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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但对屈原时代所说“兰”是否即是或包括后来人们所说兰花，宋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未能圆满解决。

屈原所说“兰”乃菊科泽兰属植物，汉以来称作“兰草”，与同类蕙草等统归“香草”，以鲜明的药用、香用价值著称。而今所言兰花为兰科兰属春兰、蕙兰等观赏植物，始见于北宋中叶，所谓《楚辞》与唐五代作品已有兰花的信息均不可靠。宋徽宗年间所编《宣和画谱》记载魏晋迄北宋末230多位画家近6400幅绘画，其中涉及花卉植物的画作近3000幅，以牡丹、桃、梅、菊、莲、芍药、杏、松、竹等题材居多，却无一幅画题中含有植物“兰”或“蕙”的名称，可见人们一直未将传统兰草视作可以入画之物，而至少至唐五代兰花尚未出现。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祁《益州方物略记》所载石蝉花是最早的兰花信息。宋神宗元丰（1078-1085）以来，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与苏辙、吕大防、黄庭坚等人诗文作品陆续记载和吟咏兰花，主要见于巴蜀、荆湘、江南以及中原洛阳等地。至北宋末年，兰花已广为人知。

兰花与古之兰草同为草本而具芳香气息，出现之初多见于澧州（治今湖南常德澧县)、鼎州(治今湖南常德)、江陵（治今湖北荆州）等楚国核心地区，生长又多见于山野幽谷之地，与《楚辞》所言“沅有芷兮澧有兰”“幽兰”等说法多对应与契合。而此时传统兰草的生活应用衰落，人们日常接触较少，认识模糊。因而新出兰花得以直接袭用“兰”名而喧宾夺主，完成了从实用香草到观赏兰花的形象转换，并直接承袭古兰“香草”的“比德”功能和文化意义，迅速上升为与梅菊、松竹等齐名比肩的传统名花。

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古今相关赞美和讨论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至少未能理想解决，这就是我国兰花究竟起于何时？但凡对我国兰花起源问题略有关注的朋友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宋朝开始出现“今古兰之争”。所谓“古兰”是指孔子、屈原时代所说“兰”，秦汉以来称作“兰草”，按现代植物学分类，主要指菊科泽兰属的佩兰，与具有类似香味和功用的蕙（也名薰草或零陵香）、芷等统归为“香草”；所谓“今兰”，即如今俗所说兰花，指兰科兰属的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等我国传统观赏兰花。宋以来聚讼纷纭的是，自古以来人们所说“兰”只是一种，还是两者兼而言之。这不仅关系我国传统名花——兰花的历史起源问题，也是我国兰文化史、兰科兰属植物史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按现代科学分类，古人所说“兰草“与兰花分属不同科属，是迥然有别的两种植物。本文致力于弄清这样两个问题：一、我国观赏兰花何时出现，更确切地说最早什么时间为人们发现和认识？二、兰花与兰草差别十分明显，为何同以“兰”为名？这是整个兰花起源问题的核心，本文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古兰”“今兰”之分的必然与《楚辞》已言兰花的牵强

首先无法回避的还是传统“今古兰之争”，有必要就其中关键分歧表明我们的立场与看法。

“今兰”与“古兰”，即“兰草”与“兰花”分属不同纲目、科属，差别十分鲜明，在“古今兰之争”最初出现的宋朝人们就有十分明确的描述。朱熹《楚辞辨证》：

“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为佩。若今之所谓兰蕙，则其花虽香，而叶乃无气，其香虽美而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

面对这朴实而简洁的常识比较，任何“古兰”与“今兰”即兰草与兰花为一种的说法都无法争辩，难以立足。清人王士雄《温热经纬》说：“《离骚》之兰，即《本草》之兰，皆非今之兰花，前人辨之已极明确，不必致疑矣。”这是我们可以首先明确而必须坚信的。

对于上古、中古人们所说“兰”只是“香草”而非兰花，古今学者都有很多论证。就笔者所见，当代吴应祥、陈心启、吴厚炎、胡世晨等先生的论著，还有河南大学李拓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张晓蕾博士学位论文都有深入、细致的阐发，笔者深表认同和赞赏。本文的探讨建立在这两三代学者已有认识基础之上。

