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根本，就是理想、热情和为社会做一点事的愿望
当你们用推动八十年代“文化热”、“国学热”这样的描述来肯定中国文化书院在改革开放和我们当代文化中的位置时，我突然觉得有一些细节应该分享，这种分享的意义也在于鼓励年轻人认认真真地凭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些面向未来的事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三五个人的努力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意义，我们一心只想着要为社会、时代和国家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3月22日编辑部同仁前往看望乐先生
创办一个杂志的长久愿望：文化书院的初始动力
创办一个年轻人能够发表文章，能够谈自己思想的刊物，是我和汤一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以来就希望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刊物能发表青年人的文章，那时候有的主要是数量不多的正规《学报》，别的刊物基本没有。而数量非常少的学报发表的基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式和严格的论文，这致使一些新的正在形成和讨论中的想法很难见刊，同时版面的有限也使得一般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很难发表出来，因而他们的思想也就很难传达出来，所以我们一直想拥有一个年轻人自己的刊物。五十年代我们就有这种愿望，希望能有一个中青年人自己的刊物，能够发表一些自由的思想，我们筹备《当代英雄》这个刊物就是出于这个想法。到了八十年代初，汤一介和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还是想办一个中青年人能够自由发表观点的刊物，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青年学者了。此时，正好北大哲学系的几个年轻教师，像李中华、王守常，他们也在筹备类似的事情，他们也有与我们相似的想法，即办一个刊物。这样，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合计了一下，觉得好像可以一起来组织这个刊物，我们先是想办一个刊物，后来办成了一个同仁杂志，叫做《学人》。《学人》在八十年代还是出了不少期的，而且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这种合作的氛围中，我们有了成立文化书院的想法。成立这个书院当时也是本着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向去做的，年老一些的同志有梁漱溟、冯友兰等，他们是主要学术负责人；中年教师有像汤一介和我，年轻的有李中华他们一些哲学系的教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所有人都还是非常有干劲的，希望在新时期为国家做一点事，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行动和实践。结果中国文化书院就这样办起来了。
汤一介是个黏合剂
八十年代新时期伊始，大家还都是比较独立的，基本是各做各的学问，彼此之间有些隔膜，还不太习惯以团体的方式介入学术活动或者学术生活。比如当时学问都非常好的梁漱溟和冯友兰，他们原来都是不怎么讲话的，基本上互不理睬，好多时候的活动有你没我，有你我就不去了。汤一介非常得意的就是，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他打通了好多这样的关系。汤一介就像一个黏合剂，能够出来跟大家一起想办法沟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起了这样一个中介的作用，把老中青三代团结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汤一介后来任中国文化书院的首任院长的原因之一，他比较会协调大家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团结起来做一些小事情是多么重要啊。这些人他们一起开展了对八十年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文化演讲、文化传播、思想更新、开阔视野的活动，他们一起使得文化活动成为中国的热潮，引起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回应。而文化在现代中国居于这么重要的位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每一次近现代中国的改变和新选择都与文化和思想的更新有关，由此见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只关涉一些知识人的活动或事件，它实际上关系着全民和国家的走向和发展。文化活动打开的是一个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和想象。
创办书院虽然如此重要，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筹备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先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说可以这样试试看，然后几个老师再向大家谈谈想法，大家都觉得还可以，然后找了个机会开了个会，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当时有点儿像办一个读书班一样的感觉，很轻松，不是特别正式。就是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合起来想想应该怎么做，应该团结年纪大的先生和中青年一代，而且让他们真正地沟通起来。这样我们就私下互相交流了一下觉得需要这么一个团结大家的机构，于是就想了一个名字：文化书院。当时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商议筹办事务，基本是各人有各人的家，有教室，有办公室，在哪一个办公室或是谁家里开会都可以。
文化书院名字定下来以后，我们并没有安排固定的课程但有讲座。我们办讲座也很简单，就是租一个教室就可以了，当然那时候不是叫租，叫借，不要钱的。当时一有讲座就有很多学生来，也有好多其他感兴趣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来。我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来，有时候甚至到了一座难求的地步，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那些主讲人都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例如梁漱溟、冯友兰他们都讲过，大家很愿意听他们讲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时期伊始，大家都对未知充满了渴望，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而通向未来期待与希望的途径大家都认为是文化。文化书院一开始办起来后，国外的学者来得并不多，人家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机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人家也不愿意来。但我们这些主讲人好些都是从国外刚回来的，我和老汤那时候都刚从美国回来。我们也开办了多次讲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被人请去讲一讲在国外的情况，但是都非常自由，也不是很正式，而且基本内容都是聊一聊我们在国外的收获一类的问题，都不是非常深入，后来我们觉得要开展讲座还是要讲深入的研究和话题。但总体来讲，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的组织很自由松散，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机构。
