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柳亚子的上海往事
人们对一位诗人进行身份认同，多半会给这位诗人贴上标签，诸如边塞诗人、田园诗人、山水诗人、抒情诗人等等。如按这样的例子对柳亚子作身份认同，最恰当的也许莫过于“爱国诗人”这一桂冠。当然，如果换一种说法，说柳亚子是一位以诗歌鼓吹革命的歌手，也庶几近之。
上海给他的思想启蒙
柳亚子，1887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乡绅之家。他家后搬迁至该县黎里镇。他原名慰高，亚子是号。后即以号行世。
柳亚子20岁前就与上海有了交集。先是1903年，年方17岁的柳亚子，来到坐落在上海泥城桥堍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以“中国教育会”会员的资格，作为附课生读书。
柳亚子的体会是，在上海“爱国学社”读没读过书，确实不一样。比如这一年，他为帮助妹妹放开缠足，和母亲斗智斗勇。他后来回忆道：“这时候，我是十七岁，已经入过爱国学社，再由上海回到家里，民族思想是大大地发达了。我反对满清，在上海时已不薙头发，但因为家庭的关系，没有把辫子剪去。因为母亲说过，倘然我把辫子剪掉，她一定会悬梁自尽的。这样，我也有些见她怕，不敢硬来，但四周的短发，却早已留了起来。因为蓬蓬地很不好看，便利用当时流行的‘流海’（即刘海。编者注）来做掩护，于是前发齐眉，后发披肩，远看时颇有些大小姐的姿态了。母亲为了我不肯薙头，她终是看不顺眼，但也没奈我何。现在，她见我拼命的要求她替平权（即柳亚子次妹——引者）放脚，她的机会来了。她提出条件，要替平权放脚，一定要我薙头，而且两件事非在同日同时举行不可。我想了一想，苦笑道：‘男子薙头，女子放脚，难道真的非把南明亡国时代的痛史再重复演一下不兴吗？’当时很想拒绝这个条件，但又翻转来一想，脚一放不易再缠，因为年岁已大，要再缠也缠不小，我母亲是决不能够再反悔的了，何况，我第二步还想要求送她（平权）进学校呢？至于头发，生在我的头上，今天薙了，明天就可以不薙的。”就这样，由于柳亚子的机智干预，他妹妹险些被戕害的双脚，终于脱离野蛮的缠缚，得以放足。柳亚子将自己有此意识归功于头脑中“民族思想”的大大发达。其中即包括他到上海读书后，打开视野，有了格局。
也是在这一年，当他自己也逃不出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式婚姻的窠臼时，他提出女方必须放足、还须到上海读书这样的条件方才答应。那时他都已经了解到，上海除了教会学校，还有两所女学校，一所是“务本女学”，另一所是“爱国女学”。他甚至更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学校，找到自己理想的爱人。
据柳亚子自述，当时给予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清代的龚自珍。柳亚子称他俩“可说是我文字上的导师，思想上的私淑者了”。柳亚子订阅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是它的热心读者。当时“爱国学社”也是中国第一个鼓吹革命的学校，吴稚晖、章太炎都在这里担任教师。由此柳亚子在这里直接受教于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并对章太炎恭敬有加。此际他还认识了另一位从日本归国、当时寄寓在“爱国学社”的革命志士邹容。柳亚子后来回忆道，他“和太炎先生和邹蔚丹（邹容字——引者）烈士最搅得来”。他还记述道，有一次曾和章、邹及另外几位朋友一起，在上海一家叫“长乐意”的馆子吃饭，大家相谈甚欢。
据柳亚子自述，当时上海有三处“革命的大本营”：其一是“中国教育会”，其二即是“爱国学社”，其三则是作为舆论阵地的“《苏报》”。尤其是《苏报》发表的社论，可谓指陈痛快，批判淋漓。当年“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发起后，《苏报》立刻响应，并主张要实行拒俄，非先打倒清政府不行。尤其是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著《革命军》两本书，甫一出版，《苏报》即倾力介绍，导致气急败坏的清政府派人到上海租界，试图说动各国领事，关闭苏报馆，捉拿章、邹二人。
与章太炎、邹容的交谊
此后不久，“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起了内讧。柳亚子本是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资格进的“爱国学社”，现在二者既然脱离了关系，柳亚子自觉已不便继续待着，便回了黎里老家。不料仅过几天，上海“苏报案”发，章、邹在租界入狱。这期间柳亚子因一时没法脱身前往上海，曾托友人捎信问候章、邹二人。而他也很快收到了章、邹二人从狱中给他的回信。
第二年，柳亚子终于来到上海，得以跟随蔡元培前往上海虹口提篮桥监狱，看望章太炎和邹容。当时章太炎已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监禁两年。关于此次探监经过和细节，柳亚子后来曾这样记述道，当时蔡元培先生有一张探监证，一个月可到提篮桥监狱探监一次。但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也只能探望一个人。这就是说，柳亚子好不容易到上海，希望去探望章太炎和邹容，但他只能先探望他俩中的一位。柳亚子说：“这一个限制，使我非常感到痛苦，到底去看哪一位好呢？记得我拜访蔡先生，是在‘爱国女学’里面吧。我没有办法，只好请蔡先生替我作主决定。蔡先生说：‘从刑期讲，太炎先生判三年，蔚丹判两年，到明年此日，蔚丹早就获得解放了；从年龄讲，太炎先生半老了，蔚丹今年只有廿岁，相见之日正长呢。那末，你这一次，还是先去看太炎先生吧！’这一番理由很充足，我当然听从了他。”于是，蔡元培便为柳亚子准备好了一切，到了去探监那天，不仅提前雇好了两辆人力车，还亲自陪同柳亚子前往提篮桥监狱。到了目的地后，因为只能进去一个人，蔡元培就在门外等着。那天恰是上海大热天，监狱门外骄阳似火，柳亚子因此对蔡先生无比感激。
见过章太炎后，柳亚子本想下次一定有机会见到邹容。孰料，还没等到柳亚子再来探望邹容，后者却不幸已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年仅20岁。
暑假期间，柳亚子从家乡再次来到上海。这次却只能前往华泾，谒邹容墓。那天柳亚子内心无比伤感，他说：“到了那儿，凭吊一番，夕阳荒草，一代人豪，不禁悽然欲绝起来。”
痛悼死者的悲愤之情，更激化出了柳亚子内心强烈的反清情绪。且说还在1904年，慈禧太后做生日时，柳亚子就曾写下《十月十日，虏后那拉万寿节也，纪事得二首》诗，从中颇可见出柳亚子身上那股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败的清政府的强烈反抗情绪：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
