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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胡适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学以及英文高等修辞学三门课程。当时，胡适还根据自己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将其编写成中国哲学史的讲义。

之后，胡适又将讲义进行加工整理，并于1919年2月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名出版。当时，校长蔡元培亲自出马为该书作序，毫不掩饰自己对胡适的喜欢。尽管该书只完成了上半卷，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西方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让胡适顿时名声大振。

然而，让胡适没有想到的是，在一片赞誉声中，自己多年的“偶像”梁启超却对该书进行各种“挑刺”。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表达了对梁启超的不满：“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如果梁启超只是这样“小打小闹”，估计胡适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顶多在背后发一发牢骚。毕竟自己作为晚辈，不可能直接与前辈梁启超硬杠。

不料到了1922年3月，梁启超在北大的一次讲学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梁启超这次讲学的题目是《评胡适的哲学大纲》。梁启超的讲座分为两天：第一天3月4日是表扬，第二天3月5日则是批评。第一天的表扬，他一上来就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梁启超说：“这本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能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梁启超第一天的演讲大获成功，在整个北大都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认为梁启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非常到位。谁知梁启超第二天演讲时一上来，就提出该书有“偏宕狭隘”的毛病，“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如是，胡适难免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打击，随后，他针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针尖对麦芒的答辩。这件事在当时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不过他们两人到底谁的理论能站得住脚，似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有趣的是，胡适与梁启超虽然在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见解，但他们私谊却一直维持良好。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不幸病逝，胡适惋惜之余，同时在1月20日的日记中这样记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适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有请我做《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

值得一提的是，梁任公去世后，胡适和陈寅恪等人送梁先生入殓，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至于中间闹出的那一点点的小不愉快，胡适虽然当时未必能接受与理解梁启超对自己的种种“偏见”，但时间会证明，胡适曾在《致陈独秀》中提到，梁启超对自己的那些批评确实是“无害却总有点进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