函授班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民间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再发展，大家就是想把它办成一个体制外的大学。那时候老汤是骨干，他和李中华他们这些中青年，他们的理想是要办一个不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大学，办成一个最好的像哈佛大学一样的大学，哈佛大学并不是体制内的，但是它办的非常好。老汤有这个想法，他也请到一些知名教授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组织了文化书院的函授班。函授班从最开始就是面向全国招收业余的学生的，而且这恐怕是中国第一次收费的函授班，当时好像是收100块钱的学费。但当时报名的人非常多，大概有一万二千多人报名，而且都是业余的，可见当时大家对文化的需求和热情，这种需求和热情背后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探索和想象。那时候大家都在讲文化，讲中国文化也讲外国文化。那时候民间非常重视文化。另外，你们可能会觉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西学热”，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我们会有全球的意识和视野在其中，所以所有的文化我们都讲。我们叫中国文化书院，但也不是只讲中国文化，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中国的”“文化书院”，而这里的文化指古今中外的大文化概念。我们当时的要求也不是太高，虽然讲座各种各样，有难有浅，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适合我们自己的文化定位，所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宣传中国文化或者外国文化，而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我当时在中文系创办比较文学学科非常忙，所以在文化书院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主要都是老汤在那儿做。我记得他们做的最有影响的或者是打出名号来的，就是这个函授班。他们办了一个民间的中国文化函授学院，通过函授的方式教授学生，即以学生不用跑过来，老师也不用经常跑过去的方式教授学生。函授班基本是一个礼拜出一张报纸，有秩序地按照一定的系统给大家讲一些文化课。课程有中国文化，也有外国文化，也有比较文化，那时候我们编了13本教材，每一本都挺厚的。一个礼拜出一张报纸，然后编成教材，这个打得很响，所以报名的有一万多人。这个函授班也创造了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出一张报纸，所以要合作。另外，这个报纸的内容有一部分就是学生他们自己写的东西或者是老师对学生文章的指导或者是到哪个地方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摘一小篇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报纸办得很自由，能够有一定的互动性。我们设计的课程也都是有系统的，非常吸引人，因为都是新的知识，大家过去都没接触到的新知识，古今中外有关文化的都有，而且视野也是新的全球的和世界的视野。当时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写信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我们有一个人在固定的一个礼拜的某一天，坐在那里接受大家的访问、问题和大家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事。这就是当时的函授班，所以学生他们虽然基本见不着老师，但也是有交流的。
当时的学生是遍布全国各地的，西藏、新疆哪儿都有，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后来一直有学生给我写信，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文化书院的一些理念和理想。
当时讲文化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突出比较的，第一期学员一万多人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我们的课程并不是像现在那么正规。我记得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很有动力的，我们觉得很高兴，很喜欢做。当时觉得光是函授没有见到学生，一次面授都没有也不好，所以后来就规定一年有几次面授机会，跟学生面对面讲，可是我们内部开了个会议，大家认为全国各地的学员都集中到北京来上课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决定出去面授，到全国各地。初期文化书院有二三十人，我们分成几组，并确定哪一组到什么地方，我那一组去的是湖南、湖北一带。
每一次我们讲课都是百把人，而且我记得那时候面授也没有固定的教室和空间。你准备去面授，你就得跟当地的学校或相关部门联系讲课空间。我记得我在湖南讲的时候是在岳麓书院，那个书院挺大的，能坐一百多两百人。反正在哪里讲课人都是满满当当的。我们讲课根本不收钱的，没有课时费，那时候没有像现在什么都要钱，那时候人家很欢迎我们到他们那里来传播文化，很高兴，所以也会免费给我们安排讲课的地方。岳麓书院有个大教室，大的有点儿像庙堂似的那种地方，原来是朱熹在那儿讲课的。我在那个地方讲弗洛伊德，跟朱熹同在一处讲的内容却相差万里，觉得很有意思。这就是传播，文化就是这么传播的，你能做一点儿什么事就可以做一点儿什么事。
那时候岳麓书院还供给我吃饭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岳麓书院旁边找个房间住着，也没有什么旅馆，非常简单，你去了就住下，跟学生一样的住在那儿。有很多学生让我很感动，因为好多人只是知道这个消息而已，也没有什么现代传媒的工具，就是口头传递，说岳麓书院什么时候要讲课，结果就来了很多人，绝无虚席，这让我当时觉得过来面授这个事情很有价值。
