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古城苏州，就近代学问家里面，个人以为，顾颉刚先生是必占有一席之地的。而且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自有其开创性和引领性。顾颉刚先生著作等身，门生众多，其中以黄永年、童书业、白寿彝等为知名，有的门生之下也是再出高徒。可以说，顾先生的学术精神自带有传承的传统，那曾经受过争议的“古史辨”学术，如今已成为用于探索历史真相的先锋思想，而他的诸多历史地理著作也已经渐成经典和相关专业的基础书目。应该说，顾颉刚卓越的学术成果，与他爱读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顾颉刚先生的藏书的保存和梳理，将是极为有价值的事情。

顾颉刚出生于苏州悬桥巷的顾家老宅宝树园。苏州自古私家园林甚多。作为名门望族，顾家早期也是进士出身，读书人家，甚至被清代皇帝赐匾“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现在顾家也仍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家谱。前段时间拜访顾颉刚的孙辈，听说宝树园要复建了，有关方面要大力修复顾颉刚故居，并恢复昔日的文通书局——文通书局是顾颉刚在苏州曾短期打理过的小型出版社。

现在顾颉刚故居的修复已经在分块面施工，在整体规划之中，设计方已经充分考虑到宝树园顾家藏书文化的展示。只是未来这里最终会如何展示顾家书香文化，还有待于最终的呈现。

一

说起顾家藏书，文学山房江澄波老先生最有发言权了，因为他曾多次与顾颉刚先生一起收旧书。这在新近出版的口述史（江澄波《书船长载江南月》，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中也有提及。抗战之后，顾颉刚回到苏州，办起了一家编辑所——文通书局编辑所。地址就在顾家花园，“负责编辑工作的有方诗铭先生、金兆梓先生等。方诗铭先生是顾先生的亲戚，他个子不高，但学问很大，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编了一本《中国史学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他常常到书店来卖书，和我们都很熟悉”。

江先生所谈的方诗铭，的确是一位有功底的史学家，曾师从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等，于抗战后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曾担任过《史林》主编。顾颉刚于一九四八年到达上海定居后，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兴业坊三十五号三楼。一九四九年后开始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其间有不少书是方诗铭参与编著的，如《从猿到人通俗画史》《太平天国通俗画史》《林则徐和平英团》《纸的发明故事》《人民诗人屈原》等。应该说方诗铭是顾颉刚编书出书时的得力助手。还有一个编辑金兆梓，江老说后来成为苏州的副市长。这位金先生也是专业出身，先是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任文史编辑，编辑《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参考书》。后来在中华书局任教科图书部主任、编辑所副所长。抗战爆发后，先在上海大夏大学兼教“中国通史”，后来又去重庆中华书局，任《新中华》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一九五一年，到苏州参加了顾颉刚的编书事业，后来当选为苏州市人民代表，苏州市副市长。

方诗铭先生后来去了上海工作，他在《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在苏州的二三事》中对办出版社时的顾颉刚有着详细记录，其中提及，顾颉刚先是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后来又到了重庆北碚任教于复旦大学，再后来回到北京，整理他留存在那里的大量图书和文稿，“看到那些劫后仅存的图书和稿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照他自己的说法，真是‘如睹亡子’”。最终继续南迁，回到阔别近十年的苏州定居。

“这次颉刚先生定居苏州，主要是要将他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设置在这里。这家出版社本来在贵州的贵阳，老板华问渠又是著名酒厂的主人，在西南，有着较为雄厚的资力。”按照方诗铭的回忆，华问渠先是准备在上海发展，重建编辑所，原来的主持者是谢六逸，可是自从谢先生去世后，编辑所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华问渠有意恢复，希望出版文史类的图书，首先找的是在云南大学执教的白寿彝，通过白寿彝邀请顾颉刚担任编辑所所长。白寿彝为此从云南奔赴重庆，华问渠也在，就把此事暂定下来，编辑所设定在昆明，白寿彝从云南大学辞职后，率领同人把编辑所移到苏州。顾颉刚把自家的房屋（当时为顾家花园九号）拿出来一部分，作为办公室和宿舍。

根据方诗铭的回忆，顾颉刚在苏州的藏书非常丰富，当时有不少书都提供给编辑所的同事们，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后来还从重庆运回了一部分藏书，尤其是在西南出版的读物，颇为丰富。

