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丁玲先生诞辰120周年。她的一生善于提携后辈，乐于与青年作家们交流文学创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回忆起40年前，1984年4月19日，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在北京复外大街木樨地丁玲家客厅，丁玲、舒群、李纳、雷加、陈明、曾克和张凤珠七位老作家同史铁生、邓刚和唐栋三位青年作家侃侃而谈的场景，画面依然清晰，细节丰满，恍如昨日。

这些客人都是丁玲邀请的，这次会面也酝酿了很久。

1984年春节前后，丁玲为了准备在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读了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迷人的海》《哦，香雪》《兵车行》等。她常常手不释卷，激动不已。我就听她说过：“铁凝是棵好苗，照这样写下去，将来是个大手笔。”“史铁生很了不起，他对延安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超过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我在延安生活了那么多年，但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最让她着迷的是邓刚的《迷人的海》，她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了人与自然的搏斗，《迷人的海》不仅写了人与自然，而且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的隔膜与亲情，这两个艺术形象过去从未出现过，充实了新中国文学典型的长廊。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丁玲散文选》时，希望她写一个前言，丁玲在这篇前言中一点也没有谈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说的都是《迷人的海》。

1984年3月6日上午，丁玲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讲课，这批学员大都在30岁左右，有15人获得过全国性文学奖，丁玲问：“谁是邓刚啊？”一个东北壮汉应声而起，丁玲点了点头。在将近三个小时讲话里，她六次提到邓刚，三次提到史铁生。“邓刚，便有他自己的生活。假如有人觉得他写得不够，那么你来写一篇吧，你就没有办法再写一篇那个海，这是邓刚自己的东西。”“看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想起了自己写的《陕北风光》，那本薄薄的陕北散记，比起史铁生的情绪来就淡得多了，不如他的浓厚，他那个破老汉比我那些窑洞里的婆姨娃娃写得更好。因为史铁生在那个地方有他个人独到的东西。”

丁玲之所以喜爱《迷人的海》，还有一层含义。她在创作班上讲话说：“像我们这样的老‘海碰子’，不怕有人超越自己，却喜欢有人超过自己。如果没有年轻的作家出来，我们这几个老作家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希望有新的作家、好的作品出来。如果没有小‘海碰子’，老‘海碰子’一个人在海边有什么意思呢？”她在《丁玲散文选》前言《漫谈〈迷人的海〉》里面又说：“我和某些读者，与我有同感的人都会希望作者应该把老‘海碰子’写得热情些，他不总是光身一人，那样专注，那样执着地追求海底的宝藏。他对同伙，对小‘海碰子’，对年轻的一代，更应该胸襟开阔，热情欢迎，倍加爱惜，精心培养。”原来，她已经把自己融进小说里去了，她把自己这些老作家看作是老“海碰子”，这样，小说中老“海碰子”与小“海碰子”之间的关系，在丁玲那里就有了现实、具体、切身的含义。

文学讲习所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代初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那时丁玲既是文研所的主任，又是老师，和徐光耀、李纳、陈登科、刘真等一帮年轻学员关系亲密融洽，谈作品，谈创作，谈生活，学员们经常是她家里的座上客。她真怀念那些日子，于是想从第八期创作班找几位年轻人，请到家里去聚一聚，谈一谈。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位老友，得到一片赞同，老“海碰子”们都渴望会会小“海碰子”。于是她提了一个名单，让我去联系，有几位不在北京，只找到了邓刚、史铁生，还有写《兵车行》的解放军作者唐栋。

4月19日下午，丁玲让我从全聚德买了三只烤鸭，干活麻利的秦阿姨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大显身手，并要我安排汽车，把三位青年作家接到家中。丁玲知道史铁生身患残疾行走不便，事前先让我去他家了解情况。那时史铁生住在雍和宫旁边的小平房院里，出行全靠轮椅。可是中国作协的伏尔加小轿车装不下轮椅，丁玲让我找作协司机班傅力智想办法，从外单位借来一辆能够后开门的军用吉普车，还特意让我和祖慧的爱人周良鹏去接，身材高大的周良鹏把史铁生背上木樨地电梯。

