感觉：“第一天延安给我们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14]面对同样一片瓦砾场，福尔曼、赵超构等人将其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既追溯了它的前因，又不忽视所产生的结果，站在历史的流动性中去审视延安城。这是将延安看作一个具有自身历史性的“他者”，他们对延安城的观看，是一个不断与之“对话”的过程。

三、域外主体的跨文化“想象”

旅行者对异域风景的捕捉与想象，并不纯然是个人行为。它往往能反映旅行者的身份与之前的生活经历，亦可从中看出某一共同体的既成心理图式，而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旅行者在观景时的期待视野。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访问陕北，为人们想象陕北的“风景”提供了别一种视角，同时也足以显示中国革命的世界性，从而相较于中国人自己的陕北纪行文字更受学界重视。斯诺们或只身赴险，或随团访问，体现出追求还原事实本身，客观公正报道真相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因此，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洗脱自身所在文明对东方民族的偏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也决定了其陕北游记的重要地位。然而，即便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民族的刻板印象压抑在客观的叙述语言之中，民族（文明）共同体对个人的影响也常常会在无意间流露出来，这在风景描写——一种主观色彩强烈的个性化描写——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对于不同的纪游者来说，个人的审美旨趣极大地影响了对于风景的选择和鉴赏。比如在斯诺启程前，他这般描写北京的春天：“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婵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15]7-8正是出于对“后一个”的关怀，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当时被称为“赤匪”的控制区内。然而，他并没有因这种人道主义的良心驱使而放弃对中国“迷人的奇境”的追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记者身份采访和报道边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同时，总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旅行家的“凝视风景”的眼神。比如，作者震惊于黄土坡的神奇诡谲，于是加之以想象性的表达，“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象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15]26，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来自东方的幻境。即使面对寻常景色，斯诺依然流露出一种旅行家特有的浪漫诗情。比如当他夜宿村庄，在一间“有臭味的屋子”旁边，却依然对夜空的朗朗繁星与流水声印象深刻，并且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15]34。其“旅行者”的心态可见一斑。

此前，斯诺曾为长途旅行制定了详细计划。在1928年来到上海之前，中国仅仅是他旅行计划的其中一站，而并不带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即使后来目睹了在中国发生的饥荒、恐怖和战争之后，斯诺也并未放弃旅行和冒险的爱好。他在启程后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表达新的生活期待，“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日子使我感到厌倦，它加重了我的神经紧张，并使我梦想到那些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16]。这或可看作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的缩影。人们在大工业生产时代脱离了原先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而被异化成为“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人们生活在“虚伪、可怜的陈词滥调”中，痛感精神的贫瘠与荒凉，因此就想去到“那些传说中的、遥远的地方”，于是东方国家的异域风土产生了强大的召唤力。

这种“东方热”的影响同样波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访问陕北地区的许多欧美作家。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域外探险者笔下的西部探险纪游文字中，“优美而严酷的景色、独异的民俗风情、艰苦凶险的旅程、生与死的抗争、文化反差带来的主体感受，在探险者风格化的细致、准确的描绘中得到了完满的展示，从而使其迸射出了生命的张力和独特的美学精神”[17]，而这些共有的特点，在域外作家的陕北游记中也多有体现。有些作家身兼“解放区作者”与“中国西部探险者”两重身份，如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与著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一起探访云南，而写出《北行漫记》的哈里森·福尔曼则在1932年前往青藏高原并在甘肃省夏河的拉卜楞寺拍摄班禅喇嘛，这使其成为最早进入藏地的西方人之一。更有意味的联系来自另一本著名的“东方乌托邦”小说，那就是在斯诺《西行漫记》出版三年之前，在伦敦出版的由詹姆斯·希尔顿写作的《消失的地平线》。如果说《西行漫记》塑造了一个东方的革命圣地——延安，那么《消失的地平线》则塑造了另一个东方的宗教圣地——香格里拉，正如《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行一样，《消失的地平线》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基于以上种种联系，“东方乌托邦”的痕迹是如何无意间体现在《西行漫记》中的就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即以“风景描写”来说，斯诺在考察红区的制度和日常生活之外，野性的色彩也时常不可遏止地漫溢笔端。例如当他经过内蒙古草原时，捕捉到了羚羊跳跃的惊奇画面，“有一次一群小羚羊突然的走到我们身边来，嗅了一嗅气味，又飞也似的奔着，奔到山冈深处”[15]280，人们能在这样的风景中看到探险家兴奋的眼神。同样的描写还见于他行至红区的南部边界时，“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极多......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15]353，如此灵动的自然风景与生命活力，正是“一部庞大的机器里的一只齿轮”的生活中见不到的。在行军路上，则有更加直接地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景，斯诺将共产党军队与各种小动物并置在一起，构成一副亲切、和谐中带有一点滑稽意味的“假期远足”[15]308画面，蕴藏着边区亲近自然、顺应自然的美好想象。

