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杜亚泉
2023年是杜亚泉先生诞辰150年、逝世90年。2月11日适商务印书馆创立126年馆庆日，筹备两年的“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对公众开放。陈列馆位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二层，要勾勒商务百廿年的企业历史，并展现深嵌其间的数万种出版物、难以计数的文化出版名家和文化教育诸事业，只得去繁就简、一再浓缩。即便如此，笔者统计，晚清民国时段（1897—1949）近4万字介绍文字中，杜亚泉共出现21次，仅次于张元济、王云五、茅盾，这一结果，与杜亚泉的贡献完全匹配。
杜亚泉（蔡元培：《杜亚泉君传》，《（杜亚泉）讣闻》，开明书店1934年），原名炜孙，字秋帆，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思想家、编纂家、翻译家，二十世纪科学先驱。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9月14日（农历），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伧塘乡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杜亚泉自幼承家庭厚望勤奋读书，1889年十六岁即中秀才。1891年十八岁乡试落榜后，始觉“帖括非所学”，转从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小学。1894年赴杭州入崇文书院，就秋试再次落榜。1895年应岁试，考经解获全郡第一。因甲午战败，遂对功名之学产生怀疑，再次转求实学，始研习数学，1898年算学考试再冠全郡。同年接受中西学堂监督蔡元培之聘，任该校算学和理科教员，购江南制造局所译自然科学诸书，自学理化和矿植动物之学；又自学 日语，不久能直译日文图书。在校期间，与蔡元培均主张维新思想，与旧学究多有辩争。1900年9月，因矛盾激化，与蔡元培一同辞去学校职务，来到上海。
1900年，杜亚泉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招收学生教授理化博物知识，被认为是近代私立大学之嚆矢（袁翰青：《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4页。原载1982年2月7日香港《新晚报》）。10月（农历）创办半月刊《亚泉杂志》，共出10期，普及科学尤其是化学知识，被誉为完全由国人自办的第一份科普杂志。1901年11月得到父亲资助，将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室，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举的《普通学报》，编译出版科学书籍和国文、历史等“普通学”图书。《普通学报》共出5期。《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均由商务印书馆代印，杜亚泉因此与张元济、夏瑞芳等结识。1901年10月，杜亚泉与蔡元培、张元济等合办《外交报》，并代为发行。
1901年，杜亚泉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编写教科书，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杜亚泉所编《绘图文学初阶（初等小学堂用）》，为商务印书馆第一部国文教科书。1904年杜亚泉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理化部主任，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代编辑，与高梦旦、陆尔奎并称编译所“早期三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遭日军炸焚被迫停业，杜亚泉在慌乱中携家眷回乡避难。商务复业后，杜亚泉居家乡担任馆外编辑。1933年冬，患肋膜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杜亚泉服务商务前后三十余年，其中先后任编译所理化、博物等部主任28年，主持《东方杂志》约9年。编写、编译、校订的各类教科书、工具书等近百部，撰写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各类文章400余篇。期间创办新中华学院等学校，参加国音统一运动，组织旅沪同乡会等。杜亚泉一生致力“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为中国近代科学启蒙与文化教育事业，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缘起于2013年。笔者注意到商务本馆的历史整理，对包括杜亚泉、高梦旦、邝富灼在内第一代编辑关注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对商务印书馆在新时代的定位，是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的。对于商务印书馆本身，以及包括杜亚泉在内的馆内人物的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甚至连张元济的名字，也一度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杜亚泉比之更甚。正如龚育之、王元化所言，杜亚泉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论战中的那位守旧派”（龚育之：《科学·文化·“杜亚泉现象”》，龚育之：《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有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渐渐湮没无闻了。”（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949年后商务印书馆对自身历史的整理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末陈翰伯主持商务期间。80年代陈原主持商务，继续搜集本馆史料，形成在馆庆逢五、逢十的年份，结集出版馆史文集的循例。馆庆纪念图书中，先后收入了袁翰青《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汪家熔《“鞠躬尽瘁寻常事”——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与〈文学初阶〉》。但有关杜亚泉的重量级史料和研究，如张元济所撰《诔辞》、蔡元培《杜亚泉君传》，以及周建人、章锡琛、张梓生等人撰写的纪念回忆文章等一手史料，均未收入。2014年，笔者在《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4期里，将蔡元培等人的回忆，以及周武《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等的研究一起，以“万山不许一溪奔——再识杜亚泉”为题，组成了杜亚泉纪念专题刊出。三年后，上海分馆同人推荐过来一部颇感为难的杜亚泉研究文集，让笔者有机缘与本书的另一位编者施亚西先生相识。经过数月书信往来和电话交流，决定在杜亚泉逝世85年之际，重新编辑一部杜亚泉研究文集。
