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异秉》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致富”想象
汪曾祺在1970年代末重新走上小说创作道路时，一开始写的《骑兵列传》《塞下人物传》《黄油烙饼》等小说，都是反映新中国的各类人物命运，或所谓极左路线对人民生活的危害，与当时的主流思潮如“伤痕文学”并无二致。但他很快就改弦易辙，回头写起旧时代的生活，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声名鹊起。一般的文学史著述在介绍汪曾祺时，提及的作品主要是《受戒》和《大淖记事》，特别是前者受到更多关注，论者也就常常由此归纳出作家的创作主题和风格特征，如“家乡记忆”“乡土”“风俗画”“民间”“怀旧”“自然”“和谐”等，典型的说法是“汪曾祺远离当时的意识形态热点或时代精神，他的作品只是自己人生经验和回忆的表达”（1）。其实，汪曾祺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发言的，就是对家乡旧时生活的描述，也不仅限于，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主要是淳朴自然的和谐画面。只要读读他的重要作品《岁寒三友》《陈小手》等，就会有强烈的直观感受。在写《受戒》之前，汪曾祺先是重写了他30多年前的旧作《异秉》，这是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后，以旧日故乡生活为背景的第一篇作品，风格与后来“暴得大名”的《受戒》有同有异，但旨趣却大不相同，值得认真探讨。
对于《异秉》（包括其前身《灯下》）文本异同的探讨，目前已经有一些成果，但对于作者于1980年代重写该小说的契机与动机，尚无深入与可信的研究（2）。在回复欲将《异秉》等作品收入小说选本的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异秉》是在没有旧稿的情况下根据记忆重写的。我自己自然对改写的比较满意。不过您要是从史的角度，选用旧作，也可以。”（3）这仿佛是说，旧稿主要是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即文学价值不高，改写因此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提高作品质量。但汪曾祺为何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答案。倒是在谈论《受戒》的孕育时，汪曾祺提过：“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从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4）用那句老掉牙的话来讲，就是重要的不是作品所写的年代，而是写作的年代。从这个角度说，重写《异秉》不可能是真的“忽然心血来潮”，而是带着“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创作的。那么他说的这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作家在重写的《异秉》中写了什么。如果我们把小说所描述的事件进行大致的梳理，那么可以说故事主要发生在保全堂药店、王二家、源昌烟店三个空间里；人物主要是王二和保全堂的学徒陈相公，另外两个次重要人物是药店雇员陶先生和一个晚上到保全堂聊天的老人张汉轩（人们只叫他张汉），其他人物则可视为闲杂人等，没有心理深度；时间则几乎可以视为一天，因为所描述的事件无非从起床开始到晚上睡觉为止的日常生活；发展变化过程只是寥寥几笔带过。初看之下，离题的话很多，情节也不集中，王二与陈相公等人的故事没有直接关联，显得既无起承转合，也不符合现实主义小说的惯例，如缘起、发展、高潮、结局之类，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前后一致和集中的矛盾冲突，缺少张力。这对于一个曾经长期从事剧本创作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5）。《异秉》发表过程的曲折也说明了这一点，据林斤澜回忆：“《异秉》由我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编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过了三几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而是根本不是小说。”（6）查阅《雨花》1981年第1期，《异秉》在目录里排第四位，正文实际排在第三位。排头条的作品是写到香港继承遗产的青年音乐工作者的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与人生选择；排第二条的小说是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与大搞不正之风的上司作斗争。这些才符合当时对小说的要求：主题明确，立场鲜明，人物集中，矛盾突出，情节曲折。按照这个标准，《异秉》当然有可能被视为“根本不是小说”，就是以“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为理由也通不过。
小说发表时，高晓声特地为这篇小说写了《编者附语》，明显是要为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辩护。他说：“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而《异秉》这篇小说，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首先肯定小说细节真实，是“一幅幅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而人物的性格就在这图画中一一显示，形神逼真”，言下之意，是说小说不一定要有行动和冲突，铺展细节也能塑造人物。他又说：“作者写生活，放开去时，一泻千里，似无边无岸，不知其究竟；而一笔收来，则枝枝蔓蔓，又尽在握中”，这就是所谓“散文化”了，即小说不一定要有集中的故事情节。他最后说：“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7）但对于这篇小说的主题，高晓声并未着墨，只说其题材“是写旧社会的市民生活”，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扩展视野所指了。我们可以听听汪曾祺自己的理解。在题为《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发言中，他是这样说的：“有一篇小说（《异秉》）我在一九四八年就写过一次，一九八○年又重写了一次。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8）如果小说只写了王二的部分，则作者说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到一年，汪曾祺谈及小说的“含藏”问题，例举《异秉》结尾只写了陶先生和陈相公在不是自己平时解大手的时间上厕所，没有点破那是他们为了验证自己是否有“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否则就没有艺术效果了。汪曾祺说：“如果再发一通议论，说：‘他们竟然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微不足道，可笑的生理特征上，庸俗而又可悲悯的小市民呀！’那就更完了。”（9）又过了两年，他在申明“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时，说起自己的作品主要有三种感情：一是“忧伤”，一是“内在的欢乐”，还有一种就是《异秉》这样的“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10）。因此不得不说，这个“一笔收来”的结尾，固然有对下层市民“深厚的同情”，但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生活的信念”。