上古经典中《楚辞》尤其是屈原作品与“兰”关系最深，有关内容成了后世兰文化的流行话语，引发爱兰、崇兰的传统文化情结，因而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人们都更愿意相信兰花自古即有，《楚辞》所说“兰”早已包含兰花，这一心情不难理解。

笔者认为，无论是菊科还是兰科植物，自然界何时产生是一回事，人们何时发现、认识与利用则是另一回事。兰科兰属植物亘古即有，在自然界究竟起于何时难以稽考，我们所能追踪探究的只是后一方面，即其何时为人们发现、认识并利用，这就是我们所说该植物的起源。

屈原乃至整个上古时期是否有人见过并明确认识兰花，从目前人们掌握和引用的材料看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我们不能仅凭《楚辞》等先秦著述一鳞半爪的迹象简单臆测、牵强附会。至少从汉代开始，人们对《楚辞》以及先秦著作所言“兰”的认识都高度统一。西汉王逸注《楚辞·离骚》：“兰，香草也。”《神农本草经》：“兰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一名水香，生池泽。”《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煮梅为豆实也，蓄兰为沐浴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兰，香草也。”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蕳即兰，香草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但广而长节，节中赤，高四五尺。汉诸池苑及许昌宫中皆种之，可着粉中。”此后历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各类本草、名物类书所说均不出此义。

此时人们所说“兰”是一种泽兰类香草，明清以来称作佩兰，茎叶分明，多生下湿之地，用作香料、药草和佩饰、洗浴、礼仪等生活用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香囊、绣枕以兰草（佩兰）叶填充，即是有力证据。兰草或有方俗异名，不同学者对“兰草”所含具体品种也有不同看法，但作为香料与药物的本质却高度一致，从未见有人明确言及其中包含“今兰”即后世所说观赏兰花。也就是说这些关于“兰”明确、稳定的公共认识从秦汉到唐五代至少有千年历史，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在没有确切而丰富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靠只言片语的片面解读、一鳞半爪的主观印象，来随意改变这一以贯之而高度统一的公共认知。

兰花起于唐五代的证据远不可靠

“今古兰之争”起于宋代，宋人已有明确的兰花欣赏、栽培信息，凡持“今兰”非“古兰”、兰花非兰草论者，自然而然多上溯唐五代，从各类文献资料中搜罗、挖掘兰花信息。迄今论者所举例证可分两类。

首先是唐五代文学作品。如认为中唐钱起（720？-780？）《奉和杜相公移长兴宅奉呈元相公》“种蕙初抽带，移篁不改阴”，五代贯休《拟齐梁体寄冯使君》“露益蝉声长，蕙兰垂紫带”，认为以“带”形容，表明蕙叶呈细长带状，这显然符合兰科兰花的生物特性，因而认为所说是我国传统兰花的一个品种。其实，以“带”形容兰、蕙语出《楚辞·九歌》“荷衣兮蕙带”，非指叶型，而是指有用处。同样的造句也见于南朝江淹《丽色赋》“绀蕙初嫩，赪兰始滋。不掔（引按：牵）蘅带，无倚桂旗”，因屈原《九歌·河伯》“被石兰兮带杜蘅”而称“蘅带”，杜蘅草茎叶圆嫩，不宜绕结，都是化用《楚辞》语典而已。类似的举证还有一些，多属于只言片语的主观解读，不免流于捕风捉影之嫌。

关于唐五代的兰花信息，更易为人取信的是所谓中唐郭橐驼《种树书》、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和宋初陶穀《清异录》等著作中的有关内容。而这三种文献均有托名伪作之嫌，出现时代应不会在南宋之前，更有可能出现在宋以后，元末明初以来才见引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年间编辑的《宣和画谱》记载魏晋迄北宋末230多位画家近6400幅作品，其中花鸟、墨竹、蔬果三大类涉及花卉植物的画作近3000幅，以牡丹、桃、梅、菊、莲、芍药、杏、松、竹等题材居多，却无一幅画题中含有植物“兰”“蕙”名称，是人们一直未将传统兰草、蕙草作为视觉美观之物，引为绘画题材，而至少北宋中叶前，兰花尚未及入画，更未及进入宫廷收藏视野。