丁玲、陈明、舒群、雷加、李纳、曾克、张凤珠，七位老作家早早等候在客厅里，十分亲热，年轻人却有些拘谨。丁玲指着雷加和李纳说：“他们都是你们的校友，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了几年。”雷加说：“岂止是几年呐，我们是第一届文讲所的学员，毕业都30多年了！”李纳说：“我们在文讲所学习的时候，可能你们连小学还没有上呢。”舒群操着大嗓门说：“就是光腚娃娃嘛！”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谈话就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丁玲先谈起最近看过的问彬的小说《心祭》，作品写一个妈妈，小的时候就和表哥要好，但是家里做主，把她许配给另一个人，媒妁之言。后来她爱人死了，几个儿女也长大了，都是共产党员干部，那个表哥也还在，妈妈就想和表哥一起生活，但是几个儿女开会，一致反对。丁玲很赞赏这篇小说。舒群说：你读的东西多，我读的很少。邓友梅上次问我，他的小说看没看，他写了一个京剧的。他也是文学研究所的。陈明问史铁生：你在延安插队是哪个区的？史铁生答，我在延川县。丁玲说：那个地方出石油的！曾克问史铁生原来在哪里读书，史铁生说是清华附中的。丁玲问史铁生：你们在陕北时候吃得怎么样？史铁生回答：听老乡讲，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是最苦的时候。我在那里插队三年，从1969年到1971年，可以说没有吃饱的时候，知青还好一点，每年冬天回北京住两三个月，粮食就省下一部分。我们那时候吃的是毛粮，就是没有脱谷的，一个人300多斤。舒群说：打完了就剩70%吧？史铁生说：老乡们基本都吃了，没有一点浪费，连皮、麸子。这一期《文学家》上边有一篇陶正写的《婆姨们》，那个写得不错。陶正跟我也是一个学校的。我们去的时候，都改成大队分红，原来是小队分红。我们问老乡，什么时候他们过得好？老乡在会上说是大队分红好，私下里说单干的时候好。

李纳问到史铁生腿的病情。史铁生说：插队的时候，一开始是疼，有一天早晨，一条腿使不上劲了，后来两条腿都使不了劲，回北京看病。住院的时候还能走，一年时间，就不能走了。医生诊断说叫作脊髓多发性硬化，这个病的病因现在医学还搞不清楚。丁玲关切地问：是不是你们的窑洞潮啊，你们住的新窑洞还是老窑洞？史铁生说：住的是老窑洞。丁玲说：我们在延安都是睡新窑洞，没有经验，窑洞里都能长草，长麦子。我到边区文协，住的柯仲平的窑洞，他那个炕上就有草，睡觉的地方压出一个坑。丁玲、舒群问起他的身体状况：你这个状态多久了？史铁生说：12年，完全站不起来11年。陈明问到史铁生的经济状况。史铁生说：工作在街道，每月给25元生活费、40元护理费，请人照顾的钱，这也是争取来的，那时候每月一次摇车去区委，我算停薪留职。

丁玲转入正题说：今天这个机会很不容易，我们这些人是老“海碰子”，很希望能看到年轻人上来。有的人能一直写下去，有的写写就完了，有人摧残，有的拔苗助长，都不好。你们今天来了很好，他们（指在座的老作家）都希望了解你们，这样就能帮助你们，所以我们把话题集中一点。讲着讲着，丁玲又讲起延安时代的事情，说，我们那个时候下乡，老百姓家里的小米饭、土豆煮酸菜，就是比我们食堂里的好吃，他们是小锅饭，我们机关里是大锅饭，土豆也不洗，也不削皮，吃肉是没有的。她大概意识到自己讲的太多了，跑题了，不禁笑起来说，我这个毛病是一讲就很长……丁玲转向三位青年人：你们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哪一点有把握，哪一点没有，打算朝什么方向走，到北京来有什么感想，住在文学讲习所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有点经验，都喜欢谈创作，也愿意了解你们，向你们学习。哪个先讲？邓刚个子高，你先来。你是大连人，大连我也去过，住在那个岛上……