而且当时一切都是新的，都在未知中。做着看，这么不行又那么来，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说了岳麓书院大堂里头原来是朱熹讲和讲朱熹的，后来我讲的就是弗洛伊德，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相容的，有些矛盾的，在很多地方互相抵触的，可是就这样把文化传播开来了，交流就应该是这么多元化的交流。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想听一点儿新的东西，学生很兴奋很激动，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学生有的也没有地方住，一两百人来听两三天课，基本就住在人家屋檐底下，非常艰苦。来到这里白天听讲，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吃饭，那里也没有什么食堂，就这么艰苦但他们在那儿却很认真地听讲，很认真地记笔记。上午、下午上课，晚上就可以和老师交流、谈谈话、互相联系，他们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也可以看看他们。我特别记得有个学生从相当远的地方来，背了个背包拿了把南方特有的那种油纸伞，他说南方那边雨多。总之，我记得和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态度也很真诚。
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渴望学习，而且都渴望为社会和国家想做点儿事情。我们就是这样，都是想做点儿事情，希望对社会有一点点贡献。当时的想法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那批年轻人特别想学习，特别想充实自己，觉得不应该那么混日子。
全民文化诉求
现在大家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了，都是自己能够赚点钱，玩的高高兴兴就可以。我们当时很忙，中国文化书院都是我们的业余活动，我们团结了李中华、王守常他们这些中青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群体，他们除了自己系里的课程几乎全部时间都搁在这里头了。文化书院初期用函授的方式来团结大家学文化，后来学校的课程也紧张了，听的人也没时间了，后来也没有再组织太多的活动了，面授组织了几次也停了。再后来慢慢大家都开始有正规的路就走正规的路了，走正规的学校教育了。那时候除了办函授大学出教材，我们那时候出了一套13本都是中西比较研究的教材，还出了一套中国神州文化丛书，这套丛书是普及性的，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大概五六十页的书，写的人有我、汤一介、孟华等，总的名字叫神州文化丛书，出了100多本。从另一方面看，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文化书院函授、面授、招生和出版。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钱，靠着大家出学费才办成了很多文化事业：上文化书院一个人交100块钱，所以我们1万多人就有100多万，各种印刷、面授、出教材、出报纸的费用都是靠这些钱。文化也在这些意义上才能广泛传播。但当时谁也没有想自己赚点米，搂点钱，大家都不要钱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
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让中国没有钱正规上学的人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二者的比较研究，能够有一个全球的视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视野，要不然他们的视野就太狭窄和狭隘了。当时主要还是有这样一个让全民接受文化，向全民普及文化的情怀。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没有机会使全民拓展文化视野这件事情变得可能，而那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努力一些，也将会在之后获得更多传播文化的能力和机会。所以有这种抱负和胸怀是最重要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想为大家做点儿事，我能做的就是给大家讲点儿文化知识，传播中国、外国的文化，希望打开大家的视野不要光看见中国，也要看到外国的进展、历史、文化。
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你看现在还有人讲起来很自豪，他们讲起来也很感动，为青春或者中青春的时候能有那么一段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的过程而自豪、激动，有种不惘青春的感觉。那时候我们也比较自豪的是不收钱，不图回报地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出了一份力。我们讲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球化的进展，我们扩展了大家的视野。
我与老汤的文化互动
我跟老汤一直就有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八十年代出国回来以后这种愿望更强了。我是在哈佛大学待了一年，又在伯克利大学待了两年。汤先生他在哈佛待了一年，伯克利也去了，跟我在一起，没有专门去讲学，后来是纽约大学请他，纽约宗教研究所请他一年，所以后来我们并不在一起，他在纽约，我在伯克利。但是当时的感觉是，不管在不在一起，心中都有一个文化的目标，那就是讲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国外也学西方也讲中国，也学别人也讲自己，而且老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他中国知识的基础比我丰富得多，当时也很受欢迎，在哈佛讲，在纽约宗教研究所讲。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跟老汤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的事业主要是在这40年展开的，在这个时代真正做起来的，即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国家服务，当然这个效果也是看得见的。在我和老汤之间他支持我比较多，因为有好多古汉语我不懂。我是学现代文学的，有很多地方讲中国文化必须古汉语很精通。那时候我们学过《说文解字》，可我的古汉语基础还不是很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就要请教汤一介。而我会跟他谈很多我所吸收的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视野。我俩讲得最多的还是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我们经常进行讨论，我是不太赞成儒家的，因为我觉得儒家对人性太羁束，什么都要规范、一致、一样，我比较喜欢自由，而且我比较喜欢道家那种潇洒、四处云游的人生状态。老汤他就不是特别喜欢这种，他说那都是幻想的、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我可以用我这一生来做。我们常常讨论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就是讨论人生的归宿到底应该是怎样这些问题。
