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在瞿秋白墓前的遐思
几十年来，去福建许多次，唯独没有去过闽西，只因当年交通不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厦门大学开会，坐火车从鹰厦铁路转换，须得两天多。闽西离厦门的直线距离虽然只有一两百公里，但山路行，难于上青天。如今交通便利，总算圆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梦想。
青年时代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去长汀看一下瞿秋白就义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情结完全缘于大学读书时，偷看到了这个铮铮铁骨的“叛徒”文人政治家那本薄薄的“禁书”《多余的话》。
今天，我站在瞿秋白墓前高大的塑像下，缅怀斯人对我诉说的“多余的话”，尤其是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不觉潸然泪下，俄而，又不觉如他那样，便大义凛然起来。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个政治领袖倒下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屹立起来了。这是幸，还是不幸呢？共产党人“砍头只当风吹帽”，岂止是匹夫之勇？只有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才有超越生死、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说出真心话的勇气。
显然，那最后一句话，是借用他邻县老乡苏州人金圣叹遗书中“豆干与花生同食，有火腿滋味”句，充分彰显出江南文人调侃玩味人生的诡异深沉气魄。
半个世纪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的课代表，我当然要把瞿秋白的作品也列入阅读范围之内，因为他不仅仅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办过《新青年》，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中的“马前卒”，他与鲁迅、茅盾的私交甚笃，评价作家作品的眼光也很独特。然而，读了他在三十六岁的最后遗言《多余的话》后，便颠覆了我先前对现代文学中许许多多作家作品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对世事肤浅认知；更有甚者，他对我的人格重塑，以及人生轨迹的取向都有了重大影响。
虽然，那个时代把瞿秋白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批判，但是，图书馆里，他的《海上述林》《赤都心史》《饿乡纪程》还是可以借阅的，我以为那是报告文学作品，就是今天所说的“非虚构作品”，是写实的，但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心理，从中可以看出他敢于说出真相的勇气。
作为《国际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瞿秋白，对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美好新世界的满腔激情，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鲁迅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于是，一个中国现代俄罗斯翻译和研究“创始人”的瞿秋白，便猝然倒在了中国政治绞杀的屠刀之下。
而他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说出了真心话，是忏悔？是反思？是对未来社会知识分子的瞭望和预判？这短短的两万多字文章，我读了半个世纪，至今还没有读透。然而，我却从其字缝里，读懂了一条真谛——哪个现代知识分子不为任何力量左右，有敢于说出真话的勇气，那才是“真的猛士”的魂魄！反省自己的一生，我能够像秋白先生那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吗？能够在诀别这个世界时，放下自己的一切吗？
我曾经羡慕那个创造了“知识分子”单词的法国，那里是“知识分子为王的国度”，因左拉为“德雷福斯事件”控诉，他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不朽的作品；当然，他们还有伏尔泰和雨果那样可以进入先贤祠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也赞叹过当代美国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鼓吹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永远站在“业余立场”说出真话的勇气。但是，一想到瞿秋白，以及百年来许许多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我就不太羡慕和赞叹两个世纪前左拉们的伟大了，尽管左拉、雨果们也会遭到流放的迫害，但其生存的语境毕竟比起瞿秋白们要宽松得多。
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处于一种极度的宽松状态，“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似乎是给敢于说出真理的人戴上了一顶社会良知的桂冠。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动荡的世界大变局，瞬间，“造假的知识分子”占领了世界各国的舞台，你只需读一读法国学者巴斯卡尔·博尼法斯的那本《造假的知识分子——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商务印书馆“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2013年版），你就可以看出在这个紊乱的世界语境下，又给那些无耻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多少制造谎言的机缘和场域，博尼法斯们指控这种行径为“文人的背叛”。所有这些，又让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我读到的那本《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是，我这些年就一直在寻找“知识分子的幽灵”，思考知识分子为什么贬值的问题。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如此宽松的语境中，其所掌控的话语权，足以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言说，但还是制造出了许多“垃圾知识分子”，说到底，这都是利益的驱使，让他们成为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一群懦夫，因为他们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
而瞿秋白，他可以为信仰牺牲肉体，但绝不为放弃真言、真情和真理而闭上自己的嘴巴。也许他是他自我反省的“叛徒”，然而，他却是真言、真情和真理的“烈士”。他道出了自己发自肺腑的心声：“我只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
瞿秋白自以为自己是“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向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的”一介读书人。他自诩是一个有绅士情结的文人，但他却又诟病那种“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他就是一个既充满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激情与活力，却又对革命产生了矛盾与怀疑的“混合体”，这就是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写在《从牯岭到东京》里的知识分子真实心理状态，这个心理阴影一直影响到最后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它终结和解答了知识分子这一段心路历程的方程式，也是对茅盾多年追求、动摇、幻灭主题的权威阐释。