邓刚说：你去讲过课，我们都走到你住的地方门口，在棒棰岛。我是山东人，牟平，离烟台很近。我是在大连生的。小时候爱看小人书，等到四年级时看到大书，带字的，从那时起就不爱看小人书，爱看大书了。后来我父亲被抓起来了，判了12年，我家弟兄姊妹6个，我老大，家里很困难，我就到工厂去上班，虚报年龄，说17岁，工厂只给开15元，我就白天干活，晚上下海，捞海参，一口气扎猛子下去，什么也不带，就这么练出来了，成了“海碰子”。“海碰子”可不是谁都能当的，那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海参是越往深海，长得越大。“文革”中不生产了，我就下海抓海参抓鲍鱼，没人管我，我游遍了辽东半岛。

史铁生说：我是病了以后才想起写东西，我们学校的同学多数是对理工科感兴趣。我躺在病床上看书看得较多。我最近经常感到危机，因为生活面太窄了，生活局限很厉害，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不知我这条路走到什么时候就枯竭了。我也经常想，今后该怎么办？我拼不过邓刚。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唐栋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我是上初中时候看的。我1970年参军到新疆，躲到地道里面写东西，班长连长都不支持。后来有一篇小说发表了，我调到了军区写话剧，没意思，都是按照领导的意思写。1982年去了一趟昆仑山，海拔5000多米，缺氧，氧气只有50%，高山病、肺水肿，十个人里九个都生病。那里都是荒山，整天没有人，也没有事情，谁上那地方去呀，下山看到绿树也很激动。我非常感动，他们完全是靠一种精神坚持下去。

丁玲说：你们对当前文学创作的风气都有些什么看法？邓刚说：我们想听听老作家的指教。丁玲说：心里有数就行了，是非要搞清楚。接下来，又是长篇演讲，讲五四时期“为人生”，讲鲁迅……舒群说：你休息休息，让他们讲吧（指其他老作家）。大家一致让舒群说，舒群说：那我就说10分钟。我觉得今天丁玲、陈明同志这个聚会很有意义，历史上不乏两代人的关系。第一个意思，前辈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学习他们写作的顽强精神。史铁生你的压力比我们大，我很同情你，可是第一条就要长期顽强地坚持。第二个意思，我要向你们学习，老的经验要多一点，这个经验是很宝贵的，可以交流。我很抱歉，没有读过邓刚、唐栋你们两个的东西，都是听丁玲同志给我讲了，史铁生的，上次是丁玲同志给我找了一本，我回去看了，跟丁玲同志打电话时，讲了一下读你文章的看法，我90%是赞成你的，你的写法很难写，我不懂文学理论，把自然的生活凝结成压缩的、精炼的生活，这个很难的。你把陕北的生活吃透了，才能提炼嘛！创作离不了生活，可是有的人老下去，没文章……

雷加打趣说：你是不是说我，我就喜欢下去，老下去也是好的，比不下去好。

舒群继续着与史铁生的话题：老生活没文章，那你干吗去呀？再一个，你运用语言运用得好，典型的运用，选择有代表性的语言用在关键的地方，很宝贵。还有一点跟你商量的东西，你这种小说的形式很宝贵，可是你不能以此类推；小说的人物，震撼人心的人物怎样出来，必须通过结构。供你参考。我说完了。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健康是第一位呀，第二位才是创作。史铁生说：我不太拼命，一年也就是六七万字。

谈话不知不觉过去了3个多小时。开饭了，烤鸭和炒菜摆满一桌子，还有酒。陈明张罗大家入座，一直吃到晚上8点多钟。

张凤珠后来写了一篇关于那次聚会的文章，她回忆道，丁玲对三位青年作家说：“无论你写壮烈的，还是哀婉的，都可以动人心弦。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在小说里着重抒写有朝气的，健康的，充实的人。我们的作品应该是安慰人、鼓舞人的，而不要使人读了你的作品感到灰心，绝望。这不能算思想僵化吧？”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原副会长、编审、丁玲最后一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