那么，这个对理解全文有决定性作用的“大小解分清”，以及在原版《异秉》里没有出现的人物陈相公和陶先生是怎么来的呢？还得细读文本。小说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但因原稿写于1948年，所以，文中所谓的“近几年”，也不妨说是指那个社会剧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不过重写的《异秉》显然并不想让人这样理解，所以没有特地写明大的历史背景，而是说街上的店铺“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点的，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败落下来了”。只有摆熏烧（卤味）摊子的王二的生意却越来越兴旺。作为对比，保全堂药店大概属于尚能维持的，而老字号的源昌烟店显然是败落了。也许经济学家能勉力解释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比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廉价奢侈品反而畅销，诸如所谓“口红效应”，我不知道熏烧是否属于此类。而晚上聚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那群人，收房钱的、卖活鱼的、熬鸦片烟的，还有保全堂的雇员们，显然也无法理解何以王二就独自发达起来了。只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张汉，试图为人的命运做出合理的解释，说那些走好运的人，必有其“异秉”，也就是与众不同之处。王二是一个市井普通人，当然既身无异相，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好硬着头皮对众人表示，自己有一点“异秉”：“大小解分清”，也即先解小手、后解大手。对这个被小说戏称为“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的张汉的话，其他人未必真的相信，只有保全堂里的两个倒霉蛋陈相公和陶先生马上就去上厕所了。读过作品，我们大致可以说，作者对陈相公和陶先生充满同情，但对他们两人及“百事通”张汉相信“异秉”的行为，则是持嘲讽的态度了。
虽然“异秉”不能将王二的故事与陈相公等人的故事联系起来，但产生“异秉”这一说法的原因却能将两者联系起来。王二到底为何发达？让我们看看小说的描述。他上无老人要供养，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已能帮忙料理生意，女儿也可以做点家务了，一家人很和睦，“这家总是那么安静”。相反，“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充满各种家庭矛盾，如夫妻打架等。王二两口子都很勤劳，天不亮就要起来干活。家庭负担不重，家人之间互相支持。王二能为客人着想，比如他把摊子搬到源昌烟店店堂里，除了扩大生意外，也是因为怕遇上下雨下雪天气，主顾当街打伞站着等，他过意不去。他为人诚恳、谦虚、低调，发了点财从不自大。当然，他也有精明的一面，比如选保全堂这地点做生意，是因为这里居中，还有廊檐宽好摆摊等好处。他不做违规犯禁的事，比如“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里都可赌钱”。也许这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才成就了王二。那么，陈相公和陶先生为何倒霉？陶先生在保全堂里做事，抓药写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随时有被辞退的可能。他很勤勉谨慎，但已经有几次差点被辞退了，因为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学徒陈相公则处于最底层，各种脏活、累活、麻烦的活都得干，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还经常挨打，“这孩子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他母亲守寡多年，他宁愿挨打也要坚持，因为他相信满师后可以养活母亲。但陶先生的遭遇说明，陈相公这个愿望也不一定能实现。他们像王二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却不像王二那样幸运，似乎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大小解分清”这种近乎玩笑的事情上确实不难理解。小说已经指出，他们并不精明，将别人的信口开河当真也就情有可原了。
如果按当时的小说规范或通常写法，人物冲突应该设置在王二和陈相公之间，当然如果那样写就不是汪曾祺了。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直接冲突了。王二做生意，是在保全堂店外廊檐下，不在店堂内，后来还搬到隔壁烟店里去了。搬走后，王二与保全堂的联系主要是两个，一是过年到保全堂里赌钱，另外就是每天晚上客人少时到保全堂里跟大家闲聊，当然主要是听张汉瞎扯。对于陈相公而言，他没资格也没钱参与赌博，大家闲聊时他也只是倾听而已，所以陈相公与王二就没什么交集了。小说里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陈相公与所谓的“先生”即药店的正式雇员之间，陈相公挨打是因为做错事，而“打他是为他好，要他成人”——我不认为这是一句反话或作者的讽刺。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异之处，竟然不是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因为“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这活脱脱是一个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如果要展开一点看，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资本家的剥削导致工人穷困，可源昌烟店的情形却是，因境况不好，东家把所有雇员都辞退了，靠自己出售一些日杂用品维生，直到把半边店堂租给了王二。保全堂大约也仅能勉力维持而已。而王二仿佛是一个前现代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者，他游离在保全堂这样的企业外，靠一家人的勤劳与苦心经营，竟然过得似乎比所有人都要好。单看王二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这样一个小生产者的微型乌托邦“飞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里，自然都是难以想象的。