杜亚泉的当代发现始于科学界，经历了科学—出版—思想—人物综合研究的四个阶段。即由科学界的率先发现，到出版界对其历史贡献的肯定和生平史料的补充，再到思想界对其思想价值的认识、深化和提高，最后发展到对杜亚泉作为历史人物的整体研究。笔者所见新中国第一篇杜亚泉研究文章，是1956年6月发表于《新中医药》第7卷第9期、由朱孝慈所撰的《杜亚泉的生平及其医学学说》。文章介绍了上世纪20年代末“中西医之辩”时，杜亚泉发表《研究中国医学的方法》，对中医所持肯定态度以及对中医方法的认识。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兴起了一股中医热。这篇文章在医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均未引起反响。
杜亚泉研究第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袁翰青《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于1982年2月7日发表于香港《新晚报》。该文介绍了杜亚泉的生平，充分肯定了其对于商务印书馆、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普及以及在近代科学图书编纂出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认为杜亚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介绍西方科学最有成就的人。袁翰青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赴美留学并在美短暂执教后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等，是1949年后第一批学部委员。1952年，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出版署长胡愈之约谈袁翰青，派他到当时尚属私营公司的商务印书馆担任编审部长，领导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图书。袁翰青实为新中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任总编辑。袁翰青的多重身份中，每一个身份都令他注意到杜亚泉——这位在化学史、科学普及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中“功业彪炳”的前辈，袁翰青同时注意到杜亚泉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巨大存在。
袁翰青的文章，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和杜氏家族中激起了涟漪。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位唐锦泉老先生，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1983年7月20日，在杜亚泉诞辰110年、逝世50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史资料》第22辑，刊登了谢振声、杜其垚、杜其在、杜其执联合署名的《缅怀杜亚泉先生（1873—1933）》。文章介绍了杜亚泉的生平和贡献，补充了日常生活和性格特点等内容。这篇文章，还回忆了“一·二八”事变之后，商务没有给付杜亚泉“应得的退职金”而致全家生活陷入拮据困顿的晚景，介绍杜亚泉在极度困难中，变卖家产维持家庭编译所——千秋编辑所（杜其在《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内刊第42期，1988年11月 29日，第4页），编辑《小学自然科词书》的情形，并评价其“几十年如一日，竟日流光在案头，为了普及科学知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身后萧条，没有给亲属后代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替整个社会留下了无数精神遗产”。袁翰青的文章也引起杜亚泉故乡绍兴的关注。同年12月创办的《绍兴县文史资料选辑》的第一辑，便收入了杜耿荪撰写的《杜亚泉——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的自然科学编辑》。杜耿荪为杜亚泉共曾祖的堂弟，比杜亚泉小36岁，在杜亚泉晚年时曾与之有过密切接触，该文发表时杜耿荪刚刚去世。1990年这篇文章被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题为《杜亚泉——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内容上有些微差别，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1963年5月，后者当为前者的底稿原文。文章对杜亚泉生平做了大量补充，如：在商务工作之外的部分，补充了杜亚泉于清末投入浙江保路运动、参加国音统一委员会、参与汉语拼音字母创制、为旅沪同乡奔走操持等事迹；在商务工作部分，则补充了网罗编译所人才、编译所内部分工等情形；介绍离开商务后在世最后两年，于贫病交加中编书讲学的情形；还详细介绍了杜亚泉历次热心办学的经过等。文章还正面描述了杜亚泉与王云五的矛盾，直接表达了对以王云五为代表的馆方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杜亚泉去世前后表现的不满。
