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刚：那难忘的岁月，是无言之美
第一次见费老师，他问我读过什么书
2021年3月22日，全系同学都非常敬重的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先生在辽宁鞍山家乡辞世，享年86岁。噩耗传来，令人心痛，与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7年冬天，停滞了11年的高考终于恢复，我以工人身份参加了这“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并把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考试后心中忐忑，便想到学校看看。
搭乘331路公交前往，车上很拥挤，售票员很差劲，开关车门不止一次夹到人。我虽是旁观者，却也心中忿忿，便云淡风轻地为全车人抒发了一下郁结之气。在中关村站下车，不远就是北大正南门，寻寻觅觅找到中文系当时所在的32楼，办公室崔老师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费振刚先生的大名，于是我来到费老师办公室，向他表达了我对北大的向往。
费老师问我都读过什么书？我说：在书荒年代没有系统读过书，只能抓到什么看什么。读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还读过一本红色封皮的《中国文学史》，但不全，只有讲唐代的一册，看完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种讲古代诗文的书。想把书看全，又去托人找，找来一本蓝皮的《中国文学史》，还是唐代部分，感觉把两本书的内容整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唐代文学，因为两本书引用的诗不一样，看过这样的书才能知道一首诗在整个唐代时间轴上的位置，知道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前后关系。
费老师面带微笑，我当时并不知道面前的费老师就是红皮文学史、蓝皮文学史的重要作者。我接着说：“高中毕业留城等分配的时候，还看过一本很厚的《汉语诗律学》，大约有九百多页，解决了我从小学开始在诗词格律上的所有疑问，一激动就把书抄下来了。”费老师问：“全书都抄了吗？”我说：“所有总结性的话都抄了，例证没全抄，每项只抄一首。因为还书有期限，全抄时间不够。但书后附的词牌全抄了，因为一首很长的词牌，用一行字母和符号就能表示，觉得很便捷，抄了备用，需要时能很快恢复成词牌格式（抄书时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词谱》《词律》的存在，并且我还能够拥有）。”
说着我把装在随身书包里的五六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掏出来，其中《汉语诗律学》占了三个笔记本，其他本子里是抄录的唐诗宋词及读书中看到的精彩段落。
谈话进行了不短的时间，无形中等于接受了一场面试。费老师最后说：“你的愿望我知道了，但录取是看分数，要达到北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才行，你回去等发榜吧。”谈话过程中，费老师总是面带微笑，有时似乎竟是情不自禁的微笑，我以为是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入学以后老师才对我说，那天他也在那辆公交车上。
每逢寒暑假，费师都会给我开一个书单
因有这段奇缘，在我如愿成为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的一员后，便得到费老师的很多提点与关照。
开学即进入先秦文学史的学习，老师说：“学文学史，几本文学史参考资料要好好读。”老师说的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老师还告诉我，我抄录的“汉语诗律学”是中文系汉语专业的一门课程，并未对文学专业开放。后来我选修了对文学专业开放的另一门课程“汉语音韵学”，由周祖谟先生讲授。
每逢寒暑假，费师都会给我开一个书单，告诉我假期里该读什么书。77级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所以第一个假期是暑假，费师把自己的线装本《史记》拿给我，让我在假期里通读。暑假后78级也入校了，全国大中小学都改回秋季入学的传统制式。寒假里，老师又让我通读了《论语》《孟子》《庄子》，还有一个假期让我通读了《左传》。
在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阶段，我写了一篇《论陶渊明的人格与风格》，呈请费师指教。老师看过我的习作，特意找到我，鼓励说：“文章已经上道了，我很高兴。”我心知，“上道”仅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学习唐代文学史之后的一个假期，老师让我读些宋元笔记，并拿给我《入蜀记/吹剑录》《武林旧事》《梦粱录》几册线装书，是进步书局印制的巾箱本，告诉我：“这是倪老师的书。”曾在费师家遇到过倪其心老师，知道他们私交很好。因为是倪老师的书，我格外精心地用道林纸沿旧订孔加了外皮，并以篆书印章形式添加书名，感觉这样比直接写书名更古雅美观。还书时说：“不知这样做合不合规矩，感觉对原书没有影响，如果倪老师不喜欢还可把外皮除去。”2002年8月倪老师离世，这几本书到了费师手上，费老师在决定和冯老师回鞍山故乡养老时又转送给我，我当年所订的封皮还在！
引荐诸位名师，为学生论文费心费力
在学习吴小如先生“唐宋词专题课”时，我写了一篇考据式的小文《说“顒望”》，通过对“顒”字字义的考索，来解释柳永词“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顒望”到底是怎么个望法。小文呈给费师，费师建议我向陈贻焮先生、袁行霈先生请教。袁先生过目后问：“你的文字学知识是怎样学来的？”我说：“因为选修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常识’课，另外也利用了北大图书馆209文科阅览室开架的《说文解字诂林》。”
