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在美国如何被温情脉脉地歧视？
用白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越努力，越讨好，却又越自我否定。渴望把自己视为不被身份议题绑架的“我”，却不可避免被当作某种身份的代表，而非个体去看待。美籍韩裔作家凯茜·帕克·洪发现，这些现象反复出现在亚裔群体中。从拒绝被身份叙事绑架，到直面从个人到集体的复杂叙事，洪把她的思考结晶收录在了《少数派的感受》。
何谓少数派的感受
2021年，《时代》杂志评选了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洪位列其中。她身兼散文家、诗人、教师等身份，凭借《少数派的感受》，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大奖，入围普利策奖决选。在不熟悉她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又一个亚裔美国梦叙事的名字符号，但洪在这本书中掷地有声地向刻板印象发起挑战。她让亚裔的生命体验变得具体，也精确地阐释了何为弥漫在亚裔群体中的“少数派的感受”。时至今日，亚裔在美国依然遭遇着“温情脉脉”的歧视，而少数派之间的团结却艰难而易碎。
这本书并非一板一眼的学院派论述，而是由七篇文章组成——每篇文章谈论一个主题，其共同点就在于“少数派的感受”。书中陈述的少数派表面上是指亚裔美国人群体，但考虑到作者也花费了不少篇幅谈到非裔等群体，因此，作者所说的少数派既是一种身份，也是现实处境——是那类因为不在社会主流，被上位者的规则左右，远离故乡又在新的生活之地感到疏离，因此被羞愧、焦躁、自我怀疑等感受纠缠的群体。
“少数派”觉得自己是凹陷的，是给其他人提供形状的倾角。批评家Jia Tolentino在评论此书时举例：“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一张亚洲人的脸，并准备好听到充满刻板印象的笑话。”另一种感觉是：“和白人同学一起吃午饭，把社交场合看成是一个浮雕……”少数派感觉包括一种缺乏感，它根植于羞耻。这种羞耻来自于政治，也来自身份危机导致的自我嫌弃。洪注意到亚裔美国人在种族和资本等级制度中处于一种矛盾位置——这种矛盾容易滋生出羞愧。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她想象自己是一个“耻辱的狗锥”，一个“耻辱的尿壶蛋糕”。“我的身体定期被撒尿，而身体的主人尽职尽责地将尿液的气味降到最低。”
我在为谁而写作？
在书中，从个体经验出发，洪追溯了自己和父辈的迁徙经历。她的父亲来自韩国首尔郊区。1965年，美国废除“种族来源限额制”，代之以制度上更公平的全球限额制。于是，一大批亚洲人来到美国，洪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搬到洛杉矶的韩国城，推销人寿保险和干洗用品。1992年，韩国城因为族裔问题爆发了“洛杉矶骚乱”。当年那里的草根、动荡、混乱的环境，让凯茜·洪印象深刻。
洪做过脱口秀演员，也写诗歌，对艺术实践有颇多真切的观察。洪观察到：亚裔作者普遍渴望自己的写作不被亚裔这个身份捆绑。他们擅于写来自故土的故事，但如果他们的写作被视为亚裔叙事的典型拼图，他们会潜意识里感到抗拒。洪本人也思考这个问题。她的写作毫无疑问赢得了精英白人群体的认可，她的成功被视为美国多元化胜利的注脚，但她写道：“即使宣布我是为自己写作，也仍然意味着我是在为我的一部分写作，而这一部分想要取悦白人。”
洪意识到，这种急于将亚裔身份排斥，标榜大写的“我”的姿态，内在也源于亚裔作者常见的对于自我身份的厌弃。而她敏锐地发现，在她的生命经验中，那些最急于将自己的写作与种族剥离开，以避开身份主义诠释的，往往都是亚裔。
亚裔在市场与政治中求平衡的困难早已有之。比方说：在张爱玲赴美的20世纪中期，有人建议她模仿擅写中国女子和白人情爱的韩素音，写些讨好美国市场的文字。张爱玲想在市场与个人追求之间找平衡，从《北地胭脂》到《少帅》，乃至并未出版的《僵尸车夫》（Corpse Driver）和《孝桥》（Bridge of Filial Piety），进行过多次尝试，终未取得媲美上海时期的反响。
翻译家刘绍铭研读过大量的张爱玲英文作品。他认为问题出在“口语和idiom（俗语、方言）的运用上”，张爱玲的英文不是“出娘胎后就朝晚接触到的语言”，她写的口语对白令母语读者“听来有点不自然”。
但另一方面，这恐怕也跟张爱玲不愿完全迎合异国读者的东方主义癖好有关，否则以她的才能，如果真的彻底放下身段，要写那类小说并非难事。
白人特权和“坏男孩”
我在为谁而写作？亚裔创作者更为焦灼地被这个问题困扰。洪从自身实践和文艺批评的方向来回应这种焦虑。她评论塞林格、王鸥行、裘帕·拉希莉等作家，指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拥有的白人特权。洪表示∶霍尔顿对童年的执念令她感到陌生，因为她曾希望自己的童年越快过去越好，但为什么霍尔顿不想长大？对于许多亚裔女性来说，童年是更加危险而压抑的险滩。
洪也指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坏男孩”形象。在美国，许多艺术家以反抗权威的坏男孩形象出道。但倘若是出生在中产及以上家庭的男孩，这种反抗大多是一种姿态。由于他实际上处于父权社会得利者的身份，坏男孩的越界得以规避风险。相比之下，如果一位亚裔女性
背离美国主流社会对她的刻板印象，如果她的越界、冒犯打破了那个温顺、乖巧、自我忍耐的亚裔形象，她可能遭遇的惩罚远远比白人坏男孩要巨大。