我也不是那么自觉的探究“自由”这个问题，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严复讲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思想不是把民主作为主要的东西，民主是一种手段拿来用的，可是你用它干什么呢？追求自由，追求人个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他认为是最主要的中国追求，这跟西方把民主看为一切，民主就是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他这两句话印象特别深，也觉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不需要追求太民主的什么东西，选举、选票什么的，这些我一直是不看中的，但自由是我的灵魂，我一向看中自由思考。严复《天演论》写了这些，我写的《北大校长和中国文化》一文也特别强调严复他讲的这个自由精神。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严复讲的一样说了就做，你光说让别人做是不行的。我教书是这样，教学生也是这样，带研究生也是这样。我对学生也是从来不限制，当然这一点人家对我也颇有非议，觉得太不规范了，可是我觉得太规范就没有学问了。
谈点儿对年轻人的期许
我一直强调文学对“人文精神”的承担。我一直把它延伸为新人文主义，我强调新人文主义，因为我觉得新人文主义就是要让人的思想和意识、追求的东西不断地更新，按照人的要求来更新，而不是先听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者是概念再来更新，我觉得按人的当下需要来更新这样的更新才是自由的。
我觉得思想的自由对我和对青年一代来说都太重要了。这也是我理解的北大精神，不知道你们看过北大的日刊没有，当时每天出一张的北大报纸。《北大日刊》里头讲到的什么活动、什么通知，那都是让大家做平民教育；哪天有什么夜班都是为了给平民、工人、周围的农民补课，甚至于教他们认字，普及文化知识。当时天天都有这样的活动，这也是北大的传统，而且也不影响正课，都是利用晚上补习，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人这样做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给他们给年轻的工人农民补习呢？因为我们觉得必须把中国整个人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才有希望，要不然老是几个知识分子在那儿能做点儿什么呢？光是你一个人好或者光是几个人好没什么用呢！所以我们要尽量帮助别人也好起来，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这样我们的想法跟共产党的思想也非常合拍，所以我那时候一到北京48年就入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我的自尊自强自豪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受人欺负了，而这对遭受了半个多世纪苦难的中国来说非常不容易。
重新回到学校后，我也经历了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才重新站上讲台。回北大以后人家没有直接让我教书，回来以后我都是做的抄抄写写、刻蜡板的工作，要印讲义，刻在蜡纸上油印，都是人家写好了我去刻了给人家发，人家讲古诗我给人家找各种各样的注释，帮助人家做成讲义。
后来中文系招了一批留学生，我在农村放猪的时候拿那么小的英语字典一边做活一边看看，因而有些基础。虽然我英语说的不是很好，但是有很多词汇量，所以可以跟留学生讲几句交流，这样就让我去管留学生，当时谁都不愿意管留学生，因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你话讲错了，人家给你反映一句你就会遭殃，非常可怕，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中文系没人可找了就找了我。我因此英语被提高了，而且认识了很多国外的留学生。之后这些年轻的留学生回到自己国家有的成了很有名的学者。舒衡哲就是其中一个，我跟她很要好，后来推荐我去哈佛的好像就是她。
我从国外回到北大中文系后，就想建立一个中国的学术团体，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有自己的实践。我们要沿着这个路走可以很好，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理论，有我们的创造，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五六个、六七个人在那儿研究一些理论，发挥一些中国的思想，我回国以后就是想那么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总之，我们从来都没有唯西方论，也没有盲目自大，就是希望走比较的道路来清晰地看清楚我们自己和他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很多西方的理论都涌进来了，但我们接触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注重中国文化这个方面的，我们一直在想我拿它来做什么，是要用它来解决哪个问题，解释哪个问题。
对于现在的文化氛围，我非常忧虑，我觉得大家不要崇拜什么明星，不要成天去打游戏，这些把整个中国一代都给毁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的。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想什么呢？好一点儿的想出去旅游还可以长知识，差一点儿的一天什么都不想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成天玩游戏，看电脑、电视，而不去想今天活一天我干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生命都消耗掉了。我特别希望这种氛围能有所改进，可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大家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变得更好一点儿。前几年有国外的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我，那些孩子也没有理想，也没有想要做什么的愿望，也都是糊里糊涂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只想吃吃喝喝，不要只顾好吃的、好玩的、旅游而没有什么太多别的追求。当然对精神上的追求我也不能说他们都没有，但是大部分人是真的没有。回想我们当年，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中青年真的可以一起努力做些事情来改变现状，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三五人一起做一些对社会民族的理想有意义的事情。改革开放这40年应该更好地开花结果，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上，我们今天回首它，期待的是拥有一些面向未来的力量和经验。而这个经验的根本就是理想、热情和为社会做一点儿事情的愿望。
（本文系由乐黛云教授口述，中国社科院张锦副编审记录整理。原标题为《理想、热情与全民文化诉求：忆中国文化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