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的“骚动”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2012年凯拉·奈特利版）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套了”——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起点是1870年代莫斯科一个上流社会家庭的婚姻危机：全职太太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但是，并不是只有他们家“乱套了”，而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全都“乱套了”。
对比写于1860年代的《战争与和平》，虽然以战争为背景，但它的内核是一个和谐而稳妥的世界（“世界”与“和平”是同一个俄文词）。这部史诗有着荷马《伊利亚特》一样的和谐与稳妥，它是明朗的，安宁的，小说的结尾洋溢着幸福感，即在神圣缔结婚姻的家庭中就蕴藏着“好的生活”，这就是幸福，这就是生活的意义，这是贯穿托尔斯泰创作始终的、伦理学的问题。
实际上，创作于1870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初的开头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样，而是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从一个上流社会的舞会写起。托尔斯泰最初似乎想通过这次写作确认之前的那个和谐稳妥的伦理，但是随着写作的进展，他越来越偏离了最初的意图；伴随着他的新一轮精神危机，托尔斯泰走向了新的高度，之前的稳妥变成了摇摇欲坠，小说开头也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句：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话的重点当然在后半句，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解读：“幸福的家庭”只是假设,“不幸的家庭”才是真相。作为卢梭的忠实读者，托尔斯泰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与他的导师有同样的反启蒙思路，即一方面认为生活的严肃性就在爱与婚姻当中，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婚姻是不自然的，是扭曲的。
不同的是，卢梭的著作里，那种自然法的婚姻只能是一种理想，而托尔斯泰有时候将某种理想化的古老俄罗斯乡村的淳朴自然作为通往幸福之路的保证，读者们往往也因为这种保证爱他。但更要看到的是，托尔斯泰指出这条道路的同时，又告诉我们那是一条死路，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进行了说明。在托翁的思想人生链条上，离家出走是最重要的一环，这并非所谓老人的赌气任性，而是作为真正大智者的必然行动，理解这一点的人不算多，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即是其中之一。
我们看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婚姻—家庭的线索呈现出一种离心式运动，体现为一种“骚动”：“骚动”好比柏拉图所说的，在爱若斯的影响下，人的灵魂开始长出翅膀的时候，会感受到类似儿童长牙的某种“瘙痒”。似乎什么东西在乱闯，肿胀，挣脱出来，这种对未来的好奇总是伴随着对不确定性的焦虑。
小说中几个主人公都经历了“骚动”。不仅名媛安娜勇敢做自己，出轨了军官渥伦斯基，贤惠的陶丽也产生了很多出轨的性幻想，就连最没有爱欲的卡列宁也在莉迪亚伯爵夫人的煽动下动了心。不过，“骚动”不仅仅表现在情感领域，它是一种失控，一种从过去的轨道偏离。渥伦斯基偏离了贵族军官的常规仕途，一向沉稳的卡列宁也在政治斗争中失态、失手。
失控，意味着不确定性，直到现在都可以说，还没有哪一部小说如此全面地折射了俄罗斯帝国与现代性的遭遇。小说时间已经来到了蒸汽时代，作为俄罗斯现代性的表征，火车在重要意义上参与了故事情节，它作为一个高速度的、危险的、未知的、仿佛代表着钢铁般历史规律的巨大未知之物，与每个主人公，尤其是安娜的命运缠绕。
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是个人自主性的意识，或者说，自我理解成为每个人都要直接面对的考题。过去人们深深嵌入宗法制社会的秩序中，他的“自我”是跟随这个秩序运转的，但是现在旧的秩序在逐渐解体，“自我”被重塑，“我到底想要什么”成为被思考的重要问题，它和“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合为一体，让小说一体两面的主人公，即安娜和列文思索“新的意义”，并因此遭遇危机，一个用自杀来解决，另一个暂时用新的信仰克服了自杀的念头。
安娜在火车上读的是一本英国小说，具体是哪本并无定解，但我们得知它是有些道德教诲色彩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知道安娜将自己代入了女主人公。她的思绪随着小说、暴风雪、疾驰的火车一起起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部英国小说的女主人公也触犯了宗教道德禁忌。安娜大概率读的是畅销书，也就是说，女性追求情感自由的故事当时已经很流行，尽管故事总以宗教训诫结尾。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安娜等同于包法利夫人。
有一个实质无法改变，即安娜本来就是自然的、朴实且诚实的。托尔斯泰和卢梭一样，最反对的就是虚伪、伪善，安娜的行动最大的动因是，她不能够虚伪地活下去，这是理解安娜最关键的点。出轨其实即便在当时也并非新鲜事儿，上流社会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安娜就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清醒又单纯的人，她的行动挑战了这种游戏规则的伪善，所以她被集体排斥。
还可以给她的好的品质加上一条：勇敢。她进行了反击，不出意料迎来的是一场今天所谓的“荡妇羞辱”。可能安娜想不到的是150年后她还得被读者审判——如今坊间对安娜的一个看法是，她把自己给“作”死了，因为显然渥伦斯基经由与安娜的热恋变成了一个“理想的”爱人，而安娜的激情却似乎走入了一种妄想症。但我们更应该想到的是，安娜的爱情想象恰恰是一种被现代性“异化”了的、亦即今日指责她“作”的读者的想象。这种想象理想化了某种上流或中产阶级爱情，其中核心就是渥伦斯基作为“理想的”丈夫这个认知。这种认知只能说与托翁的思想完全相反。
安娜的问题在于，她与现代性的遭遇没有启发出新的自我理解。她对自己的构想只能是“母职”范围的，即母亲和妻子，即她“应该怎样去活”，或应然。这样她就无法承受自己欲望的真相。这种应然让她无法活在实然当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婚姻理想实质上是永远不满的，本质上是一种幻象。
列文的嫉妒则很像是卢梭的爱弥儿，他经常用自己不配得到幸福来责备自己。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托尔斯泰仍然尝试通过列文“笨拙的真诚”去发现安娜没有找到的东西。这种笨拙正是托翁用来抵御现代性的努力。我们不难看到的一点是，列文和吉蒂的婚姻同样也并非“理想的”，吉蒂本就是理想化的斯拉夫自然之女的化身，她的应然和实然是一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列文才是主要人物，即便和这样的仙女在一起，他也想自杀。他的问题在于，他渴望信仰，却又无法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作为莫斯科上流社会的“阔少”，列文的灵魂里无论怎样努力，都残留着轻浮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真正理解人民的宗教生活。所以说，虽然列文最后好像在农民普拉东（即柏拉图）的话里得到了某种“顿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危机得到了真正的解决，他的精神探索之路还会很漫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