在对于艺术家的论述中，《一位艺术家的肖像》尤为值得阅读。洪记录了一个名叫特蕾莎·车学敬的亚裔诗人，并深入研究了她的遗作。车遭遇强奸和谋杀，她的死亡在当时遭到社会的冷处理。从诗人的生平到其创作实践，洪再现了车学敬的生命轨迹。她问朋友∶“为什么当时没有媒体报道车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朋友说∶“如果她是来自上西区的年轻白人艺术家，那新闻报道肯定到处都是。”
洪引用了亚太性别暴力研究所的调查，指出“亚裔美国女性报告的性侵比例最低，还有一项报告完全排除了亚洲女性，因为‘样本数量太少’”。洪由此强调，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女性失踪或发疯的故事比比皆是，但许多都消失于无声。它们被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掩盖下来。
披着糖衣的歧视
由个体到整体，在论述亚裔在美国的普遍遭遇时，洪也谈到了两个方面：其一，美国社会善于用看似平等的多元化策略来美化对于少数族裔的歧视。其二，自我厌弃与习惯讨好是亚裔常会具备的社会习性。亚裔常常付出巨大的努力，做事小心翼翼，尤其善于自我反思，却仍未得到真正平等的尊重。
即便是能力优秀的亚裔“模范”，在美国也会遭遇隐秘的歧视。《少数派的感受》让我想到学者黄运特对于亚裔演员黄柳霜（1905-1961）的研究。黄柳霜出生于洗衣工家庭，依靠自身努力成为举世瞩目的电影明星。美国人着迷于她美丽的亚洲面庞，让她出演符合“东方主义想象”的亚洲角色。但黄运特指出：“其时，美国法律规定，白人与有色人种演员不能在屏幕上接吻，于是她只能演配角。好莱坞在迎合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她通常只能饰演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色情的蒙古奴隶、傅满洲的女儿、心肠狠毒的龙女、白人始乱终弃的黄种娇娃，还有出卖肉体的妓女。”黄柳霜最终酗酒而亡，年仅56岁。
当美国人需要符合刻板印象的亚裔来充当角色、彰显自己的多元与包容时，一些亚裔演员能够得到机会。但讽刺之处就在于，他们需要顺应刻板印象才能得到角色，而这恰恰证明了歧视的存在。这种多元叙事的精明就在于“我可以分给你，但不能太多”。于是你注意到，掌握分配权的仍然是白人掌权者；而亚裔在这一席盛宴中分得小小蛋糕的前提，在于——你不能破坏我制定的秩序。
洪用一句话形容了亚裔的处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更柔和的圆形监狱里。”亚裔比别人更努力，却更抑郁；向往轻松快乐的生活，却总是陷入紧绷与苦恼；身处在优绩主义中渴望得到认可，却比白男更容易自我怀疑。
于是，由于太多亚裔乃至亚洲人对此心有戚戚，杨紫琼和关继威在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遭遇才被亚裔热议。小罗伯特·唐尼两次无视主动致意的关继威，转而与两位白人男演员互动。杨紫琼原定为艾玛·斯通颁发最佳女演员奖，现场却遭詹妮弗·劳伦斯“接过”奖杯——后者希望代替杨紫琼来为好友颁奖。不约而同的是，关继威和杨紫琼都在颁奖礼后大度地为白人“朋友”解围：一个大方晒出与唐尼的合照；一个为艾玛·斯通和詹妮弗·劳伦斯进行解释，并且主动道歉。如果说后者之间是好友还情有可原，那唐尼事后拒不道歉的姿态，以及在此事中亚裔演员率先道歉的行动，其实更加值得玩味。
因为，倘若我们对权力场域有基本的敏感，处于下位者、从小到大接受忍让教育的亚裔，其实会相比起白人更倾向于反思自己的问题，更加无意识地在现场扮演维持温和秩序的角色。相比之下，黑人更具斗争意识已成常态，而白人中的“进步派人士”虽然也乐于把反思挂在嘴边，但他们的反思前提是自己仍站在优势地位，而不同于亚裔群体中常见的——被羞辱，被歧视，却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为什么说美国白人对于亚裔是一种披着糖衣的歧视？亚裔又为何欠缺像黑人那般团结而有力的抗争？《少数派的感受》探讨的正是美国亚裔的复杂心境。洪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负债累累的亚裔移民认为他们的生活多亏了美国，孩子们则认为，他们的生计多亏了父母所受的苦难。因此，负债的亚裔美国人是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虽不全面，但够辛辣
洪这本书是诗人的散文笔法，短兵相接，珠玉落地。但如果要从更系统的角度考察亚裔的遭遇，尤其是涉及亚裔内部的细分讨论，这本书就不是合适的选择。《少数派的感受》更像是自我剖析、情绪诊断、文艺批评与调查报告的结合。这本书不算全面，但在具体论述之处足够辛辣。洪擅长在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找到内在的联系，比如脱口秀、越南按摩技师和一个被冷处理死亡的女艺术家。
此书很适合跟詹姆斯·鲍德温的《村子里的陌生人》对读。读完后你会发现，凯茜·洪和鲍德温，一个思考亚裔处境，一个锲而不舍地讨论黑人状况，在对于复杂议题的叙述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本文也不妨用鲍德温的一段话作为收尾∶“哪怕再好的准则，都可能需要修正，甚至被生活的要求粉碎。因此，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中心，穿行在人世时，希望这个中心能够正确引航。我认为，我有许多的责任，但最大的责任莫过于此:正如海明威所说，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