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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藏书楼在延续文脉、教化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涵芬楼创立于1904年，以专藏善本古籍和地方志著称，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后，便着手筹建编译所的资料室，1909年，随着藏书量的增加，资料室正式以涵芬楼命名，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涵芬楼善本古籍和地方志的藏书体系传承了中华文化，对公众开放的管理理念则体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求书四法”以充实馆藏

涵芬楼主要采用“求书四法”搜购古籍，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作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为涵芬楼的图书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求之坊肆”意为零星购买散落在坊间书估手中的文献要籍，张元济在自家门前设摊“求买旧书”，每到一地出差，总先走访书肆，搜购元明刻本。“丐之藏家”是从藏书家处成批收购，据记载，主要有四次收购，即1904年购得绍兴徐友兰熔经铸史斋善本古籍约50余橱；民国初购得清宗室盛昱“意园”、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的不少旧藏；1925年购得扬州何氏藏书4万余册；1926年够得乌程蒋氏密韵楼旧藏精品，含蒋氏所藏《永乐大典》残卷10余册。“近走两京”意为从历朝旧都等经济、文化繁荣地域搜购文献。1911年张元济在北京访书，一个月就先后购得了《六朝政事纪年》《蜀鉴》《脾胃论》等元明刻本。“远驰域外”即访书还要放眼国外，如1928年10月张元济赴日本，访问了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等藏书机构，借照了40余册宋、元、明刊古籍。

据商务印书馆编辑曹冰严所记，从1918年到1936年间，涵芬楼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国地方志，多数是张元济亲手征集的，对一些值得重视的刻本，他都仔细翻阅、精心鉴别，查核存目、批示价格。“求书四法”等造就了涵芬楼丰富而珍贵的馆藏，截至1931年，涵芬楼搜藏善本3.5万余册，一部分珍稀版本，如宋刻本《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本《史记》等。

珍藏善本以传承文化

涵芬楼的善本古籍内容极为丰富，源于张元济等知识分子拯救我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历史责任感。张元济在致友人傅增湘的信中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涵芬楼善本古籍涵盖了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版本，包括抄本和稿本等珍本善本。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汇集了宋本129种（2514册）、元本179种（3124册）、明本1419种（15833册）、清代精刻138种（3037册）。其中有许多稀世之珍，如宋本中的《周易》《通鉴纪事本末》《说苑》《陶渊明集》等。还有如《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多种质量上乘的善本。

此外，涵芬楼的藏书还有鲜明的地方志特色，张元济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到1931年，涵芬楼藏地方志达2600余种，计25800余册。有元本2种、明本39种、清代及民国时期刊本2524种，有嘉靖年间刊本的孤本方志如江苏省的《岂山县志》、湖北省的《随州志》、四川省的《渔川州志》。还有珍贵的抄本和稿本，如张凤孙的《泰宁县志》、李钟峨的《通江县志》等。另有仅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的罗定全的《资县志》等。涵芬楼成为当时收藏地方志最多之处。

整理编目以有序存藏

涵芬楼促进了编目技术的发展，成立初期，因藏书不多，仍然使用四部分类法，但是到了东方图书馆时期，图书增至40万册，兼跨多种类，传统的分类法不能很好适应图书分类的新需求，于1928年出版《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解决图书分类面临的新问题。唐锦泉在《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中记载：他（王云五）认为杜威十进分类法在中国图书馆界中比较适用，但应设法扩充，以便容纳中国特有的图书，如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及中古、近古哲学著作等。

涵芬楼对图书的管理也做了一些尝试，主要可从目录学著作《宝礼堂宋本书录》和《涵芬楼烬余书录》看出。根据藏书的新情况，《宝礼堂宋本书录》构筑了“四加一”的体系以区分宋刊本和元刊本，《涵芬楼烬余书录》则在总目录下又形成了三级目录，方便了书籍的检索和查询。涵芬楼在搜集、馆藏古籍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精于版本目录和校勘的专门人才如孙毓修等，这对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诸众览以开启民智

中国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着眼于藏，随着西学的传播，创办公共藏书楼逐渐成为开民智的题中应有之义。涵芬楼创设之初，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提到自己“拟劝商务印书馆拨款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涵芬楼的目的不仅在于藏，更在于成立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使大众受益。

1926年，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聊示与西方并架，发扬我国固有精神”，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馆藏在三楼，馆内订有《阅览章程》，章程共四章17条，含阅览时间、场所、手续和附则，同时对图书实行分类管理，部分图书提供开架阅览，这在当时的图书馆并不多见。

从1926年至1932年间，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量超过了50万册，各类图片5万多幅，经鉴定或整理的善本近4000种，共3.5万多册，再加上收藏的善本总数近8万册，其中精品和孤本就有逾5000册，东方图书馆堪称当时东方的第一大图书馆。据当时资料统计，1929年入馆阅览者近3万人，1930年达到3.6万人，它的对外开放，使读者受益其丰富的馆藏，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浸润了文化。

不幸的是，1932年淞沪会战，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纵火焚毁，除547部善本书幸存外，其余全部被付之一炬，张元济陆续著录成《涵芬楼烬余书录》，逐一记录版本行款及历来藏家题跋、图记，1951年付印出版。

涵芬楼藏书满足了商务编译出版之需要，实现了保存传统文化之使命，发扬了服务社会之精神，公诸众览、对外开放，与传统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起到了“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