进入四年级，我写了一篇比较正式的论文《论谢灵运山水诗“极貌写物”的艺术特色》，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读到日本小尾郊一先生赠送给北大图书馆的个人著作，这本日文原版书实际上是中国山水文学史的架构，给了我很多启发。论文得到费师的首肯，他建议我在一年一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学生场上宣读。
毕业前夕，一场非常纠结的初恋令我报考先秦文学研究生的考试失利，但也促使我思考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写成的毕业论文得到指导老师褚斌杰先生的首肯。
论文准备阶段，褚先生知道我读过毛诗和朱熹《诗集传》，便让我再读清人著述；费老师则提示我：“还可以看看闻一多先生的《风诗类钞》”。《风诗类钞》是闻一多先生尚未完成的研究，感觉他是要打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并更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风。我反复琢磨他对风诗的分类，努力以此为契机，来逆推他的思路。因为我论文的第一部分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诗经》恋歌，使用了中学时代读过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特别是恩格斯所引述的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学说。
初稿草成，请褚先生过目，先生说：“我们是文学专业，所以谈风诗艺术的部分要再加强一些。”后来褚先生在电大授课，介绍我把论文第二部分刊发在《电大语文》1984年2期上。其实我自己更看重第一部分的内容，也许有点离经叛道和惊世骇俗，但居然顺利通过了褚先生的法眼。老师给我的论文打了“优”和“92分”的成绩，费师在校园见到我就问：“你论文怎么写的？褚先生夸你呢。”我就把论文的复写本呈送给费老师，作为大学四年学习生涯的总结和汇报，藉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
和费老师多了一层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1982年2月，我迈出北大校门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古典部的一名编辑。和费老师在师生关系之上又多了一层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1987年，我为编辑室策划了一套“古诗类选”，延请费师担任其中《怀亲诗》的选注，当时费师正在日本执教，选的最后一首诗是晚清黄遵宪在日本写的《又寄内子》：“十年欢聚不知愁，今日分飞独远游。知否吾妻桥上望，淡烟疏柳数行秋。”费师在日本东京选黄遵宪在日本东京写的《又寄内子》，诗中还有“吾妻桥上望”，可以看出费师对师母的一番深情，用这样一首诗为《怀亲诗》殿后，具有怀亲和纪行的双重意义。费师说，他后来真的去寻找过吾妻桥。
1992年，古典部整体推出“精华丛书”二十种，我邀请费师承担了其中的《古代游记精华》。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散文选译，我邀请费师与我合作完成了《郦道元、杨衒之散文选译》，费师选译注释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我选译注释郦道元的《水经注》。《怀亲诗》《古代游记精华》和这本散文选译问世后，费师不止一次提起：“‘文革’以后到现在，我出了三本书，三本都和宋红有关。”其实这是老师对人文社的支持和对我的帮助，感念老师！
费师参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63年，是人文社重印率很高的长版书，几十年来，沾溉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我们77级同学就是用这套教材学习文学史课程的，所以我对这套书很有感情。
大约在1997年，这套书的重印和维护工作交到我的手上。昔日不过是开个重印单的事，到我接手就变得复杂起来。当时还是铅版印刷，旧有纸型损坏，需要重新排版，也就需要重新读校样。于是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很认真地通读了四卷书的校样。
毕业多年之后重读文学史，在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重读之下，深感这套书体例恰当，章节匀称，断语准确。重读校样也订正了原来排校、行文、引文上的一些疏失，费师在《再修订后记》中提到：“全书有近八百处做了修订”，包括“更换个别材料”。
这便是第三编谈到“南北朝散文”时，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巫峡”一节：“自三峡七百里中”，至“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引文结束。许多年来，该文一直被认为是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名篇，然而这段文字恰恰不是郦道元的手笔，而是他注《水经》时迻用了晋宋时人盛弘之《荆州记》中的一段。《太平御览》卷五十三收录此文，标注赫然。所以在我的提议下另换了引文。