汪曾祺曾言：“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11）这并非泛泛而谈，因为在这句话前面，他主要谈了自己1980年代初的几篇小说，承认其“明显地受到了三中全会的间接影响。三中全会一开，全国人民思想解放，情绪活跃，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的调子是很轻快的”（12）。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举《异秉》作为例子，因为其调子明显与他提及的《受戒》《大淖记事》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异秉》比这两篇作品更少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相关。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主题是，中国不再搞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普通人来说，这一巨变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一个是个人可以自主经营，也就是长期被视为搞“投机倒把”的个体工商户身份合法化了；另一个是个人可以“致富”，平均主义不再天经地义了。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3），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初版本。问题在于，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总设计师”的话表达得很明白，“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后来逐渐形成了“勤劳致富”（14）这一正式宣传用语。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更容易理解重写《异秉》时，作者为什么要加入王二从天不亮就开始忙碌生产的描述了，在最初的版本中，根本没有提及他和家人的辛勤劳作。所谓“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其此之谓乎？
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回应了“勤劳致富”这一话题。相信政策、转变观念、积极大胆等，无疑是那些先富裕起来的人的一些必备素质，勤劳也常常是一个必要条件。贾平凹《腊月·正月》里的王才，承包了原先生产队的油坊，通过辛勤劳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还远远谈不上富裕。为了改善生活，他又张罗起了食品加工厂，全家老少齐上阵，没日没夜地操劳。他自己一天也没有安闲过，“饭不能按时吃，觉不能踏实睡”。靠着辛勤工作，王才一家算是摆脱了穷困。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里，进城的小木匠赚了些钱，但常年下苦力的劳动使得这个年轻人的双手已经变形，掌心遍布老茧，虎口堆满老皮，关节凸起。当然，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天真到认为只靠勤劳就真的能致富的程度，小木匠能赚点钱，还得靠无偿为林局长干活得到批条购买木材；王才也需要上级领导支持，否则心有不甘的韩玄子之流会不断欺压他。贾平凹《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里想表达的是，敢想敢干、头脑活泛，比埋头苦干重要得多。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刻画的农民陈奂生，一方面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也极力想改变生活现状。但陈奂生被自己的观念束缚了手脚，如他好面子、不肯吃亏等，也不熟悉现代市场观念。他进城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卖油绳，一个是买帽子。他只记得带油绳去卖，却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戴，导致他光着头受凉感冒。这表明，他专注于生产和供给，却忘了市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即消费。又如，陈奂生住宾馆花了五块钱，超出了他的预期，为了“不亏本”，他想用坐瘪皮凳、枕巾擦脸等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赚点回来，甚至想睡够规定的时间才走人。他不知道，在经济学理论里，有一条叫“沉没成本不是成本”，纠结于过去的损失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收益。可以说，高晓声将要“致富”必须首先转变消费观念、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道理，通过陈奂生这个人物的行为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张炜《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则深入探讨了另一个问题，即“致富”的起点公平与否，那些占据有利地位的人，比如原先的大队领导，本来拥有的资源就比较多，能通过各种手段抢得先机或损公肥私。
就在《异秉》重写完成后两个月，古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芙蓉镇》，并在当年完稿，两篇小说几乎同时于次年发表。古华的小说跨度有几十年，主要线索是剧烈的社会变动与各种政治运动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女主人公胡玉音早年家贫，慢慢学会了谋生，先是提着竹筐卖菜粑粑，后来开了一家米豆腐摊。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使她成了芙蓉镇上首屈一指的富户，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批判与斗争的对象。直到三中全会之后，她的经营活动才得到承认和鼓励。将其与《异秉》对读，更让人感叹世事的变幻难料。与胡玉音相反，所谓“土改根子”王秋赦，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其生活越来越拮据，整日做着重新“土改”又分一回浮财的梦。镇上的居民给他起了三个外号：“王秋赊”，一年四季赊钱度日；“王秋蛇”，像准备冬眠的懒蛇，不爱劳动；“王秋奢”，几年工夫把一份产业坐吃山空。这种文字游戏当然是作家所为，更透露出作家的想法。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该作品还提供了其他的阐释空间，比如王秋赦的下场固然是咎由自取，但胡玉音能够发家致富，离开了与她关系亲密的粮站主任提供碎米谷子等原料、离开了大队书记的保护等，也是不可能的。她要“致富”，还得依赖其社会资本。但这些并不足以动摇作家所要表达的内涵，即勤劳让人富足，懒惰导致贫穷。相形之下，短短的《异秉》显得更为深邃复杂。如前所述，勤劳并不能保证人能富裕起来，陶先生和陈相公的故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得不说，汪曾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致富”想象中，既响应了那些普遍性的叙事需求，又确乎显得独树一帜。汪曾祺喜欢引用古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5），也许是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所以才在王二的生意故事后面，又加上了陈相公和陶先生这两个苦人的故事。成功与失败自有其道理，但历史的偶然性——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或马克思的“历史的狡黠”——却也可能是《异秉》这样的小说暗含的逻辑。文学能做的，不过是在那些冷冰冰的铁律后面注入对人物的同情而已。汪曾祺曾表示《异秉》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其真实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确实，汪曾祺说过：“我的小说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16）但他又说：“小说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索。”（17）所以，作家在真实生活后面加入的百分之二十，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写作的时代比所写的时代更重要，怀旧从来不是为了旧，而是为了当下现实。
