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浣心：古籍小组成员冯沅君
冯沅君，我国现代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1958年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分组成员。冯沅君被称为“五四时期反抗封建势力最勇敢之女作家”，鲁迅评价冯沅君小说：“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交战，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
1975年11月26日，顾颉刚看完冯沅君的《古剧说汇》后，在当天日记中对冯沅君做出过一个评价：“看冯沅君《古剧说汇》……我国在封建社会之压力下，女子不能发挥其才性，然女文学家尚多。至女史学家，前代如班昭外竟无其人。五四运动后，女性渐解放，乃有冯沅君之研究戏剧史，其条件有三：留学法国，一也。历任大学教授，二也。无子，家事稀少，三也。此书接踪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可贵也。”
顾颉刚写下这篇日记时，冯沅君已去世一年有余。从顾颉刚读《古剧说汇》，并评价此书“接踪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可贵也”，能看出顾颉刚对冯沅君学术研究的肯定与欣赏。而从顾颉刚日记所写女子能发挥才性、冯沅君研究戏剧史“条件有三”，可以看出顾颉刚对冯沅君比较了解，指出冯沅君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但除了“留学法国”“历任大学教授”“无子，家事稀少”三条外，应该说冯沅君“研究戏剧史”也好，文学创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好，其学术业绩的取得，其自身的天赋、原生家庭环境、勤勉求学同样重要。
功底扎实
冯沅君原名冯恭兰、冯淑兰，与冯友兰、冯景兰，被称为“唐河三杰”。冯沅君自幼和兄长冯友兰、冯景兰一起上课，教书先生是其父做知县时专门为孩子们请来的，讲授国文和算学两门功课，据冯友兰《沅君幼年轶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记载，开设国文和算学是其父“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冯沅君因为年龄小“一个人一个班”，“我（冯友兰）和景兰为一班”。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母亲“坚持父亲平常的教训：必须将国文底子打好”。这是冯氏兄妹自幼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为成年后能够取得卓著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冯沅君受到长兄冯友兰的影响很大。冯沅君16岁时，冯友兰“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沅君跟着我又开始读书。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文风是学魏晋。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叫她抄读（当时家里只有‘四书’之类有限的书）”。“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导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自从我们从崇阳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学了。我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我教她。我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冯友兰全集》第一卷，第36—37页）。次年，也即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专修科，冯沅君得到消息就“坚决要到北京应考”，冯友兰是这样记述这件事情的：“等到我（冯友兰）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我们都主张沅君去应考。沅君也坚决要去……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我和景兰、沅君三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冯友兰全集》第一卷，第37—38页）。
冯沅君顺利考入当时北京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的国文专修科，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冯友兰评价冯沅君：“她真是绝顶聪明，只用了一个暑假，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沅君摹拟古典文学的作品，大概相当多。有些可能失于幼稚，但有些也可以显示她的才华和聪明。”（冯友兰《沅君幼年轶事》，《文史哲》1985年第6期）。
冯沅君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硕士学位。其间，冯沅君受教于胡适、王国维、罗振玉、陈垣等名家，掌握了考据和训诂等研究方法，这为冯沅君此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成为相关研究领域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沅君毕业后，1927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短暂任职，当年3月5日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北京大学做了场轰动学术界的《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的讲演，而这次讲演的记录人，正是冯沅君。这次讲演记录，整理后改名《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刊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好评如潮。
此后，冯沅君与陆侃如夫妇留学法国，1932年二人双双考取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班，1935年毕业后回国，“历任大学教授”，冯沅君与陆侃如志趣相投，合著有《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3年）、《中国文学史简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南戏拾遗》（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等。
学术成就
除前文提及的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的专著外，冯沅君本人独立撰著了《古优解》《古优解补正》《古剧四考》（1936年）、《说赚词》（1937年）、《古剧说案》（1943年）等，编著《玉田先生年谱》，标点《歧路灯》（1927年）。
冯沅君的学术研究，从其在《杨白花及其作者》（《妇女文化》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一文可见其考据功力，冯沅君在文章中指出，《杨白花》的首四句和南朝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八）的前八句句异常近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八）：“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初我送君出户时，何言淹留节回换。床席生尘明镜垢，纤腰瘦削发蓬乱。人生不得长称意，惆怅徙倚至夜半。”而胡太后在《杨白花》中写道：“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冯沅君认为胡太后创作的《杨白花》，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极明显是受到了鲍照的影响。冯沅君在文章中，对大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指出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中国一直处于南北分裂形势，南北文学作品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南方作品大多秀美温柔（儿女文学），北方作品大多朴素悲壮（英雄文学）。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北方出现了若干“儿女情长”的作品，《杨白花》即是其中的典型。因为《杨白花》具有典型性，因此就具备了研究的价值，冯沅君从这首作品入手，在《南史》《魏书》《北史》《南齐书》《周书》等史籍中细细梳理史料，分析《杨白花》的作者及创作背景、创作时间，进而研究、探讨作者胡太后作为北人，“她聪悟，她雄鸷”，这样一个个性较强硬的女性，何以创作出“有浓厚的南方风味”的《杨白花》。