如果说斯诺进入边区是凭着个人兴趣只身赴险的非官方（甚至是非法）行为，那么40年代后域外作家访问西北的官方性质则得到显著增强：一是战争年代紧张氛围的要求及陕甘宁边区加强自身制度建设的结果，二是随团访问的性质使然。“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即是一例。访问记者往往聚焦于边区的社会制度与对共产党政绩的评价，而较少个人兴趣的流露，即便如此，有些作者对风景的选择和描绘依然能找到“东方”的痕迹，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就以审美的眼光描绘了陕甘宁边区别具风情的各样小城镇，如写佳县，提到的是“堡垒”“糖棒”“暮色苍茫的城门”“幽灵一样的灯笼”[13]216，这些都为边区小城涂上一种神秘魔幻的异域色彩。

在另一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笔下，我们能看出更明显的夹杂着“东方乌托邦”与东方主义偏见的风景描写。她先将延安看作中国历史稳定不变的证据，“来自中亚大漠的游牧部族的骑兵，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掠过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狭长的山谷，以此作为自己征服中国大西北的走廊，就像今天的日本人通过东北来威胁中国全境一样”，“史前时期至今依然是一个正在嘲弄着中国的魔鬼”；但一方面又认为，与永恒不变的苦难相伴的，是东方民族的古老智慧，“而延安则保留着史前时期的古老道教的哲学精神”，“他们的住所，过去曾经令人满意地抵御了老虎的坚牙利齿，今天仍然令人满意地抵御着空中的狂轰滥炸”。并且，她将儒释道等东方民族的意识形态，不加区分地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神秘主义的西方信仰替代物，“平常所见的佛教式样的东西及其他混合式的东西很不少，还有的呈现出史前野兽的模样。随地可寻的道君菩萨，似乎是和古老的青铜器一块儿埋入地下的。每一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尊道教之神，它忠心耿耿地维护着一种古老而尊严的信念——万物有灵”[18]。这里所体现的文化想象是与“红色中国”的特定色彩无关的。

在埃德加·斯诺等西方记者的跨文化“想象”中，延安综合了“未来乌托邦”与“东方乌托邦”的两种幻想。前者在20世纪以苏联为例，其要素包括先进高效的制度、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以及迥异于“衰落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后者以《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为例，特点是神秘的异域色彩，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斯诺笔下的延安处于苏联与香格里拉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位置，当他盛赞共产党军队的组织严明、红军领袖的英明睿智时，他所描绘的是苏联式的延安；而当他将眼光放在群众生活的“愉快”、简单朴实，以及神秘诡谲的自然风景时，他笔下则呈现了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延安。在两种幻想的交织中，始终潜藏着他以西方文化镜照东方的无意识行为，“东方主义”的“幽灵”恰恰隐身于跨文化的叙述中。

