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鲁迅在西安
陕西教育厅、国立西北大学合办暑期学校开学式合影，摄于1924年7月20日，第二排右起第十一人为鲁迅。照片出自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影集》
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笔耕中度过的，较少外出旅行。但他于1924年7月曾有一次西北之行，是应西北大学邀请去“暑期学校”讲学。1924年，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校的讲师。当时陕西省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委托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设一个“暑期学校”，延请京、津、穗等地十余名讲师前来讲学。除鲁迅之外，还有北京师大的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的陈定漠，广州大学的梁龙，东南大学的吴宓等受邀。鲁迅之所以爽快地应约，一是他不久前刚完成《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去讲中国小说史，可谓驾轻就熟；二是他一直在考虑撰写长篇小说《杨贵妃》，想趁便到西安进行一次考察。
到西北大学讲学
这次西北之旅参加者共13人，鲁迅由他的学生孙伏园、王捷三陪同前往，孙伏园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去的。据鲁迅《日记》记述，7月7日晚登上火车，8日到郑州，9日改乘汽车到陕州，10日又改乘船，走黄河水路，路上遇到大风大雨，“甚受煎熬”。13日到达潼关，14日改乘自动车抵达西安。路上经过了多日的风雨兼程和车马劳顿。
7月20日西北大学“暑期学校”开学，鲁迅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和与会者合影。7月21日鲁迅开始讲演。暑期学校的听课者有西安各中小学的教师、各县劝学所选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的师生，人数约700名。鲁迅在西北大学的讲演从21日至29日共9天，计11次，共12个小时。另外他应邀到讲武堂为陆军学生讲演一次，督军刘镇华曾托人示意鲁迅，给陆军官兵讲演时换个题目，但鲁迅还是讲了小说史。
这次鲁迅在暑期学校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为六讲：第一讲《从神话到神仙传》，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第三讲《唐之传奇文》，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涉及作品有中国古代神话及《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后来鲁迅又把讲稿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作为附录收入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之中。
不像唐朝的天空
前面说到，鲁迅曾计划撰写长篇小说《杨贵妃》，鲁迅一向颂扬盛唐的文化，认为其大度、自信、有魄力，“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鲁迅又对杨贵妃的题材很感兴趣，并想以此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1934年他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鲁迅认为以前从白居易的七言长诗《长恨歌》，直到清代洪昇的传奇《长生殿》，这些作品都对李杨的爱情持歌颂的态度，以悲情故事为唐玄宗“树碑立传”，而让杨玉环承担了祸国的罪名。对此鲁迅提出了质疑。他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杂谈著作》一文说：“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客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煞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的爱情早就衰竭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代代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
1926年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历史小说论》一文，文中说：“朋友L先生（指鲁迅——引者注），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夜雨，就生出了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
孙伏园说鲁迅想写的是剧本，他在《杨贵妃》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做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鲁迅先生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
这次应邀到西安讲学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鲁迅的私淑弟子许钦文在《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前后》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早就说要写一篇《杨贵妃》的历史小说，天空怎么样，宫殿怎么样，都有了相当的想象。他到西安去，讲学以外，就是为着把这小说的背景弄得像样点，实地考察，增加点材料。”
