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如何看八股？
如今，“八股文”似乎已成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其实，从清末至今，人们对于“八股文”的评价都不甚高。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八股文”，不妨先细看看明清文人对其的态度。
八股文何时真正成型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它的名称“八股”来自这种文体独特的组织结构。八股文的形式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是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八股（包括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构成，所以得名“八股文”。《明史·选举志》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所选取的考试范围比清朝的“四书”范围更宽泛一些,同时也沿袭了宋代的经义之文，仿佛从朱元璋确立之日起就极为规范的八股文，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谈到“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这也就意味着八股文真正成型是在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时期。此外，乾隆命令方苞所编写的《钦定四书文》也是从化治（成化、弘治）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顾炎武的说法。成化之前的明代科举文章还没有定型，并不讲究八股的套路。
至于文章长度，与现在几万字起步的硕博论文相比，八股文堪称精炼。明朝时，五经文满篇以五百字为限，四书文满篇则为三百字。此后文章字数逐步增加，清顺治时期四书文的字数要求为四百五十字，康熙时期则为六百字，乾隆后则增加至七百字。关于字数，考生是不允许随意增减的。八股文如何写更是要求严格，第一就是文章内容要体现儒家思想，要用儒家的观点阐释四书中的“义理”，对于四书的理解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第二就是写文章的时候要“入口气”，要像古人那样去讲话。总之，这些条条框框加在一起，对于一位普通学子来说，不经过数十年的训练很难写出符合规定的八股文。
明朝文人对八股文的态度
虽然明清科举考试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八股文，但是明清文人对于八股文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明李贽在其《焚书·童心说》中谈到“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在李贽看来，“举子业”的八股文与《西厢记》、《水浒传》一样，都可以称为“古今至文”，可以说对八股文给予了极高的认可度，也说明八股文最初形成的阶段，内容、形式上考生都有着一定的自由度。“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在《成元岳文序》中谈到“时文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这其中的“时文”就是八股文，虽然袁中道是为八股文集做序，肯定有吹捧的味道，但认为八股文与传统诗歌一样可以万古留存，想来袁中道自己的确是认可八股文的。即使袁氏三兄弟曾对八股文的危害有一定的批判，但也都不否认八股文的意义，甚至通过担任主考官，选拔那些有自己独特风格、抒发个人性情的考生作品，从而影响当时八股文的创作。
明代“后七子”中的王世贞算是对八股文批评得最激烈的，其在《与陈户部晦伯》中言道：“甫离龀（幼童）即从事学官，顾其所习，仅科举章程之业，一旦取甲第，遂厌弃其事。至鸣玉登金、据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语令人愦愦气塞。”现代人看到这段文字是不是觉得太过熟悉？一些高考学子考完试后就“遂厌弃其事”，在这一方面古今也类似。此外，王世贞所谈到的“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很快就被世人所知晓，因为一些大臣在上奏的折子上暴露出他们对于朝代顺序的混淆。《儒林外史》中那位中举的范进当了学政后，一日他的幕僚在与其聊天，说到一个老学究不知苏轼，一次吃饭听自己老师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在清代，岁考成绩共分六等，秀才如果考了六等，就要取消其秀才的资格)的了。”这位老学究就记下这件事，去四川工作了几年后回来就告诉老师“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最搞笑的是范进听完了幕僚的笑话，竟然一脸严肃地说：“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趣事写入《儒林外史》，只能当故事听了，但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清朝初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张岱的《快园道古》、周亮工的《书影》中都曾记录明朝嘉靖年间侍郎汪伯玉公开谈论“蜀人如苏轼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当以劣等处之”，可见这个事情传播范围之广，文人们也借此事件表达自己心中对于八股文的不满。不过，明朝时期的文人对于八股文有建议、有抱怨，却没有提出过彻底取消八股文。
清代八股风评急转直下
明末清初是文人对八股文的风评急剧转换的时间点，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看到了八股文带来的危害，甚至开始反对八股文。顾炎武写文章始终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对于形式、内容越来越呆板枯燥的八股文他是坚决反对的，其在《日知录》中说：“文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之损矣”，这其中的“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不就是说的八股文吗？顾炎武还在《日知录·科举》中直言“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其认为八股文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处在同一个时期的王夫之对于八股文也做了专门的研究，还写出了关于明代八股文的小史《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对于公认的明代八股名家都给予否定，王夫之认为“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
进入清代，不仅是文人反对八股文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就连皇帝也曾取消过八股文。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的诏书中言：“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这一举动固然体现了这位年仅9岁的小皇帝对于八股文深刻的洞察，但六年后，也就是康熙八年又恢复了八股试士的制度，暴露出了康熙的无奈。考试仍然是“头场仍用四书五经试八股文，二三场论、诏、表、判、策如故”。《康熙起居注》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已经27岁的康熙与大学士明珠就策试贡士卷的一番谈话，应该说也表达了康熙对于八股取士依然并不满意，康熙言：“此卷文义尽优，但所论治河未能悉中肯綮。字迹秀润，而工力未到……朕观士子为文，皆能修琢字句，斐然可观若令指事切陈，多不能洞悉要领”。
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又有大臣上书要取消八股文。这次上书的是满洲正白旗的舒赫德，舒赫德在其奏折中谈到“科举之制，凭空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且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舒赫德直击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真正取代八股文的解决方法。反对派以大学士鄂尔泰为核心，鄂尔泰反对的理由是“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满清稗史》）应该说，从康熙到乾隆都已经看到了八股文的问题，乾隆时期提出问题的舒赫德，还有坚持八股文的鄂尔泰，又有哪位是不知道八股文危害的呢？但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更大，选取国家栋梁需要兼顾太多的因素，而八股文不管是内容、形式、培养时间、难易程度都恰恰刚刚好，可以说舍八股文后，还能如何考呢？
虽然乾隆没有舍弃八股文，但从皇帝到大臣对于八股文的态度还是轻视的。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中关于明朝八股文只选了一集作为样本，其它一概不收。八股文过去被称为“时文”，对于很多文人来讲，出版文集的时候从来不会纳入时文，当然，这中间并不乏将八股文结集成册作为“考前辅导书”的畅销。方苞奉诏编写明朝八股文选集，对于八股文的态度可以在其《方望溪遗集》中《李雨苍时文序》表露无遗：“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好此者，尤心非焉。”这个态度绝不是方苞一个人如此，清代文人大都如此，八股文只是科举的工具，做官了还写这种东西，也会被别人看不起。
后人还需多审视
真正让八股文彻底在科举中消失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康有为在其《清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不仅陈述了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诸生荒废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渐乃忘为经义，惟以声调为高歌，岂知圣言，几类俳优之曲本。东涂西抹，自童年而咿唔摹仿；妃青俪白，迄白首而按节吟哦。既因陋而就简，咸闭聪而黯明”，同时也明确提出在科举考试中要彻底放弃八股文：“变法之道万千，而莫先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同时他还认为中国被列强所欺凌，是因为“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1901年，清政府取消了八股取士的制度，1905年彻底终结了科举考试，当然，几年后清朝也彻底灭亡了。
如今距离1901年取消八股取士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家对它的认知已变得很少，但仅是蔡元培先生1937年12月所撰《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也能让我们对八股文产生一点不同的认识：“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用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学文的方法”。此外，明、清四五百年中涌现的文人墨客，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似乎也没有哪一位不是在八股文中浸染出来的。对于八股文的历史，后人还需要多多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