创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06年，柳亚子又一次来到了上海。
此次来沪目的，用柳亚子自己的话说，即是“为了读书，为了革命”。只是这一年，他进入的是上海理化速成科，学习化学。但在这里，柳亚子主要还是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以实施暗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时对于革命的理想，第一是暴动，第二是暗杀，学陆军为的是暴动，学理化为的是暗杀，那当然都是很幼稚的理解，不过倒是很认真的情愿献身于革命呢。”只是，后来柳亚子因为受疾病困扰，最终没能学成。
病愈后，柳亚子在上海通过原“爱国学社”同学何震生的关系，认识了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以及另一位上海人朱少屏。由他俩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同时他又参加由蔡元培主盟的光复会。所以柳亚子说自己“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人”。此后不久，他便在上海吴淞口外的一艘海轮上拜访了孙中山先生。从此，柳亚子更坚定了作为一名民主革命者的思想和立场，且一直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
本文开篇时曾说过，柳亚子是位民主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位诗人或“鼓吹革命”的歌手。作为诗人，有一个话题肯定必须提及，那就是柳亚子和陈去病、高天梅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创立了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就是反对北庭的旗帜了”。（柳亚子语）
“南社”虽然于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但它却是1907年冬，在上海一家酒楼商量而成。“南社”成立后，不仅翌年第三次雅集即设于上海味莼园，1911年第四次雅集和同年9月中旬的第五次雅集，也都在上海愚园，而且“南社”的通讯处和联系人，除了苏州黎里镇柳亚子外，另一处就设在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五十四号民立报馆，联系人是朱少屏。
第五次雅集时，陈英士、宋教仁、胡寄尘也都参加，来到了现场。当时，柳亚子就居住于上海西门外安澜路三十八号，并在这里欣闻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而后他偕朱少屏、胡寄尘创办《警报》，鼓吹革命军战迹，以弘扬民气，并迎来十一月四日上海光复。此后“南社”又曾多次在上海雅集。
柳亚子自“南社”成立后，继续以充沛的热情进行创作，其批判的锋芒也越为凸显。如《题洪北江更生斋诗集》，即凸显了他对封建忠君观念的强烈批判：
投荒万里归来日，犹自题诗颂圣仁。
臣罪当诛缘底事，昌黎误尽读书人。
洪北江即洪亮吉，因上书言事，被嘉庆皇帝遣戍伊犁。百日后赐还，洪作诗感念皇恩。诗中可见柳亚子对这样的旧观念很不以为然。昌黎系唐代文学家韩愈，柳亚子在这里顺带也批评了一下充斥着说教味的韩文学说，从而表达出了自己的文学旨趣。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有“南社”社员就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此人激赏柳亚子的骈文才华，力邀柳亚子赴宁担任秘书。结果，盛情难却的柳亚子履新仅三天，就因不满南北议和的气氛而辞职回到上海，为《天铎报》撰写社论，反对袁世凯，并批判南京政府里的主和派。显然，他更愿意发挥自己手上那支笔的分量。
“南社”自成立以来，在岁月递嬗中，一路经过了反清、反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程。在此过程中，鉴于少数“南社”成员，在反袁斗争中态度消极，乃至与大众成员背向而行，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更显落伍，柳亚子觉得现在的“南社”已不再能负荷原先的使命，决定改组“南社”，并表明此后“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
离开上海，远赴香港
1923年5月，柳亚子邀叶楚伧、胡朴字、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为发起人，筹组新南社。当时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邵力子、陈望道还是共产党员。新南社共举行过三次聚餐会，出版了一期《新南社社刊》。1923年10月新南社成立大会亦在上海福州路上花园都益处菜馆举行。柳亚子被推举为社长。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接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柳亚子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干事，自此他不断往来于上海和黎里，从事一系列革命活动。1927年5月，他一度为躲避军阀追捕先逃亡到上海，尔后赴日。后于1928年4月归国。“从此（在上海）一住五年，以后将成为上海的市民了。”（柳亚子语）
1932年7月，上海通志馆成立，柳亚子被聘为馆长，继而出版《上海通志馆期刊》，及收有上海历史珍贵资料的《上海市年鉴》等。后者不乏首创意义。此际他已着手南明史的研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柳亚子因病留居上海租界，潜心南明史研究。他的此项研究，不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更寄寓着他一腔爱国之思和国家兴亡之慨。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危险，1940年12月12日，柳亚子怀揣革命激情和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离开上海，远赴香港。
1945年8月，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柳亚子写诗赠毛主席：“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10月，毛主席致信柳亚子，赞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对他的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