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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斐:我与杜鹏程的忘年交
来源:光明日报 | 艾斐  2024年07月26日07:34

作家杜鹏程是陕西韩城人,我的老乡。

第一次见到杜鹏程正是在韩城。那是20世纪50年代,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后的次年,趁着在西安铁路工程局挂职体验生活的机会,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而我那时正在韩城读初中。一个秋阳明丽的下午,杜鹏程来到我们学校作演讲。同学们从各自的教室把板凳搬出来,围坐在校园里一棵蓊郁的合欢树下。杜鹏程就站在大树下,被同学们环绕着开始了他的演讲。可能是考虑到文学创作之类的话题对孩子们来说过于高深,杜鹏程索性将演讲题目定名为《西游记》。果然,一开讲便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就在此前不久,杜鹏程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所谓的《西游记》,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完全不搭界,讲的是他此次出访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所思所想。他讲到莫斯科的红场以及坐落在那里的列宁墓,列宁格勒的冬宫以及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还有波兰华沙和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热闹情景等。尤其是当他讲到排着长队拜谒列宁墓时的庄严与肃穆,我们都心生向往和感动。总之,他所讲的见闻,无不深深地引发我们的好奇,让我们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对外面的世界充满遐想。可不是吗,他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华沙、布加勒斯特这些大城市,街上行驶的汽车就像河流一样,全凭红绿灯指挥,这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小县城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的军旅经历带给他淳朴温厚的气质,演讲过程中他还时不时地根据自己的感受进行着富于乡土韵味的诠释,那暖暖的乡情、浓浓的乡音,使同学们倍觉亲切。大家完全不像平常听报告或是听课那样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都悠然地沉浸于对异国风情的遐想中。就这样,穿着一身灰黑色呢子中山装的杜鹏程站在大树下,给家乡的小娃娃们讲了整整一个下午。

临散场时,同学们都争相把自己的小本子递给杜鹏程,请他题字。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行字。一行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另一行是:“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战斗的!”我端详着本子上的字,再打量着这位出自韩城的大作家,不由得想起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军旅生涯。

杜鹏程生于韩城的一户贫苦农家,他在上完小学后便辍学,到西庄中学做杂役,打零工,后来参加革命到延安,全靠刻苦自学掌握了诸多文化知识。从为部队写战地通讯开始,他逐渐走上了以笔当枪的文学创作道路。长期的军旅生活和战斗经历,不仅让他得到磨炼,而且使他获得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因此,他的写作皆出于自然,一切水到渠成。然而,对于只念过小学的杜鹏程来说,最严酷的考验在于如何闯过知识关,攀上文化山。他抓住机会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在战斗间隙挤时间读大量的书,光是字典就翻烂了几本。至于《保卫延安》的写作过程,那更是可用一个“拼”字来形容。手稿反反复复地修改了多少遍,誊抄了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时,他的宿舍和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一沓沓写废了的或是经反复涂抹、修改的手稿。直至后来,连椅子也用不上了,叠起来的马兰纸废稿居然能够当椅子坐。

杜鹏程的演讲令我念念不忘,为我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他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的那两行字更是让我铭记在心,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日后从事文学研究,都给我前行的力量。自那之后,虽然经年未曾与杜老师谋面,但每当他有新作问世,我必认真拜读。直至1986年我赴西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才又一次与杜鹏程相见。

在主持人介绍莅会来宾后,他得知我这个年轻的小老乡已评上了研究员,便特意从座位上起身,走过来亲切地搂着我的肩膀,对一旁的胡采和王汶石说:“知道吗,这可是我的小老乡啊!”待学术会议结束,我又专程去看望杜鹏程。我们谈及韩城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史学家司马迁、清代名臣王杰,他深情地聊起韩城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庙、城隍庙、南桥、赳赳寨塔以及醇香爽口的风味小吃羊肉饸饹等。临末,当我将新出版的几本书送给杜老时,他看了看书名,说:“好!好!我好好学习。”我说:“不是学习,是批评指正。这也是你当年在我的小本子上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结出来的果实。”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

自此之后,我同杜老虽然晤面不多,却频频通过电话交流。每当我有新作出版,都会寄他,请他指正、赐教,而他也每每都要通过电话或信件谈他的看法。他始终强调的,都是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而作品的生命在于对人民的忠诚与笃挚,要有战斗精神和人民情怀。他在信中写道:“你寄书给我,是给我增添前进的力量。有的人愿意升官,有的人追求发财,我们这些人把写书看作崇高的事业——也可以说,把书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你寄赠书,使我心里充满欢欣之情。”

不知不觉间,杜鹏程老师辞世已30余年。尽管时间一天天像流水般逝去,然而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以及以“精”“美”名世的短篇小说《夜走灵官峡》《平常的女人》《年青的朋友》等,仍被读者所铭记,彪炳于新中国文学史册。作为他的小友,我常常会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秋日的下午他在合欢树下为我们演讲的情景,想起他的温厚、淳朴,想起他对人民、对文学的一片深情,以及他给予我的每一句由衷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