北宋中叶兰花的出现

既然唐五代以前未见明确的兰花信息，宋代又出现“今古兰之争”，兰花肯定始见于宋代，我们需要着力弄清的是：宋人具体何时发现兰花，言及兰花？如今信息时代，文献检索功能强劲，《全宋诗》《全宋词》都有专门的检索程序，另有“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等电子检索系统，笔者就中一一检索、收集、排比所得“兰”“蕙”植物信息，以求证和确认兰花最初出现的时间及相关记叙。为了避免前揭《楚辞》及唐五代有关信息模棱两可、捕风捉影乃至文献讹误等现象，笔者坚持立足可靠的文献资料，主要依据这样三类资料信息：一、有明确、具体的性状描述；二、有可以披流溯源的前后关系；三、至少有两种以上相关信息相互印证。由此确保我们的论证和结论建立在坚实而合理可靠的证据之上。

（一）成都“石蝉”与戎州（宜宾）“兰蕙”

宋祁（998-1061），雍丘（今河南民权县）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与欧阳修同时而年龄稍长，作品多涉言“兰”，如《穷愁赋》“佩兰而袭芷”，《零雨被秋草赋》“荆榛塞望，兰茝无色”，《寿州十咏·秋香亭》“兰菊被秋坂”，所言均为《楚辞》兰草。而嘉祐二年（1057），宋祁以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在《益州方物略记》记载了被后人认作兰花的石蝉花：

始生，其条森擢，长二三尺，叶如菖蒲，花萼五出，与蝉甚类，黄绿相厕，蜀人因名之。又有白者，号玉蝉花。

二十六年后的元丰六年至八年（1083-1085），成都（时已由益州升为府）知府吕大防也在府署西园引种石蝉，并调查其名称，其《辨兰亭记》称：

蜀有草如谖（引按：谖草即萱草），紫茎而黄叶，谓之石蝉，而楚人皆以为兰。兰见于《诗》《易》，而著于《离骚》，古人所最贵，而名实错乱，乃至于此。予窃疑之，乃询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有兰旧矣，然乡人亦不知兰之为兰也。前此十数岁，有好事者以色臭、花叶验之于书，而名著，况他邦乎。予于是信以为兰……乃为小亭，种兰于其旁，而名曰辨兰，无使楚人独识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吕大防专门就此咨询在楚国故地即宋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任职的朋友，据说十多年前楚人已将此草命名为“兰”，他遂将“石蝉”改称为“兰”，并在府署西园建亭种植，以“辨兰”为名。同时又有《西园辨兰亭》诗称：“手种丛兰对小亭，辛勤为访正嘉名……若非郢客相开示，几被方言误一生。”诗中指明石蝉为蜀中“方言”，兰才是正名。

同样是在四川，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六月至元符三年（1100）五月，黄庭坚谪居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元符二年（1099），作《书幽芳亭》《幽芳亭记》，盛赞兰花清香幽雅之美，称“兰是山中香草移来”。黄庭坚文中所说“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为后世人们区分兰（春兰）、蕙（蕙兰等）所常言，影响深远。

（二）江陵府、鼎州、澧州的“兰、蕙”

吕大防《辨兰亭记》介绍，蜀人所说石蝉，楚人均称作兰。楚地有此草已久，十多年前当地人经过一番名物考辨始命名为兰。由吕大防建亭作记向前推十数年是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此前人们早已见到此花，此时命名为兰。吕大防所说“荆湘”主要指今湖北荆州至湖南长沙一线。这一带盛产兰花，同时稍后也有不少文献可以证明。如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草花”：“兰（出澧州者佳，春开、紫色）。”所说是观赏花卉兰花，洛阳的兰花来自澧州。宋澧州属荆湖北路，治今湖南常德市澧县。