1988年为杜亚泉诞辰115年、逝世55年。这年5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科学与文化论坛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发表了题为《科学·文化·“杜亚泉现象”》的演讲。他首先肯定了杜亚泉的历史贡献，说“他一生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是“一位在中国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驱者’。”但接着又说：“我同时惊讶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论战中的那位守旧派！”龚育之发出了“杜亚泉现象”之问——“为什么一个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驱者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落伍者，集先驱和落伍于一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龚育之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比袁翰青晚23年，是具有科学背景的文化官员。他受化学家袁翰青的影响，注意到化学先驱杜亚泉的思想价值并提出了“杜亚泉现象”之问。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部处于“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国际环境，内部则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相对包容开放的时代氛围，杜亚泉的两个儿子杜其在、杜其执，杜其执的夫人施亚西，开始着手翻检杜亚泉生平史料及其所撰述的著作文章，以增加对这位长辈的了解。1988年11月29日，《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42期刊出杜其在撰写的《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对杜亚泉晚年生活情形等作了补充，文章经大幅修订，被收入许纪霖、田建业所编、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的《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
本轮对杜亚泉的关注，聚焦在对杜亚泉的思想价值的再认识。与当时尚在世分别从事金融和科技工作的杜氏兄弟不一样，施亚西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出色的学者，后又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通过阅读杜亚泉文章，她很快认识到杜亚泉思想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价值。自此施亚西开始致力于推动杜亚泉研究，成为数次杜亚泉学术研讨活动和多部杜亚泉研究文集的重要推动者。她常常和周围的学者探讨，鼓励他们研究杜亚泉思想和生平。通过施亚西、田建业、许纪霖、高力克、任元彪等一批学者的耕耘和推动，杜亚泉的生平、思想和人格，渐被世人认识。
1993年在杜亚泉诞辰120年之际，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选编的《杜亚泉文选》编成，施亚西、许纪霖请王元化为之作序，王元化撰成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回顾了发生在上世纪一〇年代的东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对杜亚泉主要思想主张进行全新解读，对龚育之发出的“杜亚泉现象”之问予以了正面的回答。这篇文章，再次将杜亚泉推到当代思想史视界，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11月17日，上虞市委、市政府和上海历史学会联合在杜亚泉故乡上虞举办了“全国纪念杜亚泉先生诞辰120年暨学术思想讨论会”，王元化、蔡尚思、汤一介、乐黛云、庞朴、张汝伦、姜义华等著名学者纷纷到场，会议引发了空前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自此，杜亚泉研究在以沪浙学者为主体的学界延续了下来，并形成了每十年组织一次杜亚泉学术研讨活动的惯例。2003年10月17日，上海历史学会、上海教育出版社、文汇报理论部在上海组织“杜亚泉诞辰130年暨学术研讨会”，王家范、许纪霖、周武、章清、高力克、施亚西等学者参加。2013年10月17日，“纪念杜亚泉诞辰140年暨杜亚泉学术成就研讨会”在上虞举行。熊月之、许纪霖、苏智良、高力克、施亚西、田建业等学者参加。2014年6月1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闸北革命史料陈列馆等举办的“杜亚泉思想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施亚西、田建业、徐培华、汪义生、葛乃福、施炎平、潘颂德等参加。
在以上研究和动员的基础上，杜亚泉研究逐渐结出硕果。1998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力克著《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2003年5月，由许纪霖、田建业编辑的《杜亚泉文存》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6月，由戴逸、柳斌杰主持，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月，施亚西、田建业编《杜亚泉重要思想概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陈镱文著《〈亚泉杂志〉与近代西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杜亚泉研究还存在于科学史、《东方杂志》、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硕、博论文以杜亚泉为题者亦不鲜见。杜亚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人生哲学》《博史》《处世哲学》等著译，近年亦被再版，有的著述还被多家出版社再版。随着对杜亚泉研究的深入，诚如熊月之先生总结，“杜氏生平与思想的众多方面，包括《亚泉杂志》与《普通学报》、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与科学普及等，都得到了研究，特别是他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研究得尤为透彻，其意义得到了阐发，价值得到了肯定。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已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熊月之：《略论杜亚泉思想特色》，《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第4页）。当然杜亚泉身上“保守”“落后”的灰色标签，实际上也早已被揭了下来。2022年4月，杜亚泉第一部传记、刘晓嘉著《中国出版家·杜亚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杜亚泉研究从科技史、出版史、思想史诸领域，推进到人物的综合研究。