四、余论：“风景”与“想象”的互生

回到旅行者们探访延安的初衷，他们多是被想象的“圣地”风景所吸引，为满足好奇或企待施展抱负而纷至沓来。然而，当旅行者慢慢进入陕北的世界，崭新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所有的见闻会刷新他的认识，刺激他的热情，助长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滋生他对民族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此时，理性的抑制、客观的呈现都显得脆弱不堪，浪漫的诗情、澎湃的感怀就变得不可遏止。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延安的一切似乎令他诗兴大发，他在《延安五日记》中写道：“在枕上，成一首新诗，还没有定稿，就在雪一般白的窗月下朦胧着”，翌日清晨清新爽快的空气又使他“成七律一首”。梁漱溟在描绘延安人民的生活时，笔端不由自主地流泻出诗情画意：“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19]

伴随着风景的描绘，抑制不住的抒情成为陕北游记一个颇值玩味的特征。这自然流露的情感表面看是由延安呈现的新面貌所催生，但新面貌所昭示所期许的“新中国”才是此种抒情性的根源。一方面，陕北游记的作者是带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和想象进入陕北游览考察并进行游记创作的，“新中国”想象成了陕北游记的核心内容，其纪实和抒情都依此而展开；另一方面，延安欣欣向荣翻天覆地的新局面又进一步刺激、丰富并具体化了他们的“新中国”想象。曾陪同斯诺访问延安的黄华感叹道：“在苏区人民，在红军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20]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2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陕北游记的出版、流通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又影响了甚而重塑了广大民众的“新中国”想象，这想象召唤出了他们的革命激情。许多作家和进步青年正是阅读了广为流传的陕北游记后奋不顾身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许多并未亲临陕北的人们，也正是通过这些游记认识、了解、熟悉、认同延安的。康濯、华君武等诸多作家艺术家排除万难奔赴延安，斯诺的《西行漫记》所描绘的陕北的美好图景功不可没。建国后担任《红旗》杂志社党委书记的吴介民回忆说：“我极度彷徨苦闷的时候……一本引起轰动的佳作出现了，它就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我们反复研读，心里豁然开朗，得出的结论是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它的根据地在延安，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人民希望的所在。”[22]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陕北游记刺激、引导、重构了广大民众的民族国家想象。可以说，“陕北”、“延安”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文化符号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是“新中国”形象的再生产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心向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总之，“新中国”想象推动着游记的生产，其中“风景”是表征“新中国”样貌的重要形式，游记的生产又反过来刺激“新中国”想象的再生。游记对陕北的反复书写，是在“新中国”想象的促动下完成的。陕北游记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引导并重塑了广大民众的“新中国”想象。正是通过“新中国”想象的重铸与强化，陕北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现代革命社会动员及再造历史主体的政治目标。

注释：

[1]陈约克:《去延安途中》,《良友》1939年140期。本文还被译为《他们为什么去延安》,发表于《自学》,1939年第3卷第3期;《为什么他们往延安》,《学与生》1939年第1卷第2期。

[2]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

[3]何其芳.从成都到延安[J].文艺阵地,1938(3):461-467.

[4]平浪.奔赴延安[J].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6):44-48+29.

[5]孙翰文.陕北纪游(下)[J].西北论衡,1937(3):49-61.

[6]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J].申报每周增刊,1937(20):438-441.

[7]流金.延安的街——陕行杂记之二[J].少年先锋,1938(8):36-40.

[8]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

[9]李跃力.陕北游记与“新中国”想象[N].山西日报,2016-06-22.

[10]赵超构.延安一月[M].南京:南京新民报社,1944:26.

[11]宋之的.长子风景线[J].七月,1940(2):73-76.

[12]黄炎培.延安归来[M].重庆:国讯书店,1945.

[13]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4]赵超构.延安一月[M].重庆:南京新民报社,1944:59.

[1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6]约翰·汉密尔顿.引言青年时代[M]//埃德加·斯诺传.柯为民,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19.

[17]马永强.文化差异制约下的中国“西部镜像”——20世纪初域外探险者笔下的西部探险记游[J].唐都学刊,2004(2):51-56.

[18]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上)[M].马庆平,万高潮,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85-86.

[19]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3-124.

[20]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27.

[21]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M].张扬,张永澄,沈苏儒,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74.

[22]吴介民.我的一段风雨历程[M]//任文.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我要去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