哲宗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黄庭坚离戎州贬地出川，次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再至江陵，在此居留至次年即崇宁元年（1102）正月离开。这次在江陵的大半年中，黄庭坚结交了许多擅长艺兰的朋友，他从澧州文人檀敦礼处获赠兰花，黄庭坚《与人帖》称“檀敦礼惠兰数本，皆晔晔成丛。但不花耳，方送田子平家培植之”。又有《答敦礼秘校简(九)》劝其归居澧州乡里：“公之归澧，亦是佳事，彩衣奉亲，兄弟同文字之乐，此人生最得意处也。又可多为求兰，得数十本乃足，平生所好耳。”檀氏故乡澧州兰花胜于江陵，黄庭坚希望得到更多那里的品种。

（三）江南筠州、歙州等地的“幽兰”

与此同时，由荆楚沿江东下，在江南西路筠州（治今江西宜春市高安）、江南东路歙州（治今安徽黄山市歙县）也出现兰花信息。最早的作品出于苏轼之弟苏辙（1039-1112）。元丰二年（1079），苏辙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七年（1084）正月作《种兰》诗：

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词章。”

这年九月，苏辙移任歙州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市）县令，次年即元丰八年（1085）到任，三月至六月间又有《次韵答人幽兰》《答琳长老寄幽兰、白术、黄精三本二绝》诗，所说幽兰见于山中幽谷，为当地僧人所赠。

（四）京、洛之间的紫兰、黄兰

京、洛指北宋东西两京。汴京即今开封，同期并无明确的兰花信息，西京洛阳则有明确记载，两京之间也有零星消息。前引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洛阳花木记》：

兰（出澧州者佳，春开、紫色）、秋兰、黄兰（出嵩山）。

表明洛阳此时已从澧州引种春兰，而另有秋兰、黄兰两种，黄兰出今河南洛阳与郑州间的嵩山。稍后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也说：“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木……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所说紫兰应即《洛阳花木记》所说由澧州引种之“紫色”兰。

综合上述四个不同地区的兰花信息可见，从宋祁任职益州知府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至黄庭坚贬居四川东返的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60年间，兰花先后在今四川成都、四川宜宾、湖南常德、湖北荆州、江西高安、安徽绩溪与河南洛阳、嵩山、郑州一线明确见诸记载和诗咏，所见有石蝉、玉蝉、兰、蕙、幽兰、紫兰、黄兰等名称，这是我国观赏兰花最早的信息。其中最早的正式记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祁《益州方物略记》所载石蝉、玉蝉，而以“兰”为名相对集中出现的时间是宋神宗元丰（1078-1085）至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初年的二十多年间，而所谓“古今兰之争”也正是随着兰花的出现而开始的。

新出兰以“兰”为名的原因

既然兰花是宋仁宗嘉祐以来才逐步出现，较《诗经》《楚辞》时代所说古兰远为后起，而两者生物性状又十分迥异，何以兰花直接以“兰”之名相称，而能获得公认？这是一个更为令人好奇的问题。我们立足上述兰花最初出现的可靠事实，结合相关时代文化背景深入思考，也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植物分布地缘与生境等原因

从上述各地兰花初始信息不难看出，新出兰花所见区域、生物性状等方面与《楚辞》为代表的传统兰文化话语元素有着不少对应巧合，包含一些以“兰”为名的偶然机缘。

首先是楚国故地兰花与兰草同盛，而共用“兰”名。吕大防的作品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兰花最先见于楚地，主要出现在澧、鼎、江陵等地。这里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核心地区。而屈原《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显然，澧浦沅沚正是古兰即兰草的盛产地、名产地。人们最初发现兰花，不知其名，便认作为屈原所说“兰”。