除了以上成果，还有大量研究文章散见于各大报刊。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许纪霖、田建业所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为第一部杜亚泉研究文集。文集公布了家人收藏的杜亚泉《讣文》所载张元济、蔡元培等人的纪念文章，并收入了国内第一批研究成果。这些史料的公布和文章的结集出版，是杜亚泉研究的新起点。20多年过去了，新的研究文章已逾数百篇，而编辑本文集，意在辑录二十余年来杜亚泉研究的代表性文章，反映杜亚泉研究的新近方向和成果，同时对杜亚泉著述和生平史料做一点整理和补充。
由于施亚西先生年岁已高，疫情后身体愈加虚弱，加之杜亚泉思想面向之丰富、论述之深刻、史料之宏富，而笔者水平有限，这些情况令书稿编辑过程颇为艰巨。思想史依然是杜亚泉研究的主线，有关论文按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教育、科学、编辑、生平等分类选编。选编时亦考虑了内容、结构、作者、篇幅等的平衡。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其一，基础史料。收入杜亚泉去世后，生平旧友、旧同事如张元济、蔡元培、胡愈之、周建人、章锡琛、张梓生等的纪念文字等；杜亚泉后人亲属如杜耿荪、杜其在等的回忆文章以及新发现的商务旧同人周榕仙的文章等。其二，论文。涉及杜亚泉思想中的中西文化关系、杜亚泉思想背景研究、启蒙思想与调和论、杜亚泉思想与当代价值重建、国民性思想与价值体系、政治思想及其比较研究、经济与社会思想、进化论与科学主义的反思等研究，以及杜亚泉教育思想与编辑思想、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等文章。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揭橥杜亚泉研究的源起，彰显中西文化问题之于杜亚泉研究的核心地位；熊月之《略论杜亚泉思想特色》总结了杜亚泉人格与思想特征及其成因；许纪霖《“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指出中西文化论战实为两代知识分子（清末新派知识分子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大旗易帜的事件本质。此三篇置于论文部分的起首，便于读者迅速形成杜亚泉生平及思想特征的整体印象。文集收入高力克、洪九来、陈镱文等对杜亚泉思想及生平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新近成果，同时将更大篇幅交给了新加入研究者。如，历史学家汪晖、罗志田等，将杜亚泉思想置于中外历史的大背景下细密考察，对杜亚泉思想的形成演变有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其三，统计表。为笔者在责任编辑的帮助下，利用当下信息技术和数据平台，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修订整理的杜亚泉著述成果等。其四，前言后语。笔者所撰《编者前言》，介绍了文集编辑经过和主要内容。施亚西《编后的话——我所理解的杜亚泉》，以杜亚泉后代家属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概述其认识杜亚泉思想的历程，披露了杜亚泉研究的一些历史片断，对杜亚泉主要思想亦作了介绍。文集编辑期间，笔者曾数次拜访施亚西先生，往来书信数十封，笔谈数万字，领受了编辑前辈对后辈的信任和爱护，也感受到杜氏家人对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文集的看重；这些书信亦表露了这位世纪老人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洞见与忧思。2023年不仅是杜亚泉逝世150年，去世90年，亦是施亚西先生期颐之年，笔者竭尽全力仍未能在当年完成这部文集，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编辑本文集期间，笔者借机梳理了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形成《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考略》。杜亚泉去世时已离开商务，为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他离开商务前，与主事者王云五关系不睦多年；离开商务后，以老迈之躯在穷困中日日执笔疾书，赚取生活费用，不曾懈怠分秒；去世后，商务官方未出面主持身后事，亦未组织纪念活动。唯一公开的表达，是1934年《东方杂志》三十年纪念刊内由胡愈之执笔、以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追悼杜亚泉先生》。张元济、蔡元培以及商务同人的追思与资助，均以个人身份发起。杜亚泉的凄凉晚景及身后事处理，与其对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彪炳”贡献，构成了鲜明反差，形成一个有关杜亚泉晚年与王云五、与商务馆方关系的历史人情旧账，长期纠结于学界和亲族中间。笔者受此感召，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点考察，试图从更多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各方情境，希望能以本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身份，对了结这段历史公案做些许的补充和交代。
文集编选过程中，笔者发现杜亚泉思想，正与当下的现实发生着奇妙的双向“纠缠”。一方面，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当下的社会脉动产生了强烈共震，杜亚泉的许多思想主张，在一百多年后收获了充分的历史回响；另一方面，其兼容并包、中庸调和、人本主义的思想方法，其有关科学与人文、政治与经济、家庭与社会、战争与和平等方面的思考，对反思当下人类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启发。或许，这正是一个杰出思想家的特质——即便面向全然不同的时代，亦能提供启迪与批判的双重价值。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杜亚泉研究论集》编者前言，见报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