在苏州的文通书局编辑所，先后复刊了《文讯》《文史杂志》，前者连载了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颇引人关注，后者则由顾颉刚亲自主持，方诗铭担任编辑。当时苏州编辑所编辑的出版物，到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厂排版，再将纸型寄到上海印刷发行。顾颉刚在苏州一方面负责文通书局编辑实务，还要同时兼顾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务，可谓繁忙。但他始终不忘买书、藏书。

根据江澄波的讲述，顾颉刚买书有自己的兴趣，如民俗、古代历史方面，还有就是有关苏州地方文献的，因为他对于苏州的历史很有研究。

当然，因为资金有限，顾先生也不敢出手买太贵的书。有一次在文学山房看到了《水经注》善本，是乾隆时期徽州黄氏刻本，二十册，且经过桐城姚元之朱笔校注，有印记，应该说颇为珍贵。顾颉刚看了之后，想买但钱不够，于是提出分两次付款，文学山房欣然答应。

如果遇到实在买不起的书，顾颉刚还会及时推介给需要的同道。如文学山房曾经收到一本《庚癸纪略》稿本，署名为“倦圃野老”，内容是关乎太平天国历史的。顾颉刚就取出名片，写上几句话，让江澄波与历史学家罗尔纲联系。罗尔纲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很快就把这册稿本买了回去，后来还印在《太平天国资料》里，可以说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顾颉刚担任大中国书局总经理，当时以出版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地球仪等为多，但同时也想寻求突破，出版一些历史类读物。因此顾颉刚虽然人在上海，但常常回苏州淘旧书。文学山房有了好书，自然会让顾颉刚先睹为快。孙星衍校跋的明嘉靖版《白虎通德论》、清初抄本《牧斋有学集笺注》、乾隆时期稿本《金昂千诗集》、明初刊本《南极地理》、明早期代王府刊本《谭子化书》、明万历刻本《北西厢记》等，其中不少书都与苏州有关联，如《北西厢记》中的插图是苏州画家殳君素绘画上版，尤为稀少。顾颉刚看了诸多善本，马上与新成立的上海图书馆联系，当时馆长是李芳馥，这批书经由顾颉刚介绍，全部由上海图书馆收下。这对于文学山房来说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因此，文学山房对于顾颉刚也是颇为感念的。

令江澄波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去收曹元弼的藏书。这位大藏书家病故后，藏书难以处理，顾颉刚获知情况后，及时带着同仁赶回苏州。当时一同去的有章巽、陈子展、胡厚宣等，都是需要买书的学者。买旧书，读者惯例是挑选自己需要的，或者是善本、古本，但是顾颉刚不一样，他想让大家先挑，然后放言剩下的自己全打包。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宣言于众曰：曹家书，诸君要的我即不要，准君不要的都归予。盖虑予如不要，又将卖于纸厂作纸浆了。如此，予得书可五千册。”时为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文学山房也同去收书，江澄波见顾先生此气度，暗暗钦佩。因此江澄波说，顾颉刚收藏的书很多，但主要是买苏州曹元弼家里的藏书，以清代刻本和工具书居多，因此并没有什么太好的版本书。

二

就在前一年（1953）年初，顾颉刚担任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他从上海回苏州，把苏州家中所藏的碑帖及报刊，特别是抗战时期出版的报刊，都赠给了合众图书馆，由顾廷龙和王煦华前来选取。还有一件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寄赠的《论持久战》加题跋之文献，也捐给该馆。顾颉刚的藏书也不是专为个人服务的，如同时期，一九五三年九月，禹贡学会与中央民族学院签约，把旧存图书、杂志、报章都借给学院使用。

从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到七月，顾颉刚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聘用，决定前往任职。北上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整理藏书。“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平均以四百册计，已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1954年7月20日日记）顾家藏书有专门的书房，而且几代人的书房也不同。顾颉刚日记提到在一九二一年时有个想法，把东厢房放经类书，内厅放文集杂志，房内则放史。在那一年，还专门请来铜匠修理书箱锁钮，可见对藏书之珍重。到了一九二四年，顾颉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正式书房，但还是嫌小。此后房屋经过多次改造，顾颉刚的藏书也分布于苏州和北京、上海各地。但他还是以家中藏书为主，而且每年都会在六月晒书籍。过年节或者外出时则在书房粘贴封条。

抗战初期，顾颉刚在苏州开始整理书籍。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他在日记中记录：“理碑帖入大柜。理丛书入大柜。”并请来工匠挖地窟，一丈五尺见方，要工钱一千元左右，父亲的重要的书物备放入避难。急难时家人也可以匿入。此后又多有理书籍十几箱，确保万无一失。