其次是，兰花多生山野幽僻之地，而与屈原所说“幽兰”吻合，而得“幽兰”之名。苏辙所咏兰花均属这种情景，由当地人发现并赠与，而称幽兰。哲宗朝陈正敏《遯斋闲览》说:“山中又有一种叶大如麦门冬，春开花甚香，此别名幽兰也。”徽宗朝寇宗奭《本草衍义》：“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间颇有，山外平田即无，多生阴地，生于幽谷，益可验矣。”所说都是这种情景，同样与屈原、《楚辞》有关。

再次就是吕大防所说，在四川，兰花本名“石蝉”，因与《楚辞》“石兰”音近，又因荆湘楚人已称兰花，遂也改名兰花。

上述三种兰花的命名过程虽然有着地域、生境习性、语音等不同原因和取义，但都直接或间接与《楚辞》所言澧兰、幽兰、石兰诸古兰名目、话语及意境相联系。既出于自然而然的联想，也有附名而称的色彩，因而能趋于一致，最终归名《楚辞》所言“兰”名。其中澧、鼎、江陵（荆州）等地最先以“兰”为名，更是直接继承《楚辞》兰文化的话语资源，所起作用最为明显和重要。

（二）“草”衰“花”兴的时代趋势

确认兰花起于北宋，也大致弄清以“兰”为名的诸多具体起因，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新兴兰花与传统兰草性状迥异，何以袭用其名而畅通无阻，迅速得到公认？这应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兰草应用逐步衰落，中唐以来尤其是入宋后花卉园艺种植欣赏风气蓬勃兴起有关。如果说上述几种具体起因尚多偶然巧合的因素，而这里所说则是这个时代兰花从自然深处走进人们视野，走向社会文化舞台的必然趋势。

张晓蕾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自唐代以来，“兰草的社会应用价值日渐衰退”，“兰草香料地位的衰落”，“用兰习俗的消逝”，使其“社会影响力无法再与前代相比”。由于应用衰落，生活中人们接触兰草的机会减少，认识也就十分模糊。南朝陶弘景《本草集注》即称：“（兰草）方药，俗人并不复识用。”入宋后更是如此，宋仁宗朝早期翰林学士王洙（997-1057）说：“兰蕙二草，今人盖无识者，或云藿香为蕙草。”梅尧臣《兰》诗称：“楚泽多兰人未辩，尽以清香为比拟。”南宋朱熹于《楚辞》深有研究，也称不认识兰草。这种兰草认识上的模糊，客观上也为兰花的误解错认、冒名顶替或自然代入留下了空间。

与兰草的地位不断衰落、相关认识冷落荒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兰之作为花的期待在不断提高。新兴士大夫阶层队伍壮大、政治地位提高、物质与精神生活整体改善，带来更多更普遍花卉欣赏的生活兴致。随着经济和人口重心的南移，南方地区的深入开发，南方花卉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与传统桃李、芍药、牡丹不同，南方花木多具芳香，形色或性习特别，而多受人们推重，大大拓展了我国观赏花卉的资源，从而逐步形成了素雅香花与传统艳丽之花相映并盛的全新花卉品种结构。我国传统名花中水仙、桂花、茉莉、栀子、瑞香、山矾、素馨等色彩淡雅、以香味著称的南方花卉都是晚唐以来始受关注、深得欣赏、广为传种而进入名花行列的。

新出兰花四季长绿，花朵鲜明，叶秀花香，气质清雅，多生山野幽谷，又多出于楚文化的核心地区，不仅高度适应这个时代新兴花卉欣赏文化需求，也充分契合传统“兰”文化的思想信念，满足人们心目中对理想兰花的期待，因而北宋中叶以来呼之即出，填补了“兰”之为花的空白，并直接承袭了古兰之香草“比德”的情趣信念和话语资源。正如清人彭士望《兰辨》诗所说，“古兰花叶香，今兰形色好……讹俗久益坚，真兰降为草”，兰花后来居上，喧宾夺主，几乎独享其名，使传统“兰”文化完成了由实用“香草”为载体到“春兰”“幽兰”之花为主角的名物认知与文化形象转换。兰花迅速进入传统名花行列，成了园艺、园林、诗歌、绘画各领域文化开发和表现的对象。

[本文原题《中国兰花起源考》，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24年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