鲁迅从北京去西安途中，先在临潼逗留，后即去游览唐明皇赐浴杨贵妃的华清池，并在此就浴。到达西安后，不顾旅途劳顿，第二天一早鲁迅就去观赏著名的碑林，这里荟萃了全国闻名的历代碑石、墓志4000余件，使一向喜爱金石碑刻的他一饱眼福。他专门到西安城内的博古堂买了耀州出土的石刻拓片两种，跑了好几家古董铺，买了乐伎土偶人、四喜镜、魌头、弩机及碑帖等多种文物，还游览了雁塔、曲江、灞桥等古迹。为了深入研究杨贵妃所生活的唐代的历史风貌和社会环境，他还多次同西安当地人交谈，了解情况。比如当时接待鲁迅的一位叫李级仁的小学教师，鲁迅就几次邀他到宿舍里，请他提供关于杨贵妃的生平、坟墓、遗迹等情况，其中说到西安城东南角的兴庆宫遗址（唐玄宗与杨贵妃月夜赏牡丹的地方），鲁迅计划的作品中有此部分。鲁迅也向他讲述了写作的打算，告诉他其中一幕将根据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月夜赏花的情景。陪同鲁迅去西安的孙伏园也兴致勃勃，他发现西安家家户户院子里种有白色的木槿花，便建议鲁迅“在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的木槿花”。
遗憾的是，西安的实地考察没有促成鲁迅这一创作，相反挫伤了他的创作热情。主要原因是当时军阀的腐败政治局面以及西安的残破荒凉景况，使鲁迅大失所望。他对孙伏园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的西安，政治黑暗，古迹毁坏，这时先生的印象不但不好，反把从前的想象打破了。因此，本想到马嵬坡去的，终于没有去，也因此没写成《杨贵妃》一文。”（《鲁迅先生在西安》，刊于《西安日报》1956年10月19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也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此后，鲁迅就再没有提起过《杨贵妃》的创作。
匾额题赠易俗社
易俗社是秦腔剧团。秦腔的唱腔高亢、强劲、激越，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善于表现悲壮、激昂和凄楚的情感，故也称“吼秦腔”。秦腔剧目繁富，内容有神话、民间故事、公案戏等，有数千种之多，是我国重要的剧种之一。
易俗社成立于1912年7月，创办人是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主要成员有高培支、王伯明、范紫东等。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易俗社以“补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倡导，是集演出、教育于一体的戏剧团体。易俗社重视新戏创编，编演了许多优秀剧目。
鲁迅很早就关注易俗社。他到北京教育部任佥事后，即主管社会教育工作，戏剧也在工作范围之内。鲁迅对易俗社重视戏剧改革、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极为赞赏。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训令，赞扬易俗社编演的剧本“命题取材，均有可取，不失改良戏剧之本旨”，并颁发“金色褒奖”状。这次鲁迅去西安，有意要去考察易俗社。他在途中对孙伏园说：“这次要陪我去看易俗社的戏哉。”
鲁迅在西安总共待了短短21天，他连续五次到易俗社看戏。这几次看戏的情况，鲁迅在日记里都有记述，如鲁迅到达西安的第三天就去易俗社看戏，日记：“七月十六日 晴。午后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鲁迅是应时任易俗社社长吕南仲之邀前去看戏的。吕南仲，也是浙江绍兴人，清末附生。早年到陕西，曾任省财政厅股长，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县厘金局局长。1919年入易俗社，任编辑兼评议，1923年1月被选为社长。他十分敬仰鲁迅，所以诚邀鲁迅观剧。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那天鲁迅观看的《双锦衣》就是他的作品。《双锦衣》根据《宋史纪事本末》编写，情节曲折复杂，角色行当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一直是易俗社的看家戏。鲁迅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兴犹未尽，第二天又来观看下本。吕社长虚心征求鲁迅的意见，因为彼此是同乡，分外亲切。鲁迅表示对演出相当满意。他说：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
7月18日，鲁迅第三次来到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大孝传》写舜帝孝感天地的故事，舜在幼时，父亲、继母、异母的弟弟多次想害死他，但舜仍然对父母孝敬，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上天，有大象、小鸟帮他耕种。后来尧把帝位让给了他。鲁迅看了也很满意，心情很好。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
鲁迅第四次到易俗社看戏是7月26日，观看的剧目是《人月圆》，作者是易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培支。《人月圆》的题旨是戒烟、戒赌、戒嫖。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戏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鲁迅先生二三事·鲁迅与易俗社》）
8月3日，鲁迅离开西安的前一天，鲁迅在收到的讲课费200元中拿出50元捐给易俗社，以帮助解决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院的经费困难。晚上，刘镇华省长在易俗社剧场为鲁迅一行人设宴、演剧、饯行，这也是鲁迅最后一次到易俗社观看秦腔。这次宴会别开生面，宴席就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宾主一边看戏，一边用餐，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俗等人倾情献演了秦腔的精彩剧目，再次得到鲁迅的赞扬。其时正值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为了祝贺易俗社成立以来取得的骄人业绩，特地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同去西安的学者、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题名。
鲁迅于8月4日离开西安，12日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次西北讲学的行程，历时37天，内容极其丰富，在我国广袤的西北高原上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是鲁迅人生经历和文学生涯中重要的一页，也是一次值得我们纪念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