抗战胜利后，顾颉刚赶紧回来收拾家中书物，晾晒被白蚁伤害的书籍，油漆天花板，修整后院房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已经担任了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的顾颉刚修订了文通书局租屋契约，当时还为编辑员租了房子，如白寿彝就住在顾家院落附近。此时顾颉刚已经准备筹划文通书局编辑所的工作，还申请安装了电话，这所房子还在顾家旧居范围。只是到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文通书局营业不善，场面太大，编辑所每月开支四五千元，不能支撑。为了节省成本，顾颉刚将编辑员移住东北街，“编辑工作计字论酬，不管伙食，事务员及工友均解雇”。

这一年，顾颉刚还奔赴北京查询劫后之藏书，请人刻印章二枚，“颉刚劫后所得”“晚成堂劫余书”，用于藏书之用。随后又到天津银行接收了失而复得的日记、笔记、手稿等多箱，“热泪夺眶，若获亡子”。而对于苏州父亲遗留的藏书更是珍视，精心整理保存。这一年他作《宝树园杂记》，准备出版。他还一度以苏州耦园为书室，或许是因为家中增添了文通书局办公之所和编辑员住所。当时白寿彝主持书局事务，而方诗铭则为编辑，方诗铭曾回忆那一段时光,“颉刚先生将自己的房屋分出一部分，作为办公室和同人的宿舍”，还把家里的藏书提供给文通书局，后来又把重庆运回的一批好书给书局作为参考，可以说给了编辑所很大的帮助。可以说这一时期，文通书局编辑出版了不少地理、历史类的书册。

苏州顾家花园有一处“纯熙堂”，也是顾颉刚的藏书之地。根据苏州地方史志记载，“纯熙堂”是顾家的藏书楼，这里曾藏有江苏地方志书，如乡镇志书就有《同里》《周庄》《相城》《梅里》《黎里》等十数种。

在顾颉刚日记中有记：“自文通移出，纯熙堂西室为予外书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顾颉刚日记提及，外姑的寿材从四川运来，一共五块板，其中一板拟作写字台两个。为此找来木器铺匠人估价，居然要四百五十万元之巨，因为是贵重的楠木。

当时顾颉刚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第一是建造廉军（按，顾颉刚祖父）金石苑；第二是建立子虬（按，顾颉刚父亲）艺术苑；第三是成立颉刚图籍苑；第四是成立履安（按，顾颉刚第二任妻子）小学……总名为“宝树园史林”。由此可知，顾颉刚是希望把宝树园作为整个家族的文化纪念园地，他胸有丘壑，布局有方，可惜这一计划因为时代的剧变而未能实现。

这一时期，顾颉刚作为大中国书局的经理，主持出版爱国主义类的历史故事丛书和历史教学挂图，他请来了金兆梓帮忙，并让金兆梓住在顾家花园四号屋，自己为此还回家整理书籍。

一九五二年，顾颉刚虽然一边在为大中国书局主编“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小丛书”，但囿于运动风潮，又有了卖掉苏州房产的想法。“此一年中，为了土改、三反、思想改造，学校上课尚且不能，何况编纂（挂图）乎！”（1952年6月10日日记）同年顾颉刚在上海学院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自陈：“此次学习，可怕者有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终于熬到深秋回苏州旧居，继续整理藏书，把很多藏书捐给了上海合众图书馆。

三

听闻苏州曹元弼家藏书要散出，顾颉刚急忙从上海赶回，这一次使得他的藏书又增加了五千册。当时顾颉刚特地请古旧书店的江澄波、束师傅、臧炳耀前去帮忙打包，结束后还在阊门的老字号六宜楼请他们吃饭。席间顾颉刚兴致很高，还为大家讲述了他去西北考察地理历史的见闻，并讲解了“吹牛皮”和“拍马屁”典故的由来。

至今江澄波对此还是记忆犹新。使他记忆犹新的还有顾颉刚搬书去北京时的情景：“我们文学山房一共去了三个人，是我、学诗弟弟和臧炳耀。我们先用牛皮纸为书打包，牛皮纸外加一个蒲包，再用麻绳捆起来，四捆书一包，整整工作了一天。”

顾颉刚因为要去北京赴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职务，只得打包藏书，多数运往北京，当时包了一节火车厢，可见藏书之多。而且还没有完全运完。顾颉刚先生留有一部分书，说是让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处理，只是后来也没有了下文。据说，在苏州某文化机构还藏有顾家的一部分旧书，只是没有机会看到。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顾颉刚携家人入住北京干面胡同居所。直到数日后才歇息下来，好好整理苏州运来的藏书。“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当时他的主管尹某就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顾颉刚听之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后来在工作中又被尹某评为“大而不当”，从此结下怨结。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顾颉刚受命加入《资治通鉴》的点校工作，曾一度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内办公。到了一九七一年，顾颉刚又受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