冯沅君在文章中写道：“文学史上往往有一首、甚且几句诗可以代表、说明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的形成，更有许多政治的、社会的等因素。《杨白花》这首失恋哀歌正是南方文潮向北方袭击所起的一点反应。它的背景确是很复杂。”（原载《妇女文化》，第一卷第一期；又见冯沅君著译，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君合集》第14卷《冯沅君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50页；亦见《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第289页）。
冯沅君能够从我国浩瀚的诗歌海洋中发现胡太后这首《杨白花》的典型性，敏锐地指出其为我国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杨白花”及其作者》一文的学术价值。
冯沅君写作《杨白花及其作者》一文是1946年，有趣的是，早在1923年冯沅君本人也曾创作过一首《杨白花》：“杨白花，飘零向天涯。金屋璧台春欲暮，宫柳和烟受风斜。凤城日落啼鸦起，绵绵山更茫茫水。长歌未已泪阑干，点点化作相思子。”（冯沅君著译，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君合集》第15卷《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拾遗》，安徽教育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此外，关于赋同俳优的关系，冯沅君曾提出过很有价值的看法。冯沅君有《古优解》与《汉赋与古优》两文，提出：“汉赋乃是‘优语’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过的支流。”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冯沅君作为山东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成为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时年58岁。冯沅君是古籍小组八十余名成员中唯一一位女性，体现出女性参与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1958年，当时新中国成立尚不到10年，受旧社会的影响，当时的男女社会地位存在不平等现象，且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相当大，大多数女性未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古籍小组成员中也可见一斑。冯沅君作为女性代表，与其长兄冯友兰同时担任古籍小组成员、分组成员，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然而，1958年2月9日，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冯沅君似并未从山东前来参会。古籍小组成立大会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召开，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在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原来这个会的开法有两种意见：一认为在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时开；一认为最好在会后开，比较容易。”最终商量的结果是人大开会时一并召开。冯沅君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即光荣地成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瓣香心语 王统照纪传》记载，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召开时，冯沅君与王统照等山东代表来京参会，在怀仁堂听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王统照忽然发病，“幸好这时山东的人大代表冯沅君先生发现了他，及时招呼朋友来把他（王统照）架出会场，大会秘书处立即把他送往医院”（《瓣香心语 王统照纪传》）。然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含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冯沅君似乎并未到会参加，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签到簿”上，未见冯沅君签名，在诸多古籍小组成员的日记中，皆未见关于冯沅君的记载。据牟世金、龚克昌的回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之后，也即1957年的下半年，陆侃如被打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免去兼职，教授级别由一级降为四级，而冯沅君作为陆侃如的妻子，受到较大影响。也许是这个原因，冯沅君在1958年2月没能到京参加人大会议和古籍小组成立大会。
冯沅君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在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方面作出较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冯沅君与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同为古籍小组文学组成员）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主编上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冯沅君主编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国历代诗歌选》在全国影响颇大，选注历代脍炙人口的诗歌1000首，为全国的大学中文系提供了一部适用的教材。冯沅君负责起草《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选目，对初稿进行审改，并组织编写者共同讨论，最后统筹定稿。与上编的编写是按照朝代分工不同，下编的编写人员按照诗人分工，由赵呈元担任注解陆游作品的初稿及全稿的校对工作，朱德才担任注解辛弃疾、陈亮及明代大部分作品的初稿，关德栋担任注解明清散曲及民歌部分的初稿，袁世硕担任注解刘基、高启、顾炎武及清代大部分初稿，郭延礼担任注解近代全部的初稿。冯沅君还定期组织赵呈元、朱德才、关德栋、袁世硕、郭延礼一起讨论编写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袁世硕是冯沅君的学生，冯沅君提名袁世硕留校任教，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讨论各系留校学生名单时，冯沅君一直在会议室门外坐等，直到讨论确定留校学生人选，她才放心地下班回家，在冯沅君的关心下，1953年袁世硕留在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担任助教，此后成长为我国著名古典文献专家。
冯沅君还与胡适、孙楷第、吴晓铃、王季思等人考证出关汉卿非“金遗民”，纠正了学术界关于关汉卿为“杂剧之始”的观点，经过论证，冯沅君认为关汉卿是比白朴小二三十岁的小辈作家，真正的“杂剧之始”应为白朴，如此，则元杂剧四家顺序应为“白、关、马、郑”。正是这些对元杂剧的深入研究，冯沅君成为我国著名戏曲史家。
1961年，编辑出版蒲松龄著作被提上议事日程，9月28日，山东省成立“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当时山东省文化出版单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等研究人员组成，冯沅君与黄云眉、萧涤非、严薇青等教授作为委员出席成立会，这对开展研究蒲松龄著作是非常大的推动。1961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发《山东积极搜集、编辑蒲松龄著作》一文，介绍了相关情况。
1975年6月30日，顾颉刚在得知冯沅君于前一年春夏间去世的消息，在日记中他这样评价冯沅君：“以教文学史者虽多，而一生勤勤恳恳研究文学史则甚少，何况其实有创见乎！”
冯沅君的学生、后留校任教成为同事的袁世硕，担任第三届、第四届古籍小组成员、顾问，这是冯沅君在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