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多面手，在短短60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在民族文化遗产整理、世界文学译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刊物编辑、文学社团组织以及美术、考古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在这诸多领域中，贯穿郑振铎生命始终的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他提出的“俗文学”理论以及围绕此理论开展的学术实践影响尤为深远。郑振铎为后世提供的丰厚学术资源，穿越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愈发显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

打破中国文学史的固有格局

“俗文学”概念的引入、阐释与生发，是郑振铎在特定时代立足中国文学实际进行文学史反思和重构的重要举措，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中国俗文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它以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为开端，与当时眼光向下看的政治文化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向前追溯，晚清以来就有一批开明的文人学者以文学革新推动思想启蒙。例如，梁启超为达到改良群治的目的，将小说的地位从“小道”提升至“文学之最上乘”，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引领时代风潮的知识分子大力倡导以歌谣搜集整理为标志的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试图从中发现一个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民间，以从民间汲取灵感和力量的新文化来取代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在此背景下，与正统雅文学相对的通俗文学形式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有着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子，对雅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他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其出生地温州是宋元南戏的诞生地，具有悠久的民间文艺传统。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旅居欧洲，在各大博物馆中见到了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特别是敦煌千佛洞所藏的俗文学写本，给他以极大震撼，深刻影响到他的文学史观。此后他积极投身俗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编纂出版了多部戏曲和说唱文学目录，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的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支撑。

对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产生最大影响的学者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 胡适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把中国文学分为“古文”和“白话”两类，认为前者代表贵族圣贤的“死文学”，后者代表民间大众的“活文学”，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胡适的“白话文学”是从文学语言角度提出来的，针对的是“文言文学”，并不涉及文学思想和文学风格，而且《白话文学史》写到唐代就截止了，不能算作完整的有体系的文学史。但是，胡适提出的“白话文学中心说”以及人弃我取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还是对郑振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俗文学史》中“‘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的说法，就肇始于此。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郑振铎就展开了对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但他对俗文学理论的整体性思考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编撰上。1932年，郑振铎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变文、鼓子词与诸宫调、话本、戏文、杂剧、讲史与英雄传奇、散曲、长篇小说等俗文学形式与古典诗文并列加以论述。郑振铎认为，文学史格局的变化，既与编撰者的指导思想有关，也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文学史的固有格局，“近十几年来，已失的文体与已失的伟大作品的发见，使我们的文学史几乎要全易旧观。决不是抱残守缺所能了事的”。所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变文、戏文、诸宫调、讲史、散曲、短剧、民歌、宝卷、弹词、鼓词等，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他书所未曾涉及的。

1934年6月，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一文中说：“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方向跑去，于是新的种种便不断的被搜获、被掘发。”他简要总结了截至当时三十年来新发现的足以改变中国文学面貌的新资料，其中涉及俗文学的部分有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民歌俗曲、诸宫调、戏曲、散曲、小说等。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出版，第一次从概念、范围、分类、特质等方面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俗文学理论体系，掀起了俗文学研究的高潮，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学史格局的建构。

民间立场与雅俗融通

《中国俗文学史》开宗明义，为俗文学下了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按照文体，郑振铎将俗文学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第二类是小说，专指话本，不包括传奇和笔记小说；第三类是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和地方戏；第四类是讲唱文学，这一类别在中国的俗文学里占了很大比重，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第五类是游戏文章，这是俗文学的附庸，其性质也极为复杂。他将俗文学的特质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大众的，二是无名的集体创作，三是口传的，四是新鲜、粗鄙的，五是想象力奔放，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

对俗文学概念定义和主要特征的总结，体现出郑振铎站定民间立场，力求从民间文学的视角来拓宽文学范畴、改变文学观念的强烈愿望以及对俗文学民间性特征的执着追求。但是，在列举俗文学的具体类型、文体与代表性作品时，他却忽略神话、故事等更具口传性、民间性的题材，而是大量采用俗文学的书面文本，这些作品与他归纳的俗文学特征存在明显抵牾之处。例如，被他看作俗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元曲大家的作品，《再生缘》《笔生花》等女作家弹词，既不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也不是“口传的”，而是典型的作家文学。

这种矛盾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郑振铎虽然高扬大众性、口头性，但他有关俗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却是依据书面文学的特征设计的，所涉及的作品在此框架中的地位也是按照书面文学的标准来确定的。郑振铎对俗文学书面文本的重视，既源于他受到的正统文学传统的熏陶，更与俗文学文献的大规模发现有关，他丰富的私藏为搭建中国俗文学史大厦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并激发起他学术探索的强烈斗志。另一方面，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俗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几乎是可以简单置换的概念，其基本的学术指向都是“民间”。“通俗”“民间”“大众”，不仅体现在文体形式、文学特征上，更体现了自觉的民间立场与价值选择。郑振铎建构了一个包容性最大的“俗文学”概念，在他看来，要引起人们对俗文学的重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扩大该文体的涵盖范围和包容性，以凸显其价值。

郑振铎认为，正统文学和俗文学各有疆域，存在明显的分野，但不代表它们水火不容、截然对立。他称赞民间文学是文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认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因为许多当下被视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就包括大量原先属于民间、后来“被升格了的”俗文学，两者存在着“祖源”关系。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俗文学“并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于‘野草’的粗鄙的本色的。他们自身常在发展，常在前进”。他认为，“雅”与“俗”不是静止不动的，两者始终处于流动的过程中，“雅”和“俗”的融通造就了中国文学这条大河的波澜壮阔。

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郑振铎说：“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换言之，已经雅化的长篇小说、弹词等的祖先，或者初始面貌就是大众化的，就是鲜活粗鄙和口传的。例如，后世成为文学经典的长篇小说即脱胎于宋代的“讲史”。因此，郑振铎归纳的俗文学“口传的”“无名的集体创作”的特质，主要是指俗文学在成为定型的书面文学之前的流传状况，与今天民间文学学科所谓的“口头性”并非同一个概念。

立足中国文学史的框架

在郑振铎眼中，文学史不仅是记录和梳理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是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基于这样的理念，郑振铎认为民间文学（俗文学）既自成体系，又是中国文学史拼图的重要板块，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并与世界文学殿堂中的经典作品做对比，会发现这一文体是极富本土化和民族性的。郑振铎打破了中国汉族没有或缺乏民间叙事诗的偏见，他断言，佛曲（变文和宝卷）、金元时期的“诸宫调”、明清时期的说唱词话和鼓词等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就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史诗，这些作品“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依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因此，俗文学文体的被发现和被重视，不仅扩大了中国文学史的范围，更新了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更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弘扬了民族精神。写作于战时的《中国俗文学史》更是本着这种出发点，在完成俗文学理论建构的同时也传递了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热烈歌颂和对民族精神的深沉追求。

郑振铎确立的以书面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学史框架中融通雅俗的“俗文学”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书面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借鉴和沿用辑佚、辨伪、考证等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许多拥有跨文化视野的学者还大量采用比较研究、类型研究等方法开展研究，使得俗文学有了固定的研究对象与系统的研究方法，迅速走上了学科化、专业化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赵景深、杨荫深、孙楷第、朱自清、冯沅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认同于郑振铎构建的俗文学研究体系，他们以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上海），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香港），赵景深主编的《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上海）、《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上海），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北京） 6 种“俗文学”周刊主要阵地展开俗文学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以及故事、歌谣、谚语等俗文学门类的研究著作，形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俗文学派”，在文献整理、理论探索以及俗文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培养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其影响绵延至今。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