尽管有领导人“钦点”主持专项专业的工作，但是顾颉刚还是在自我批评之中，于一九五五年解散了他和谭其骧发起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禹贡学会，决定把房屋捐给政府，图书赠给民族学院，刊物分送给各大学和图书馆，现金则慰劳军队。

一九五九年，顾颉刚主动把苏州家中的古物，包括字画、铜器、陶瓷等八百余件捐给了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次年初则开始卖掉自己的藏书。“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顾颉刚在日记中自述，在当下劳动力极端缺乏之际，靠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了，因此检出五万余册书，“故决取不需要者售出”。顾颉刚说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卖书给书店，这些书陪伴他已经三四十年，临别时亦不无恋恋之情也。“但视物得其所，使用率加强，于学术界有裨益耳。”很难说顾颉刚先生的这些日记不是自我安慰，但也是迫于现实的想法。应该说，从此以后，顾颉刚与书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当然，一个书生，一位研究学者是不会全部放弃自己的工具，因此无论身处何地，顾颉刚身边还是少不了一些必要的书籍。

在顾颉刚先生去世次年（1981），他的藏书六万册依照先生生前“藏书不分散”的愿望，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四

其实在顾颉刚晚年生病的时候，曾把北京的一部分藏书运回苏州，连同一些书柜、桌子都运回来了。书的数量当然是极少了。顾颉刚先生实在想念苏州，想念他的宝树园。他多次写过宝树园的回忆，并以宝树园为名出过文集。

根据顾家后人回忆，顾颉刚先生在苏州宝树园藏书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壁柜里藏书。顾颉刚早早请人在墙壁里开出空间，安装上木柜，从而便于藏书，又不占用房屋空间。可谓是极好的办法。如今顾家还是保持着这个模式。只是不知道在未来的改造工程中会不会被修改？

有一天在我所收集的一堆杂纸堆里，居然发现有顾颉刚夫人张静秋女士的一封信，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笺纸，内容是写给苏州市政协的。虽是复印件，但也很珍贵了。我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女士的《顾颉刚年谱》中没有发现这封信的记载，信中也是希望顾颉刚故居能够成为人们纪念这位历史学家的场所，并有藏书文化的呈现。

不知为何张静秋的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令人欣慰的是在顾颉刚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顾颉刚孙辈传来了好消息，顾家花园的改造工程终于要实施了。

从先期的整体规划来看，顾家花园作为一项整体文化品牌规划，其中有宝树园的恢复建造、顾家花园文化展示中心、顾家花园共享社区之“芳邻居”，还有文通书局的书吧等。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规划是与顾氏文化相为联系的。对于宝树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的“米丈堂”和“恰隐山房”，到了清代初期，名士顾其蕴在此地建造宝树园，种植山茶花。康熙南巡时，题匾额“江南第一读书人家”，曾悬于顾家大厅。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顾颉刚出生在顾家花园。

因为打小对书籍有兴趣，顾颉刚识字特别早，曾被外人惊诧说，这孩子识字怕不是前世带来的吧。小时候顾颉刚就跟着大人在玄妙观兜转买旧书，那时苏州城里藏书楼不少，但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顾颉刚读书时尤其热衷于自编藏书目录。一九二二年，在苏州时他又为自己收藏的一百五十种杂志编制了详细的《杂志目录》。因此他的夙愿——办一家个人图书馆，未尝不是小时候就有的梦想。

一九八八年，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精心整理了顾家捐赠的图书，特此设立了“顾颉刚文库”，并将其中的线装书编为《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

如今，顾家仍保留着不少顾颉刚留下的藏书，希望将来依然留在宝树园。那个不过三亩地的宝树园何时才能恢复呢？在顾颉刚的《宝树园文存》中曾有这样的模糊记忆：“幼年尚见太湖石三四卧池边，石上有字，一刻瀑布，草书甚伟。”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之女顾潮在京去世。顾潮长期从事顾颉刚先生著述、手稿、书信的整理出版等工作，为《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倾注了全部心血，此外还著有《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与顾洪合著）等书。应该说，顾潮也会一直惦念着顾颉刚故居的修复工作，希望在家乡，能够有一处真正体现父亲读书所在的场地，继续传承书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