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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知识改变命运”。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莘莘学子“逆天改命”提供机遇，也为皇权社会下的官僚体系选拔必要的人才。不过，科举竞争异常激烈，不亚于当下父母“鸡娃”，培养孩子考上一流大学。可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仿佛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考取功名后，读书人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吗，抑或只是漫长人生的一个节点？历史学者王瑞来的《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给予我们颇多启示。

读书人的“两道门”

从北宋到南宋，科考人数增加，录取名额却没有激增，于是南宋科举变得更加“内卷”。比如吉州（今江西吉安），北宋末年应试人数4000人，录取名额45人，而南宋录取人数增长至68人，可应试人数已经超过万人；更残酷如福州，北宋末至南宋初，应试人数3400人，录取名额68人，到孝宗开禧年间，应试人数暴增至18000人，而录取名额竟然降至54人。可见，哪怕学习水平不变，生在不同时代，结局恐怕也将大不相同。

古代士人读书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做官，可即便进士出身，也要经历漫长的爬升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说，科举难，仕途更难。中考进士一般会被授予低级别的幕州县官，当时习惯称之为“选人”，中考者要经历选人、京官、升朝等步骤，直到散执政，否则整个仕途都可能在各个地方任上蹉跎。

选人之内的升迁，非常困难，时人唤作“选海”。以选人七阶内迪功郎为例，有进士出身者经历三考，无进士出身者要求四考，也就是担任差遣三年或四年，所谓“考”就是对官员一任的考核与迁调；如果没有举主推荐，还要经历五考。可以看出，进士出身只是做官的“敲门砖”，只是一定程度有所加成，并非起决定性作用。

要脱离“选海”成为京官，最重要的是上司推荐。《朝野类要》记载：

承直郎以下选人，在任须俟得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举主保奏堪与改官状五纸，即趍（同“趋”）赴春班改官……选人得初举状，谓之破白。末后一纸凑足，谓之合尖，如造塔上顶之意。

也就是说，五封推荐信，才是仕途更进一步的关键。然而，不难想象，“推荐”制度中人的因素干系甚大，无门路者想要拿到足够分量或数量的推荐信，可谓难上加难。南宋洪咨夔就曾评价为“矧堕七选之坑，欲结五剡之塔。”

由此，王瑞来深刻地总结道：宋朝的政治家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充满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门……穿过这第二道门，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读的真正目的。然而这第二道门却是不易穿过。穿过第一道科举之门，尽管千里拔一竞争激烈，但毕竟主要凭自己的努力，顶多是加上家族的财力支持。如果成绩不成，神仙也帮不上忙。然而，穿过第二道入官之门时，却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运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选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绩这样的“硬作为”，以及广结人脉、钻营于权门这样的“软作为”。对于这第二道入官之门，多数选人是“小扣柴扉久不开”，甚至对有些选人而言，门是永远关闭着的。

杨万里也难免俗

南宋四大家之一、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诗歌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言。然而，他的仕途绝非一帆风顺。

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举，获得选人身份，授官赣州司户参军，又因为员多阙少，杨万里在家待阙两年后，才正式入职。直到37岁，杨万里还在零陵县丞的职位上，看上去前途晦暗。

他命运的转机来自于结识张浚、张栻父子，当时朝廷重臣张浚和他的儿子、理学家张栻，贬谪于永州，杨万里有机会师事张浚。此后，孝宗即位，主战派张浚出任宰相，杨万里随即改秩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得以脱出选海。

杨万里无疑是幸运的，可他的生活也是贫瘠的。他在39岁丁父忧居家时，以《悯旱》描述了生活的贫困：“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杨万里后来官至吏部员外郎，他一生最荣耀之时，应当是孝宗亲自将其升为东宫侍读，太子赵惇，也就是后来的光宗，亲题“诚斋”二字赠给他。

作为一名诗人，杨万里生性放旷，注重声名。他自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即便如此，杨万里的文集中，却充满了为亲友子孙求取推荐的信笺，约占比三分之一。这也侧面说明，在既定规则下，一代文豪也不得不遵循人情世故。最终，在杨万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长子杨长孺终于在几年内连续升迁，脱离选海，踏上光明的仕途。

俗谚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提点并改变命运的杨万里，当然深知游走于体制的不易，如果不能跳脱规则，任何人都只是这部官僚机器的“齿轮”。

