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政论代表作。“校”即校正。“邠”为商、周时代邑名，因周太王居住在邠，对入侵之狄行宽仁之道而出名，故“邠”成为对外实行宽仁之道的代称。“校邠庐”三字连用是冯桂芬首创，也是他的住所名。以《校邠庐抗议》为书名表达了冯桂芬对清政府一味妥协外交政策的批评态度。书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冯桂芬（1809—1874年），晚清政论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32岁中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曾师从林则徐，入李鸿章幕府。他一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许多救国救民的改革方案，在思想启蒙、兴学重教、减赋为民等方面颇有建树。
国家大义、惟善是从的政治主张
清代晚期，鸦片战争后外敌环伺，民族危机愈发严重，“救亡与启蒙”成了时代主题。身为文人士子，冯桂芬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用纸笔书写救亡图存之路。在林则徐及友人魏源、姚莹的影响下，冯桂芬开始对西方情况有所关注和了解。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羁寓上海四年租界的生活，使他对西方制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时的冯桂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环伺下中国的危机。他在《筹国用议》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冯桂芬完成了《校邠庐抗议》。《校邠庐抗议》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稿四十二篇，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阐述了冯桂芬的变革思想，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推动了晚清中国走向现代化。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曾下令印刷1000部，将其作为百日维新时期鼎新革故的纲领性文件。《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提到，此书“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冯桂芬的改革方案可以归纳为“复古法”和“采西学”两类。他的“复古法”并非一味照搬三代之法，而是选择性地对古法进行筛选改造，使其适应当代社会问题。他又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的“采西学”论述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鉴诸国”的观点，倡导平等接受西学中的各个强项。为了更好地推行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他主张“惟善是从”，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无论古今、不管中西，只要能够富国强兵的方法都可以使用。这反映了他勇于反省本国文化、吸收别国文化的积极心态。
兴学重教、开启民智的教育主张
要“采西学”“鉴诸国”，就必须要了解、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则是第一步。冯桂芬深受儒家重教思想浸润，倡导学习西方文字，培养博通西学人才，开启民智。《校邠庐抗议》中提到，“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他不仅主张兴学重教，更是躬身力行。同治元年（1862年），他以幕僚身份向李鸿章提交《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建议招收14岁以下儿童入学，研读外国语言及自然科学，以“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上海同文馆最初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其后正式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由冯桂芬负责总体规划建设，拟定《章程》十二条，规定了办学宗旨、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内容。在晚清中国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中，无论是从外语程度还是从造就外交人才来看，均以上海同文馆成效最大。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冯桂芬奠定的良好开端有很大关系。对此，李鸿章上奏称：冯桂芬“谋设上海广方言馆，务求博通西学，卓识宏议，足裨军国而重久远”。
四方奔走、减赋为民的主张
《校邠庐抗议》主张改革漕运、减税均赋，开垦西北、兴修水利。这一主张的提出和他的家庭教育、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江南自古赋税繁重，苏州、松江、太仓三地赋税最重。民国《吴县志》记载，“亩税几二斗，较他省多至一二十倍，较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毗连之常州府多三倍。自道光以来，历年缓征分数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石）”。对于因赋税过重而给苏州百姓带来的苦难，他深有感受，因此，为家乡人民奔走呼吁减赋成了他的“平生大愿”。咸丰三年（1853年），守制在籍的冯桂芬多次致书时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提出“均赋”主张，倡导绅民一律，防止行贿通融，杜绝绅衿积欠。咸丰十年（1860年），冯桂芬以减赋事上书曾国藩，得到首肯，代曾国藩、李鸿章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陈述了苏松太重赋的前因后果，强调了减赋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终，苏、松、太三地减赋税近三分之一，常、镇减赋近十分之一。减赋的促成，使兵燹之后的江南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李鸿章评价：“此数端于朝廷为大政事，于江苏为大利害”。江南人没有忘记冯桂芬在减赋方面的功德。光绪十年（1884年），苏州人陶煦在《租覈》一书中写道：“吴冯氏桂芬所撰《显志堂集》，其均赋诸篇，暨潘黻庭寿序，有慨乎其言之，盖欲取当时大小户不均之赋而使均。诚厚民之盛心也，乃世顾不道其均赋之善而独以减赋事啧啧不去口何哉？冯氏之拟疏减赋也，反复较计，情词恳恻，得以乞朝廷汪濊之恩，三分减一，皆疏之功也。”
冯桂芬先后教于惜阴、敬业、紫阳、正谊等多家书院，形成了校邠学派，致力于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培养出来的弟子吴大澂、王颂蔚、叶昌炽等在文学、训诂学方面卓有成效。同治八年（1869年），受苏州知府李铭皖延聘，冯桂芬在家开设修志局，纂修《苏州府志》，担任总纂。同治十三年（1874年），冯桂芬因病逝世，享年66岁。李鸿章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这样总结了他的一生：“均赋治河，运筹决胜，条变画奇。舒古琳今，龄谋晦断，一身兼之。不荣于禄，而富于书，浩博无涯。我铭藏幽，君书在世，其传奚疑？”而冯桂芬“惟善是从”“开启民智”“减赋为民”的诸多理念，也完整呈现在他的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以飨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