关于“异秉”这个话题当然并不新鲜，马克思谈到原始积累时，曾批判过这种假定：“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18）“新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此发挥说：“那些据说得到财神爷青睐的人，总被认为自然是得益于他们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奋、远见、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们那得天独厚的祖宗。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是天赋异秉的。而那些不幸的穷人天生就受害于他们自身一贯的懒散、昏聩和无能；或者说，穷人自身就倾向于过那种潦倒、不定和随意的生活。”（19）将穷人的贫穷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就可以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造成的不幸转嫁到个人身上，从而免除了社会的责任。而将一个人的“致富”归结到“天赋异秉”上，当然也就有可能忽略了其成功的客观历史条件、机会及自身的努力。敏锐的作家不过是置身历史中，切身感受到那种历史条件的力量和事物的复杂性，并将其化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中。重写的《异秉》不外乎此。
注释：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3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黄油烙饼》发表得不顺利，可能导致汪曾祺有意识地回避现实题材，暂时将写旧生活作为避风港。而同是写民国故事，调子比较轻快的《受戒》能后写先发，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黄油烙饼》写完后压了好长一段时间。文章只有五千字，但是内容却有些‘尖端’，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弄得饿死人的事，因此当时一般杂志都不太敢发表。后来在《新观察》刊出后，反响还挺大”。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5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据当时在《新观察》任编辑的石湾称，《黄油烙饼》曾由林斤澜帮忙投稿，遭退稿。曾与汪曾祺一起工作过的石湾向汪约稿，汪说：“有家杂志不敢发，你拿回去试试你们主编的胆量。”果然，编辑部同仁们都认为小说很棒，但主编说“让汪曾祺改一改，调子总还是高一点好嘛”，意思是退稿。后来大家集体说服了主编，但推迟发不说，还放在末条。见石湾：《汪曾祺给我的五封信》，徐南铁编选：《2016中国年度随笔》，第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1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5）据袁韵宜回忆，剧团相关人员认为汪创作的剧本《范进中举》“有基础，善于刻画人物，但故事性不强，没有太多冲突”。见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4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林斤澜：《“若即若离”“我行我素”——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卷》，第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林亦曾向陈徒手口述此事，更为具体些：“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见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4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熟悉部分情况的陆文夫所言可为佐证：当时他们几个人看了《异秉》，都觉得是久违的佳作，奇怪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不在北京的大刊发表，要寄到《雨花》来。“叶至诚说稿件已在北京的两家大刊物吃了闭门羹，认为此稿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不规范。”这解释了林斤澜为何要将小说寄给《雨花》这样的地方刊物，还特意申明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陆文夫还提及另外一个细节，他们要“叶至诚去说服主编顾尔镡，发！顾尔镡号称顾大胆，他根本用不着谁来说服，立即发表在《雨花》的显要地位”。见陆文夫：《陆文夫散文》，第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叶至诚之子叶兆言回忆道：“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未能及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见叶兆言：《群莺乱飞》，第9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7）高晓声：《编者附语》，《雨花》1981年第1期。汪本人十分认可这段附言，说是“写得要言不烦，切中肯要，一看就是一位行家手笔”。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9）（10）（11）（12）（1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89、260、397、288-289、288、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3年7月28日下发了《关于使用“勤劳致富”提法的通知》，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动态》（1983年选编本），第25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
（16）（1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20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1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0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美〕加尔布雷斯：《没有心肝的社会》，昝涛译，《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