读书人如何灵活就业

南宋科举竞争激烈，而到元代更是停废科举。由宋至元，很多举子无法在仕途精进，于是自谋生路。那么，这些读书人可以做什么呢？不妨从他们掌握的技能一探究竟。

《儒林外史》里有个马二先生，热衷科考，他并非成体系地学习，而是利用范文、例文来应付考试，属于极为功利的学习。然而，这种情况在宋代业已出现。辛弃疾年轻时从金国境内的山东，回归南宋域内。辛弃疾对当时的科举不以为然，认为花上三百铜钱购置时文教科书便可考中。随后，他果真中举，孝宗还不无打趣地说辛弃疾的官爵是三百个铜钱买来的。还有一例，陕西人姚岳流落四川，得到一册举业时文，才发现自己之前学的东西很“落后”，于是加倍吸收，最终也得以中举。

以上事例并非否定科举的价值，只要是考试，必定有规则，也必然可以提升效率。程式化的事物不可避免，人们无非是在规则中占据先机。

对于时文、公文的熟稔，促成了元代“以官为吏”的现象。唐、宋两代中，举子可做县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而真正执行政策的群体是胥吏，官、吏虽然并称，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官可升迁，吏只是“打工”，所谓“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衙役”，二者属于两个阶层。

元代以蒙古人、色目人作为领导阶层，汉人、南人只能负责基础治理，鲜有上升阶梯。但废除科举后，行政治理依然需要文士，于是便出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1267）的一段评价：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具备文化知识的士人，转职为胥吏，可以说只有心理障碍要突破，本身的能力已经具备，相当于以大材作小用。然而，世道如此，读书人也别无选择。除胥吏外，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谋生选择。

元代还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设有“儒户”，所谓“户”就是职业和身份相融合的户籍制度。将士人与贩夫走卒并列齐名，当然在“士农工商”的观念中充满抵牾，可是，客观上儒户免除赋税，又让他们充满优越感。

所以，“士人作为世袭的文化贵族，不凭借祖上的血缘门第，在元代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拥有不纳税、免除大部分差役特权的儒户，成为社会中以文化为标志的精神贵族群体”。吊诡的是，正是废除科举，将士人身份变为户口标识的元代，加强了士绅阶层的形成，将这一宋元改革延续至明清，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过往观点容易夸大废除科举的影响，其实，元代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废科举、变儒户、做胥吏，无疑说明那些看似坚固无比的“身份”，很可能变动不居。

黄公望另辟蹊径

《富春山居图》的作者、大画家黄公望，生活于元初，一生坎坷颇多，从事职业甚众。黄公望自幼读书，“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在继父去世后，黄公望顺应潮流，“舍方册而从刀笔”，加入胥吏大军。

在《录鬼簿》一书中，描述黄公望“浙西宪吏性廉直，经理钱粮获罪归”。黄公望因工作而获罪，推测他得罪了地方权贵或顶头上司，导致为吏生涯草草收场。后来他加入全真教，《姑苏志》记载：“黄冠野服，往来三吴，开三教堂于苏之文德桥。三教中人，多执弟子礼。”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其实是黄公望为教友无用师而作。

此外，黄公望“以卜术闲居”，说明打卦算命也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大清一统志》记载说松江“其地有精《九章算术》者，盖得其传也”。打卦算命，需要精通算学，后世还有以他为名号的传人。

由此看来，黄公望的职业履历非常丰富，属于典型的灵活就业，自谋生路。相较于胥吏、宗教人士、卦师，作画亦可视作他从事的众多行当之一。

据黄公望两次从吏时间看，第一次在20至30岁之间，第二次则接近50岁。30至40岁的年龄段是黄公望履历中的空白。或许在“经理钱粮获罪归”之后，他便开始学画，自己因“廉直”而仕途受挫，是时开始自号大痴，亦属合情合理。

黄公望位列“元四家”之首，在历史画坛地位甚高，然而，黄公望的绘画，多少有半路出家的意味，至少从他的生命轨迹看，并非自幼就有追逐艺术的理想。

难得的是，黄公望晚年不断创新，作画不辍，让绘画成为自己一生中真正的追求。恰如王瑞来所言：“滴水映日，写意传神，透过黄公望个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还是一个时代的云涌风动，是裹挟着无数浪花的大河奔流。”在任何时代，人的命运由自己抉择，但也绝对离不开所处时代给予他的影响。拿起、放下、权衡、变更……这些或许正是动荡时代中不可避免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