此次修订后不久，教委也对老教材提出修订要求，所以人文社与费师正式商洽，邀请费先生和廖仲安、孙静、李修生、沈天佑诸先生共同讨论，分头负责，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对《文学史》做了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修订，费师在全书最后的《再修订后记》中对第三次修订也有说明。我写了一篇《老树着花无丑枝——修订本编辑手记》，刊发于《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期，并收入当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蒙恩师不弃，2018年又将小文揽收到他在北大出版社所出新著《我是燕园北大人》书末，让我再一次附骥。
第三次修订于2002年3月定稿，3月末，出版社请几位参与修订的先生在京郊红螺寺开了一个庆祝会，出席活动的有廖仲安先生，还有费振刚、李修生、沈天佑三位先生及夫人，孙静老师那时好像没在北京。大家交流心得，游赏名胜。红螺湖边有个可以命名为“浪遏飞舟”的戏水项目，一条传送带把水和船形箱体送到高处，然后再从水滑梯上飞冲下来，冯老师觉得有趣，问费老师敢不敢坐，费师说：“那有什么不敢的。”冯老师鼓动我和费老师一起坐飞船，她来拍照，于是我和费老师就真的当了一回“时间飞船”里的少年，并被冯老师抢拍下来。冯老师的抢拍非常精彩，回看照片，感觉极其珍贵。忝为门生，能有这样一番经历并立此存照，真是三生有幸！
大约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他都知道
费师主持系政多年，对系里的老先生非常尊重。
1993年，费师操持了为褚斌杰先生庆贺六十大寿的祝寿会，我作为出版社的代表和褚先生的论文弟子参加。在集体寿礼之外，我又凑刀为褚先生镌刻了一枚“褚氏藏书”印章，先生很喜欢。中午的寿宴上，费老师、倪老师和寿星褚先生联袂而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其实费师只小褚师两岁，作为同治先秦文学的同事，他总是把褚先生排在前面，所以费门和褚门的弟子也情同一家，关系亲密。而费师自己的六十大寿并没有办祝寿会，到七十岁时，才由弟子们为老师举办了一个非官方的祝寿会。我为老师献上的寿联是：
能振聋发聩 后辈门墙承化雨
不刚吐柔茹 先生道德铸文章
“刚吐柔茹”出《诗经·大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很符合老师的为人，作为对句，虽然与“振聋发聩”的两个动宾结构词性不同，但可以各成句中自对，而四字成语的首字正好嵌入老师的大名，所以自己对这幅寿联还是满意的。
费师心中不仅装着系里的老师、系里的教学，也装着全系的学生，很多同学他都能叫上名字，对77级则更多偏爱，大约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他都知道。同学毕业了，他的心也没有放下，为学生的点滴进步和成长而欣喜。
毕业后我更乐于做考据，写了《“冰下难”有版本根据》《“五花马”辨说》《从“牢丸”到包子 》《从“齿木”到牙刷》《中国人使用牙刷考》等文章，关注的多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内容，诸如“五花马”是什么马，唐宋人夏季怎样用冰，中国人何时开始吃包子，何时开始用牙刷之类，动笔都是一时兴趣，没想到费师都很关注，并一语破的曰：“宋红你这学问越做越冷门啦。”我想，老师的意思应该和当年褚先生的意见一样，就是“不要离开文学”。
“我们准备不足啊，没有给大家开出更好的课程”
费师荣休后一度频繁往返于梧州、北京和加拿大，病后回乡安养，仍会常回燕园。每次回来，我都会过去探望，然后到他们喜欢的餐馆小酌。
最难忘的是2018年11月21日，费师夫妇从鞍山回京，燕梅也从加国回来。我和林东海先生邀请他们一家三口来到在和平里开业的东四阿静，吃龙虾，喝我们自带过去的澳洲红酒，老友尽情畅谈。林师劝费师“放下”，核心意思是“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四个半月之后，林东海先生突发急症，当夜即报病危，辗转病榻376天后辞世，原本身体康健、精神矍铄的东海先生竟然走在了费师的前面。林师辞世不到一年，费师也驾鹤西行，2018年11月21日，成为两人最后相见的日子，而那也是费师最后一次回京。
2020年9月，陈建功学兄在班级微信群中提议，自驾赴鞍山拜望费老师和冯老师，我当即报名坐车。最后是七人二车赴鞍山，9月19日出发，24日返回。我每日以诗纪行，拜见老师当日的诗是这样写的：同学七人代表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全体同学和班主任张剑福老师远赴鞍山拜望费振刚先生、冯月华老师。
九数师生共，龟龄六百年。
门墙承雨露，驿路栉风烟。
绛帐移关外，斑衣娱座前。
举杯同献寿，花好月轮圆。
2018年11月还能乘坐出租车，并自己走楼梯上楼的费师，如今已不能行走，全靠别人用轮椅转移，但见到我们很高兴，而且还都能认得。平日已很少整段说话的费师在酒宴上说了很多话，他说：“77级同学能到鞍山来看我，让我很感动，你们是把对老师的爱放到我身上，让我……”说着就声音哽咽了。同学说：“我们对老师都是一样的。”老师接着说：“对不起大家，我们准备不足啊，没有给大家开出更好的课程。”40多年过去了，费师还在反思当年的教学工作。其实我们很幸运，赶上了系里老先生登讲台授课的末班车，林庚先生、周祖谟先生、吴组缃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席间我向费师献诗，费师则在众人面前提起和我在公交车上的巧遇，并明确说：“宋红是‘文革’后我的第一个学生。”
建功学兄当场和费师约定：“以后我们每年开车过来看您。”然而仅仅过去半年，费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同学说：“好在我们去年到鞍山了，不然将会非常非常的遗憾。”得知讣闻的当天，微信班群里就开始交班费，最终由张鸣学兄和我再赴鞍山，代表班主任张剑福老师和文学77级全体同学向我们的老系主任作最后告别。我写下挽诗：
生刍一束奠吾师，犹记当年初见时。
乍暖燕园萌异草，逢春锦柏放新枝。
磨砻四载石成玉，著述千秋事入碑。
作别寝门含泪问，重归辽鹤是何期。
不知费师何日才能化鹤归来，我要说：师恩永在！“那难忘的岁月，是无言之美”。
