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古开新的古越藏书楼
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和历史积淀，藏书楼的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走出一条从特权到平等、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的道路。1902年，浙江绍兴乡绅徐树兰本着“存古开新”之旨，创建了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树立了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化私为公，藏书续学，创办公共藏书楼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西学东渐方兴未艾，蜕故孳新云起龙骧，维新变法思潮逐渐成为时代强音。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人，光绪二年中举，授兵部郎中，封一品官职，因母病致仕还乡，兴修水利，创设义仓，造福乡里，嘉惠桑梓。徐氏受维新思潮影响和西方新事物启发，将务农和教育视作维新之本，认为“广设学校，此诚兴贤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计也”。为启迪民智，开拓创新，徐树兰借得山会豫仓公地，于1897年创设中西学堂，同蔡元培于1899年创设养新书藏。在《为呈明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事》中他提到：“策念学堂教授学生，每学不过数十人，或百数十人，额有限制，势难广被，而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于无资，入学又格于定例，趋向虽殷，讲求无策，坐是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可见在始建学堂之时，入学人数有限，寒门学子每苦无书，难以实现造就人才、救亡图存的夙愿。徐树兰学习他国经验，“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藏书，恣人观览”，意识到藏书楼与学堂互为辅助，能发挥更好的津逮后学作用，萌生了兴建藏书楼的想法。
据《古越藏书楼章程》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徐树兰“捐银八千六百余两，于郡城西偏，购地壹亩陆分”，“建屋凡四层，前三层皆系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桌椅器物皆备”，清楚记载了1900年，徐树兰自捐银两在绍兴城西古贡院处购地一亩六分建藏书楼，合1067平方米，分为四进二楼，前三进用于藏书，第二进楼内一层设有阅览大厅，可同时供60位读者阅读，并设有一处供读者随意翻阅数种日报。徐树兰将家中典藏的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又不惜费用搜罗书籍，共得书七万余卷，至1902年，古越藏书楼初具规模并对公众开放，“其乡之人大欢”。古越藏书楼开办经费共32960余两银子，都由徐树兰私人捐赠。回望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藏书历史，私家藏书大多秘藏不宣，藏书家们或将典籍束之高阁，藏而不用，或著书立作，校勘刻印，浩繁卷帙在史海沉浮中旋聚旋散，难觅影踪。徐树兰变“一家之藏”为四方之士“共读之藏”，敞开私人藏书楼的大门，供天下有识之士共鉴，是中国藏书事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正如张謇评价“今先生独捐世舍故，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謇知其子孙必能嬗守而不失，亘千祀历万劫而无已也”。古越藏书楼开放的办馆理念，显示其已经成为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公共藏书楼。
汇集古今，兼收并蓄，积聚共读之藏
古越藏书楼建成之时，徐树兰捐出世代家藏的经、史、子、集及一切有用之书，并利用捐银从上海等地购入“所有近来译本新书”，加上“养新书藏”中的一部分旧藏，共裒集书籍七万余卷，编目三十五卷，书籍卷首钤有“古越藏书楼图记”“会稽徐树兰捐”“养新书藏图籍”等藏书章。书楼建成后，为获得社会各界支持以丰富馆藏，藏书楼章程中特地注明“以限于赀力，未能完备。有愿出赀助益及助益书籍者，均拜嘉惠”，并在捐资购入和赠送的书籍上标明“某某惠赠”字样。依托先进的藏书条件和管理模式，古越藏书楼还开创了“存书”先例，初具知识共享的前卫理念，倡导公众将藏书寄存于此，由藏书楼代为托管，存取自便，后来这批藏书有的退还给了主人，有的由主人转赠后保留在藏书楼。除此以外，徐树兰后辈仰承其遗命“认捐常年经费一千元”，用于书楼经营和书籍购置。古越藏书楼多元化的藏书来源不墨守成规，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潮流，各类书籍如群流汇海，典籍益宏。
古越藏书楼的建楼宗旨为“一曰存古，一曰开新”。“存古”既是典籍的保存和流播，也是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而“开新”呼应了当时的经世致用学风，顺应西学东渐的潮流，为兴办实业、发展科学积聚养料。徐树兰在藏书楼章程中阐明，“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做学问不能“详古略今”或“尚今蔑古”，博览古今中外方得贯通。古越藏书楼的藏书特点是古今兼收、中西并蓄，将藏书分为古籍、今籍两部：古籍分为学、政二类，除继承四部分类传统之外，增设“时务”一部纳入政类；今籍分为普通和专门二类，已译和未译的“东西图书一律收藏”。古越藏书楼不忘维新图强的根本，以辅佐教育和培养人才为宗旨，重视时务实业实践，除书籍外，收藏各种图画、学报日报、标本器械等，以备科学研究之需。中国传统藏书文化和近代西方藏书理念在古越藏书楼的藏书体系中交汇碰撞，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得以古为今用，近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得到推广传播。古越藏书楼“开新”的藏书特色，表明其已经从以藏为主的旧式藏书楼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藏书楼。
融会东西，求新图强，创新管理规章
徐树兰参酌中西各国图书馆管理章程和制度，在藏书分编和藏书楼管理上大胆创新，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革新精神和独步当时的先进理念。徐树兰编写了《古越藏书楼书目》，将古典和新学统一分类著录，适应新学、西学书籍的利用和宣传。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增设“时务”一部，将新学之书与“经”并列；后又将新旧书籍融为一体，冲破了四部分类的藩篱，创为学、政二部，开创我国近代图书馆中西文献统一立目的先例，为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引进探路。该书目在分类编目、书目体系、类目名称上皆有创新，充分地揭示了馆藏，系统地描绘了我国传统学术体系向近代科学体系转型的图谱。徐树兰还制定了《古越藏书楼章程》，为藏书楼设置阶梯式的组织机构和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这份章程共七章三十节，在第四章“管理章程”中规定，藏书楼设立总理、监督、司书、司事、门丁、庖丁、杂役等，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初具图书馆管理体制。第五章“阅读规程”共十五节，占全部章程的一半，悉心为读者着想。藏书楼上午9—11时，下午1—5时向公众开放，凭对牌进楼，对号入座，读者可凭对牌和发书单借阅书籍，在一层大厅阅读，自备笔墨随意抄写，但不能将书借出藏书楼，如有污损需照章赔补。除此之外，藏书楼还能够为读者供应茶水、承办用膳，服务细致周到，体现了开明的读者服务意识。
古越藏书楼开放后，“海内藏书家皆效先生之为”，全国各地办公共图书馆蔚然成风。走向开放、融通共享的古越藏书楼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文人学者，蔡元培曾在此校刊图书数年，范文澜在负笈上海浦东中学堂之前，也曾是出入藏书楼的常客，钱玄同、鲁迅、胡愈之等人皆与古越藏书楼有不解之缘。百余年间，古越藏书楼历经磨难，现为绍兴图书馆的分馆之一，绍兴图书馆的历史文献馆中珍藏着古越藏书楼的一万余册旧藏。如今，藏书楼独存门楼两层，仍然对外开放，“存古开新”的历史文脉中，孕育着一方土地的精神共富之魂。悠悠书香致远，百年余韵绵长，如蔡元培先生在古越藏书楼所书对联中言：“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