于是，它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瞿秋白曾经在和茅盾讨论《子夜》主题表现时，对革命和知识分子个性中双重人格的犹疑和彷徨心态的分析。如果说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党的领袖身份在指导“左联”文学创作时，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化的主题先行对作品的戕害的话，那么，直到他临终前，这个问题他是想清楚了，不然，他就不会把自己定性为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我以为，他就是茅盾《动摇》中的方罗兰，这就是他临死前道出喜欢《动摇》的缘故。
一九八四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茅盾全集》编辑工作时，看到了一些关于瞿秋白与茅盾交往的资料，我就开始思考茅盾与瞿秋白这样的五四先驱者为什么会在革命与文学两者之间彷徨的问题，并且想写一篇文章，因为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说他想当一个文人去写作，“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陡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至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我当时就想将瞿秋白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茅盾在《子夜》改写中，如何把民族资本家形象吴荪甫进行改造的细节，以及对工人运动描写的意见为突破口，阐释一个充满着悖论的疑问：为什么瞿秋白最终还是念念不忘自己对文艺方面的意见呢？虽然，他在《多余的话》里，并没有深入谈下去，且没有涉及具体作品的分析，但是，从他最后对茅盾作品的钟情中，我猜想，在他诀别这个世界时，脑海中一定会闪现出当年与茅盾讨论《子夜》时的场景来的，并反思自己当年的浅薄和孟浪，因为他想做一个“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境界”的文人。
这篇文章的构想在我的大脑里储存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没有成文的原因，一是当年的环境不允许；二是当年瞿秋白的侄儿也调往“茅编室”了，我们是同事，似乎有些尴尬与不便，其实不然，瞿勃先生是一个异常开朗大度的人，只是我当时已惘然；三是后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去了。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瞿秋白乃一介耿直书生，加上常州人“说话不转弯”的直络性格，显然是不适宜从政的，尤其是不适宜做那种在政治斗争中杀伐决断的领袖人物。这场“历史的误会”，让中国政坛多了一个“多余的人”，却让中国现代文学文坛上少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领袖”。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其实，他像许许多多的小资产阶级的文人一样，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便产生了“幻灭”情绪。瞿秋白之所以喜欢老朋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动摇》，不正是他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吗？
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这个因母亲自杀，家庭离散的落魄青年，奔着文艺而去的“读书种子”，误打误撞地专修了俄文，一九一八年开始形成的人生观对他终生性格的定位是致命的，但也是最真诚的：“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于是，他像当时许多作家一样，成为“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一个天生就不喜欢政治的青年，却被推举为北大学生会谁都不愿干的“政治领袖”，从而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我想，倘若那时不是去专修俄文，而由此对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不是一九二〇年去了莫斯科，就没有后来从政的历史。即便是去了苏联，奔着研究俄国文学的初衷，也就会是另一种结局。因为一开始他“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出于翻译职务的缘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被其同乡张太雷介绍入了党。
我无意为瞿秋白的革命动机做分析与回护，这一点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是不是“叛徒”已经不重要了：“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这个“我的自白书”勇气来自何方呢？
毕竟是书生！当一个临刑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竟然放弃了生前身后之节烈名声，说出了只想当一个文人的夙愿时，真让人大跌眼镜，也让许许多多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惋惜和失望。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多余的话》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里，的确是“多余的话”，是糟蹋自己的话，是亵渎革命的话，然而在他死后的近九十年里，他的“多余的话”却烛照出了林林总总知识分子的幽灵，我们从“多余的话”中读出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况味。
中国共产党宽容了“多余的话”，仍然将瞿秋白追认为革命先烈。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想起了一部叫作《绝命后卫师》的电视剧，那是描写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掩护中央红军撤退，全军覆没，壮烈牺牲在闽西松毛岭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没有“绝命后卫师”的掩护，就没有红军后来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之后，博古以养病为由，决定把瞿秋白留在敌后，不让他随红军北上，显然，这是以他饲虎，将他置于国民党的虎口之中。充满着文人风骨的瞿秋白，没有丝毫用媚骨博取生的希望意念，毅然留了下来，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尝不是“绝命后卫师”呢？
我招呼老朋友Z君给我在瞿秋白墓前巨大的丰碑下照一张相留作纪念，解说员立马摆手制止，说这不吉利。而我要追寻的正是瞿秋白那种有着独立人格的精神，随其灵魂，融化在这蓝天白云里。
站在瞿秋白墓前，我在想。
我说出的是不是另一番重复的“多余的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